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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楚教乱（1796年－1804年），又称之为白莲教之乱、川楚白莲教起义或川楚白莲教起事，指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政府的事件。
清朝乾隆晚期，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大量饥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川楚边境就食。川、楚、陕三省边境，尽是崇山峻岭，辽阔广袤的“南山老林”与“巴山老林。”[1]这些棚民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受尽各种不平等的剥削，生活极为艰难。[2]
而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襄阳地区的白莲教首领齐林、王聪儿、宋之清、樊学明等谋划于正月元宵灯节，趁官府疏于戒备之机起事。然事泄，齐林、宋之清等人惨遭杀害。唯齐林之妻王聪儿和刘之协幸免于难。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再约定于次年起事，然又为清廷侦知，便以邪教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时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3]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4]此举进一步激起了教众的反抗。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带的教众张正谟、聂杰人等首先起事。枝江的刘盛鸣、长阳的林之华、覃加耀、黄廷柱，宜都的曾广宁等人相继响应，很快就蔓延到四川、陕西、河南等省。时嘉庆尚未亲政，政务由乾隆处理，乾隆遂命和珅之弟和琳、大学士孙士毅、福康安、成都将军观成、总督福宁等剿之。一开始清军主力指向湖北，企图集中兵力围歼襄阳教军。然八月，襄阳教军突围，从襄阳地区转至钟祥。十月，达州徐天德、王登廷起事，东乡冷天禄、王三槐接连起事，接着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亦起事。十一月，陕西安康冯得仕、林开泰、翁禄玉起事。十二月二十一日，方山寨罗其清聚徒起事，苟文明、鲜大川等人应之，一时聚教徒数千，推罗定国为“老教”、罗其清为“元帅”。
嘉庆二年初，襄阳教军进军到河南。为了分散清军兵力，二月初，在河南滹坨镇的襄阳教军兵分三路，突破清兵重围，成功在镇安会师，再分兵移师四川，行踪不定，机动灵活，“不整队，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兵疲于奔命。三月初十，襄阳女子王聪儿、姚之富等人起事，成为各支白莲教军队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游动作战。
教军在东乡会师后，各路教军决定按地区进行编组，以黄、蓝、青、白等各色为号。湖北襄阳教军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称襄阳黄号，兵力亦最强大。四川教军徐天德为首称达州青号，下属有徐天寿、赵麻花、汪瀛等各部；冷天禄、王三槐等部称东乡白号，下属有张子聪、庹向瑶各部。明亮等率领清军从三面向四川包抄，襄阳教军决定撤离四川。
当时八旗兵将领长期养尊处优、生活腐化，早已丧失战斗能力。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大为削弱，作战时往往“虚张声势，稍有斩获，以少报多”。清军将领“惟酒肉笙歌自娱”，战事一起则“拥兵自卫，或命将弁堵剿，将弁亦不向前，惟催督乡勇，乡勇亦不踊跃”。总兵德楞泰以为白莲教“行不必裹粮，住不藉棚帐，党羽不待征调，蹂躏于数千里”的流动作战方式，提出实行“令民筑堡御贼”之法。[5]此法甫出，即收良效，“绅士梁友谷等筑堡团练，贼不能犯，保护乡里十余万人”。合州刺使龚景瀚进一步提出坚壁清野法，更强调团练功能，明确提出在“清查保甲”基础之上组织团练。每户取壮丁二三人，官方发给鸟枪刀矛等器械，每一堡寨择营中千把或外委一员，兵三四名，组织训练。由于各支白莲教军互不统属，无法相互呼应，遂被清军队各个击破。七月王聪儿、姚之富部由白帝城（奉节）回军入鄂，攻阵巴东、兴山，向宜昌前进，然为清军所堵，遂转往陕南，西至宁羌，再越秦岭，剑指西安。清总兵王文雄于焦家镇圪子岭和王聪儿接仗，王聪儿不敌，退至山阳（商县之南）。
