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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英语:translation studies),或称翻译学,是一门跨领域学科,有系统地研究笔译、口译、和本地化之理论、描述、和应用。翻译研究从多种支援翻译的研究领域借用了许多事物。这些领域包括比较文学、计算机科学、史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和词汇学。
翻译研究一词是由阿姆斯特丹的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尔姆斯于其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1]中提出的,这被视为对此学科的基础陈述 [2]。一些英文作者偶尔会使用“translatology”来描述翻译研究(更罕见的是“traductology”),相对应的法文是“traductologie”(如法兰西翻译学会—— Française de Traductologie)。传统上,欧洲会把口译放在翻译研究中(如欧洲翻译研究学会——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而在美国,更偏好的用法是“翻译与口译研究”(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如美国翻译与口译研究协会(America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
综观历史,翻译研究一直是规范性的(prescriptive,告诉译者如何翻译),甚至到了讨论翻译并非规范性一事,会被视为与翻译无关的地步。举例来说,翻译研究的史学家回溯早期关于翻译的西方思想时,会将西塞罗对自己如何透过将希腊文译为拉丁文,以精进其演说能力的注解,视为滥觞——这是耶柔米之后称为意义对意义翻译的早期描述。在更早几世纪前的埃及,对口译者的描述性历史是由希罗多德所提出,这多半不被视为翻译研究——据推测这是因为其中并未告诉译者如何翻译。在中国,对于如何翻译之讨论始自汉朝对佛经的翻译。
1958 年,于莫斯科召开的第二届斯拉夫大会上,对于翻译该采用语言学方法还是文学方法的争论达到了高峰,以致于出现应将翻译视为独立学科以研究所有形式的翻译之倡议,而不是将翻译完全置于语言学研究或文学研究之内。[3] 在 1960 年代的美国大学中,例如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翻译研讨置于比较文学之下。[4] 1950 与 1960 年代间,对翻译的系统性、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研究开始兴起。1958 年,法国语言学家 Jean-Paul Vinay 和 Jean Darbelnet 对法文和英文进行了对比性的比较。[5] 1964年,Eugene Nida 出版了《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这本手册讨论了圣经翻译,在某些程度上受到了 Harris“转换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的影响。[6] 1965 年,John C. Catford 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理论化。[7] 到了 1960 年代与 1970 年代早期,捷克学者 Jiří Levý 与斯洛伐克学者 Anton Popovič 和 František Miko 致力研究文学译者的风格。[8]
这些开创文学翻译研究的事迹,都收录在 1972 年于哥本哈根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上,James S. Holmes 所发表的论文里。在这篇名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中,Holmes 建议收拢散于各处的学科,为翻译领域设一类别。1995 年,Holmes 所提出的“地图”见于 Gideon Toury 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译《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9]
1990 年代之前,翻译学者—尤其是规范学派(prescriptive)、描述学派(descriptive,亦称描写学派)和目的论学派(Skopos)的学者—倾向成立专门的思想流派。自1990 年代开始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翻译学科开始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并行不悖,不但相互借鉴研究方法,也参照其它学术学科。
就研究层面来说,主要的思想流派倾向将重要理论概念收拢起来,大部分概念都成为争论的焦点。
1950 和 1960 年代期间,翻译研究者都倾向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获致“对等”(equivalence)。“对等”一词有两个独特的意义,对应到不同的思想流派。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对等”通常是一对一的对应,介于语言形式中、或介于严谨的科技词汇或词组里,因此“对等”会与一系列的“取代”相对。然而,在 Vinay 与 Darbelnet 等学者取自 Bally 所代表的法国传统里,“对等”是相同的功能值所获致之成品,通常这需要在形式上有所改变。 Catford 于 1965 提出的对等见解,亦属法国传统。到了 1970 年代间,俄罗斯学者采用了更广泛的“对等”概念,取语言转换(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所导致之物作为对等。
如 Fedorov (1953) 和 Vinay & Darbelnet (1958) 所述,对于对等的讨论多伴随着“翻译方案”(translation solution,亦称步骤 (procedure)、技巧 (technique)、或策略 (strategy))一起讨论。1958 年,陆殿扬(Loh Dianyang)的《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Translation: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借鉴了 Fedorov 和英语语言学家的想法,针对中英翻译提出了翻译方案之分类。
在这些传统中,获致对等方法的讨论通常是规范性的,且与译者的训练有关。
“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是 Toury 于 1995 出版《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译《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时所创建的词汇,用来建构经验法则的描述性学科,以填补 Holmes 的地图。科学方法可用于文化产物的想法,由俄罗斯的形式主义者在 20 世纪初提出,之后被比较文学的多名学者再次阐明。现在科学方法应用于文学翻译上。其中一部分是 Even-Zohar 于 1990[10] 年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theory of polysystems),其中指出,翻译文学会被视为接收方或目标文学系统的子系统。Gideon Toury 根据他的理论,表示在以研究为目的时,考量译文是否为“目标文化的事实存在”是必要的。讨论文学翻译时,“操控”(manipulation[11])和“赞助人”(patronage[12])等概念也同时开展。