嘉庆三年（1798年），德楞泰追至山阳，王聪儿再退，德楞泰以一日一夜一百七十里的速度穷追，追到郧西，白莲教军被围困在三岔河。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死。其余部由张汉潮统率，冲出重围，再转入陕西。嘉庆三年（1798年）春，因平乱进展缓慢，额勒登保被夺爵职、花翎，降为副都统。白莲教军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故能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三年十一月下旬，张汉潮部拟由川入陕。川北的龚建等带领千余人打算与张汉潮会合，遭清军围剿未遂。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乾隆驾崩，嘉庆帝正式亲政，立赐死和珅，并逮捕戴如煌、常丹葵等官逼民反的祸端以收买人心。[6]和珅伏诛之日，王三槐押解到京。嘉庆帝命军机大臣等审问三槐，供称“官逼民反”四字。清廷改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并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坚壁清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白莲教青号徐天德部为额勒登保所败，逃至开江仁市铺，与黄号王光祖会合。三月，清军追打冷天禄于大竹，萧占国、张长庚由阆州逃窜至营山，并斩杀萧占国、张长庚，再杀冷天禄。嘉庆四年，清军庆成，陕西巡抚永保与明亮有隙，“师行不相顾”，八月，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督师明亮，并将庆成、永保二人撤职。
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白莲教军高均德等部入房县。八月，清总督倭什布、清将明亮、恒瑞、德勒泰、王文雄、孙清源等迎战，教军不敌，转入竹山、竹溪，再谋退驻河南。是年九月中下旬，张汉潮率主力由凤县入留坝，清军明亮、恒瑞带兵追剿。双方在留坝山、南江口一带展开血战。张部杀马骡以塞山路，困阻追兵，翻越老林，败走徽县。同时教军樊人杰、唐明万等路屯聚黄村十二坝，攻破西路双泉子卡隘，击毙都司吴经国，转往锺家沟，准备从南郑、沔县过汉江。这时清军王文雄部赶到新集一带防堵，并在瓦子岭于教军接仗，樊人杰受重伤。十一月，苍溪战役爆发，教军打败额勒登保、穆克登布和杨遇春所率领的清军。王廷诏、杨开甲率二万余人经陕西城固进入甘肃，徐天德进入湖北。
嘉庆五年（1800年）二月，冉天元部经过剑州、南部、盐亭、射洪，进军到江油马蹄冈。三月，江油战役爆发，冉天元部大败清将德楞泰，然清援军在杨遇春、罗思举的率领下赶到，内外夹攻，冉天元因战马受伤，坠涧被俘，阵亡于成都。此后，白莲教军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多万人剧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亦继牺牲或被俘。三至五月间，转战甘肃等地的教军先后回陕西。四月，杨开甲、辛聪、张天伦等在西乡一带包围清军恒瑞部，不久因清援军赶来，教军北撤，留张汉潮余部阻挡追兵，被清军杨遇春部杀伤众多。六月，刘之协在河南峡县与李岳、孙继元、王哲等千余人再度起事，自称天王刘之协。清布政使马慧裕发兵镇压，刘之协战败，欲逃往湖北，途经叶县时，被清兵逮捕，传送京师处凌迟。七月，勒保在川经略无功，清廷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对白莲教军迎截夹击。额勒登保用兵，赏罚分明，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人乐为用。[7]湖北道员胡齐仑治饷馈送诸将，只有额勒登保无所受，诏嘉其“忠勇公清，为东三省人杰”。教军伍金柱、高天德、马学礼部由甘肃转入湖北，清提督王文雄于西乡截堵马学礼部，马应祥以近两万人设伏于法宝山中，双方展开激战，二十五日，鏖战至午，文雄左臂被马应祥砍断，坠马被杀，副将鲍贵及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士卒等数百人战死，尸横遍野。十二月上中旬，教军高天升等部进入汉北山地，与樊人杰、冉天士、冉学圣等部合队，由洋县华阳东走，打算攻下商洛。因遭到清军防堵，转攻观音堂、田家岭，因清军防守甚坚而不下。至年底樊人杰部由宁羌入四川。冉学圣等改走华阳，与高天升等入甘肃。十二月十九日，冉天元和杨开第部由南郑庙坝出击，攻打陈家垭未果。冉天元部再分三路，攻扑巫山垭又失败。高天升在洵阳失利牺牲。
嘉庆六年（1801年），川东教军领袖徐天德部入陕西，在西乡两河口渡河时，被德楞泰军追及，船翻溺死，教军分裂，走向衰败。二月，杨遇春生擒王廷诏于川、陕交界的鞍子沟，长麟拿获前此戕害王文雄的教军领袖马应祥，仁宗特降旨以马应祥首级传送王文雄家祭致。四月初一，杨遇春兵与高家营激战于铁锁关、二郎坝，生俘高天德（高三）、马学礼（马五）等。嘉庆帝晋额勒登保二等子爵，杨遇春世袭骑都尉。教军冉学胜部乘清长麟军南下，在留坝大败清军杨奎猷部，擒斩清总兵、副都统以下将士数百人，获大量米粮，再由秦州渡渭水。四月，额勒登保亲率大军追击冉学胜部，冉部渡汉南，进入巴山。五月，冉部又与曾芝秀、张天伦等部会合。额勒登保急调杨遇春军来战。张天伦军遭清军突击，大部牺牲。曾芝秀、冉学胜部分兵败逃。六月，清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与参赞大臣德楞泰在平利集议，以清兵八万，分三路围剿三省边界。七月，勒保军在四川击败冉学胜部，冉学胜被擒处死。八月，德楞泰军追击龙绍周、苟文明部。龙绍周在逃往平利时被清军所杀。十一月，额勒登保与德楞泰移军川北，勒保赴川东。教军苟文明部则抢渡嘉陵江，奔赴甘肃阶州。