目的论是翻译理论的另一个典范转移,可追溯至 1984 年的欧洲。那年德国出版了两本书:一是 Katharina Reiss(亦拼写为 Reiß)和 Hans Vermeer 合著的《翻译通论基础》(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13]一是 Justa Holz-Mänttäri 所写的《译者行为》(Translatorial Action,德文书名为 Translatorisches Handeln)。[14] 这两本书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这理论表示,达成译文该有的目的最为重要,甚于“对等”。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指出,在翻译研究上还有发展的空间。André Lefevere 在其编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book)中对此有所描述,他与其他学者如 Susan Bassnett 也快速呈现了翻译研究和其它领域及概念的交流,包括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15]及文化交流等。
“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在极大程度上来自霍米·巴巴对 Salman Rushdie 之解读,这记录于前者的《文化地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中。[16] 文化翻译是文化研究里的概念,用以表示在所指涉的文化中,不管是语言上的、或其它方面的转化过程。这概念使用了语言上的翻译,作为分析文化里的转化与交流之工具或隐喻。“但是,尽管翻译拉近了不同文化,但翻译中一定会在文化间造成形变。”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澳门理工学院的胡庚申教授发展的研究方向。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会涉入文化间的适应与选择过程,进而专注在翻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译者的中心角色。其核心概念为“译者中心”(translator-centeredness)、“生态平衡”(eco-balance)、以及翻译即“文本移植”(textual transplants)。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translatology Research)已针对生态翻译学举办了五次讨论会,并于 2011 年创立了《生态翻译学学刊》(Journal of Eco-Translatology)。[17]
译史研究(translation history)关注的是译者身为专业人士与社会族群的历史,也关注翻译历史在文化的发展、互动、甚至消亡时的指标意义。关于译史的部分原则,已由 Lieven D'hulst[18] 和 Pym 提出。[19] 译史研究的主要专案包括牛津英文文学翻译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和法文翻译历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en langue française)。
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文选已由 Robinson (2002)[20] 编纂,收录人物至尼采为止;法文理论(1748–1847)由 D'hulst (1990)[21] 编纂;西班牙文由 Santoyo (1987)[22] 编纂;波兰文(1440–1974)由 Edward Balcerzan (1977)[23] 编纂;中文由张佩瑶 (2006)[24] 编纂。
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包括了译者是谁、和译者工作型态(工作场所研究)的研究,及何种翻译资料可以用来解释语言之间的思想流动。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专注于发生在殖民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翻译,或介于众多前殖民地之间的翻译。[25] 它们从根本上质疑“翻译在完全分离的文化和语言之间发生”的假设。
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研究译者性别方面之事、[26]译者翻译的文字所呈现的性别本质、[27]也许与性别相关的翻译过程、以及用来描述翻译的性别隐喻。早期研究者有 Luise von Flotow、Sherry Simon 和 Keith Harvey[28]。
在伦理道德(ethic)领域中,Antoine Berman 和 Lawrence Venuti 发表了许多与众不同并引起诸多讨论的论文,但这些论文均同意以下观点:翻译时应强调译入语和译出语、译入文化和译出文化的不同。两人都对“文化上的差异〔……〕能最好地保存〔……〕差异性”该如何达成感到兴趣。[29] 在之后的研究中,学者使用了 Emmanuel Levinas 的道德伦理和主体性的哲学著作。[30] 鉴于对他著作的多种诠释,在翻译的道德伦理研究中,他对伦理责任的概念有着多种结论。有些研究假定翻译本身在道德上是有疑虑的;而其它研究则认为作者或文字与译者之间的关系,是更人际间的,因此翻译是平等、交互的过程。
与这些研究相映成趣的,是对译者责任的普遍认可已有所增加。许多笔译者与口译者都被视为区域政治冲突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如何从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判断中独立出来,以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式工作,已成为问题。研究导出的结论,是笔译者与口译者不但被视为语言的传递者,还是社会与政治运动者。[31]
一般咸信,伦理规范(ethical code)提供了部分指引原则,以降低不确定性、提高专业水准,这在其它学科中已有所述(例如军医伦理规范或法律伦理规范)。然而,在翻译研究中对于伦理道德的概念尚无清晰的认知,因此对于此规范的意见形成,还有极大的差异。
影视翻译研究(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 AVT)关注的是声音和(或)影像环境下的翻译,包括电影、电视、电玩、和一些现场活动,例如歌剧。[32] 这领域中各项研究的共同起源,是翻译会在多符号系统(multiple semiotic system)中发生,要翻译的文字(多符号文字—— polysemiotic text[33])会透过不只一种符号频道来传递讯息,亦即不仅仅透过书写或语言,也透过声响和(或)画面来传递。[34] 此研究下的翻译模式有字幕(subtitling)、配音(dubbing)、和旁白(voice-over),但在歌剧或戏院的现场演出中,也有歌词字幕(surtitling)。[35]
通常传播媒介的可用性研究(media accessibility studies)也被归类在影视翻译研究之下,[36]例如为全盲与弱视者准备的口述影像和听障者专用的字幕,是这类研究的主要目标。在影视翻译研究中,不同的媒体形式与翻译模式所加诸的多种条件与限制,都会影响翻译该如何进行;同时,这通常也是大部分 AVT 成品或过程的研究核心。许多 AVT 学者和从业人员都是“欧洲影视翻译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creen Translation,简称 ESIST)的一员。
非专业翻译(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指的是非专业译者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这类活动通常会通过互联网进行。[37] 伴随着近年开展的科技民主化、以及互联网的盛行,这些实践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自发的志愿翻译活动已在世界各地兴起,涵盖了多种书面与多媒体产品类型的翻译。
正常来说,并未接受过翻译训练的志愿者即可加入,但受过训练的译者也可能参与其中,例如“无国界译者”(Translators without Borders)。[38]
由于每位学者对非专业翻译应具备的重要特性有不同想法,非专业翻译的描述也不一而足。O'Hagan 使用的是“用户产生的翻译”(user-generated translation)[39]、“汉化组”(fan translation)[40] 和“社群翻译”(community translation)。[37] Fernández-Costales 和 Jiménez-Crespo 倾向使用“协同翻译”(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41][42],而 Pérez-González 称之为“新手翻译”(amateur subtitling)。[43] Pym 认为,非专业翻译与专业翻译的基本差异,在于金钱上的报酬,因此他建议称为“义务翻译”(volunteer translation)。[44]
最受欢迎的几种非专业、且由爱好者控制的翻译活动,有“字幕组”(Fansubbing)、“配音组”(Fandubbing)、“ROM 骇客组”(ROM hacking)或“游戏汉化组”( fan translation of video games)、以及“扫描组”(Scanlation)。这些实际活动多半有着强而有力、凝聚力十足的爱好者基础;而更大型的非专业翻译专案常使用“众包”(crowdsourcing)模式,由公司或组织所控制。自 2008 年起,Facebook 已透过众包让用户翻译其网站,而 TED 大会则设立了开放式翻译专案(Open Translation Project)[45],让志愿者使用 Amara[46] 平台在网络上建立 TED 演讲的字幕。
本地化研究(localization,又称“在地化”或“本土化”)关注的是当代语言产业的翻译,在语言之间采用技术文字(即“进行本地化”),然后修改、以符合特定的“地区设定”(locale,即透过语言类型及多种文化变因所定义的目标地区)。本地化多半与软件、产品文件、网站、和电子游戏有关,在这些领域中,科技元件是关键。
本地化有个关键概念,称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国际化过程中,产品中带有特定文化象征的事物会被去除,以便同步本地化成多种不同的语言。
口译研究(Interpreting Studies)多半与翻译研究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似性,两者都包含了从一个语言转换到另一个语言的过程。的确,口译活动长期被视为翻译的特别形式,一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引入科学方法后,口译研究才逐渐从翻译研究中独立出来。虽然口译研究大量使用翻译研究的理论架构,[47]但前者一直专注在口译活动的实务与教学法上。[48] 这让口译研究稳健地从翻译研究中解放出来,同时,跟后者一样根基于跨领域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出独立的理论架构。口译研究已经发展出数种方法,也经历过多次典范转移,[49]引领至最近的口译者、口译工作、和口译环境之社会学研究。
翻译研究已随着翻译学校和大学翻译课程的成长,而有所发展。1995 年针对 60 个国家的研究指出,大学以上开办的翻译或口译课程,已高达 250 个。[50] 到了 2013 年,同一个数据库显示提供翻译训练的机构已经超过 501 所。[51] 同样地,翻译学术研讨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翻译期刊、和翻译相关的出版品也有所增加。翻译的能见度也促成许多国家及国际翻译研究学会之成立。2016 年 9 月,有十所相关机构成立了“国际翻译与口译研究学会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Translation and Intre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s,简称 INTISA)。
在这学科中,成长中的多种典范被认为是冲突的可能来源。早在 1999 年,于西班牙维克大学(University of Vic)举办的“笔译及口译人员训练:千禧年新方向”论坛(Vic Forum on Training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New Directions for the Millennium)中,非本质主义者和经验方法之间就因为概念性鸿沟进行争论。与会者 Rosemary Arrojo 和 Andrew Chesterman 明确为两种方法寻求共识。[52]
正如大多数已发展的理论都是透过和其它学科—如语言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哲学、社会学、或历史编纂学—交流之后,才得以成长;由此可知,跨领域已使建立了新的典范成为可能。同时,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存在的学科,也可能导致这学科碎片化。[53]
第二个冲突来源来自于理论与实务的鸿沟。早期的规范主义给描述主义和理论化提供了空间,专业人士认为翻译研究的应用性并不高。同时,大学的研究评量并不太看重(如果有一丁点看重的话)翻译实务。[54]
翻译研究有拓展研究领域的趋势,且这趋势应会持续下去。根据 Roman Jakobson 的论文所述,这一点延伸到适性研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adaptation studies)、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符号系统间的翻译(translation between semiotic systems,例如从影像到文字到音乐)、以及翻译作为所有诠释类型及进而作为所有理解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