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苟文明部在开县被德楞泰军战败，黄号辛聪被斩于南江，苟文明由西乡偷渡汉江，逃回老林，额勒登保自请罪，降一等男。二月，教军刘永受部被清杨遇春军击败，在华阳与苟文明、宋应伏会合，翻越秦岭北上。六月，额勒登保歼灭苟文明部于龚家湾，苟文明仅以身免。七月，苟文明被杀于花石崖，其余部苟文润和宋应伏转汉南山地。至此，陕西境内的教军基本肃清。十一月，清兵副将海常追击苟、宋部于西乡菩提河佛头崖，被击毙。清军杨遇春部移师宁羌、沔县，防堵川北教军再入陕西，并追击宋、苟部。
嘉庆八年（1803年）正月始，额勒登保、德楞泰、穆克登布、杨遇春等先后带兵搜索老林数次，然中教军姚馨佐部冯天保、余佐斌、熊老八等伏，清将穆克登布轻敌，被熊老八袭杀，中矛而死。[8]穆克登布与杨遇春齐名，长期随从额勒登保作战，殁时清廷震悼，追封二等男爵，加轻车都尉世职。同时，苟朝九和宋应伏等教军亦在通江、南江屡创清兵。三月，额勒登保部下罗声皋追击苟朝九部，苟部兵分两路，一路走太平，另一路入陕。四月，苟朝九部赵全友等数百人入陕西，于汉江南岸被清军额勒登保部击败，赵金友等逃入四川，于六月被杀于四川大宁。额勒登保宣布三省肃清，并大量裁减乡勇。清兵各营相继撤走，乡勇每人给银五钱交回兵器，再给银二两资回籍。然此举反致乱世再起，因原被清廷用以镇压教军的乡勇多是当地流民，“皆百战之余，腾矫如猱，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解散后无家可归，心生不满，转而起义抗清，一时声势又起。清副将朱槐被斩。统兵大员束手无策，“大军遏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嘉庆帝得报，下诏斥责额勒登保“今自与德楞泰会合以来，又阅月余，老师靡饷，一筹莫展。”[9]此时，川北大雨，军不能进，额勒登保、德楞泰均卧病不起。
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清军德楞泰部在陕川交界的凤凰寨败苟文润部，八月，教军叛徒赵洪周杀死苟文润投降清军。九月，苟朝九在南郑被俘杀，不久王作经也在四川白岩湾跳崖牺牲。
嘉庆十年（1805年）五月，教军最后一位主帅王世贵被杀，川楚教乱正式被平定。新任陕甘总督那彦成于边界“留心防范”，对于白莲教徒不再搜查滋事，“日久可自行潜消”。[10]
乾隆后期，贪渎成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并土地，贪官污吏横行。御史钱沣曾奏劾毕沅于甘肃冒赈一案侵蚀公款，及至毕沅在湖广总督任上时，更和湖广的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三人朋比为奸。[11]。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刚爆发时，毕沅受权臣和珅指使，为了粉饰太平，对此隐瞒不报。
为平息叛乱，清政府征调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五易统帅。[12]然乱世仍持续数年，就军事层面来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更在起义中暴露无遗，使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而就财政层面来说，此役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二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财政收入，严重冲击清政府的财政能力。[13]“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14]。
总言之，川楚教乱对清朝国力影响深远，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此后，于乱世后期爆发的苗民起义，及川楚教乱平乱不久，天理教于直隶、河南、山东诸省领导的癸酉之变更再次打击清朝统治，清朝盛极而衰。
秦平和岑大利认为在一定程度了否定了盛世的说法。[15][16]然而历史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指出，从约1300年到1750年，中国和欧洲发生的战争数目大致相当，1750年后至1839年可被称为“清朝大和平时期”，尽管该段时期民变不断，且当中有些民变规模甚大，但是也比1200年前的中国历代朝代的战事少[17]。亦有说法认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盛世不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在康雍乾时期，自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中原地区就没有战争，国内也没有长期和大型的战争，社会上就没有大规模的破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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