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艺术继承和发扬先秦多种形式艺术与技术的基础，造形意识从萌芽逐渐趋于成熟；西域与佛教外来艺术的传入，更丰富汉代绘画与雕刻的题材与技法，表现出极高的原创性[参1]。无论陶兵马俑、歌舞俑还是画像石、画像砖，工匠懂得雕刻这些作品的人、神、兽。工匠除了用特殊的艺术手法塑造和描画古代著名人物、神仙妖魔和珍禽异兽，也能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当时生活中的达官贵人、文臣武将乃至工匠农夫。
陶瓷
西汉延续秦代的原始瓷风格，其与战国中、早期的原始瓷存在很大的差别。由于胎、釉原料的不同，造成少数作品较为理想，其他多数作品反而不如战国时期的高，因此西汉的原始瓷只能称为“釉陶”[参2]。。
瓷器出现在汉代，近来中国各地出现汉代瓷窑遗址，不过造形艺术及装饰手法，还是延续原始瓷特色，尚未出现自有的特殊风格，不过却也是后代瓷器发展的始祖[参2]。。
陶俑
汉代陶俑的最高水平表现在歌舞俑上。西安出土的舞女俑，扭动腰肢，挥舞双臂，挪动舞步，正在轻歌曼舞。舞女身穿舞裙，纤细的腰上束着宽腰带，两条宽大的舞袖随风摆动，像长而轻的红绸。这座塑像体态轻盈，动作优美富于动感；舞衣和长袖柔软而飘，显得非常生动。从歌舞俑的造型来看，汉代工匠已经确实掌握了人像塑造的技巧，尤其是人物在运动时，肩、胸、腰、腿的变化关系，给人像注满活跃的生机[参3]。
石雕
汉代最具代表性的石雕为霍去病陵墓石雕。内部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卧牛、石蛙、石鱼、野人、野猪、石蟾、母牛与小牛，人与熊等造型。这些石雕全部用花岗石雕刻而成，散置在陵墓上，仿佛野兽在荒山出没，牛羊在草产上放牧，汉军和匈奴在祁连山战斗，具有相当写实的效果。霍去病墓石雕开创了雕塑与环境相结合的滥觞[参4]。
青铜器
由于近代以来，汉代青铜器大量出土。这些青铜器有两个特点：一、青铜器出土的地域非常广大，除了文化发达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外，偏远的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也发现精美的青铜器。二、青铜器的种类比较齐全，既有皇亲国戚墓葬里的豪华器具，也有一般墓葬里的各式生活用品，还有云南、贵州等地各民族的具有浓邪的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参5]。
汉代经过文景之治的六、七十年休养后，尽管社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和发展，武帝以后的宫廷生活更是日趋奢侈。但是当时艺术的重心，已不在于青铜的雕塑了。这时的青铜制品除了铜镜的装饰花纹上有些简单的图案外，其他器物则多是战国末期风格的延续。虽然两汉时代的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已经过渡为铁器时代，但是中国的边陲，仍然还是青铜时代中，青铜艺术在这些地区依旧有很好的发展。近年在云南省，晋宁县的石寨出土了很多西汉时滇国的青铜艺术品，可以做为此一时期的代表[参6]。。
织绣
织绣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民国以来陆续出现汉代织绣艺术品，不但用来装饰动物，也用来装饰宫殿墙壁。如班固西都赋：“昭阳特盛，隆于孝成，屋不成材，墙不露形，以藻绣，络以纶连”。贾云陈政事疏：“白谷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指出汉代织绣大量盛行的情况[参7]。
帛画
汉代绘画品类繁多，帛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异彩纷呈。汉朝帛画作品极多，然而至今已几乎无存，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指出汉朝帛画数量繁多，然而经天灾人祸后毁坏极为严重[参8]。现在能见到的汉代帛画作品是出自汉墓的“非衣”、“铭旌”（旌幡）等随葬品。构图上克服了先奏时期人物上下平列的手法，用俯视的角度来描绘车马仪仗行列的全貌，这是时下所见最早的记录现实生活的大型绘画作品。惜剥损较重，只能观其大略。最完整的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描绘了墓主人的地上和地下生活。
壁画
西汉壁画的幻想气氛相当浓厚，从已发现的洛阳墓室壁画来看，题材多集中于青龙、白虎、朱雀等方位神，荷花，灵芝等仙草，还有日月星象、后龙升天、乘风成仙等神话内容，其风格与战国帛画有承袭关系。画面形象生动活泼，线条流畅灵巧，构图井然有序。东汉墓室壁画虽然以仍然以升天、避邪、鬿福为主要内容，但是加强了绘画的人文因素，表现生活的场景明显增多[参9]。
画像石
在汉代陵墓地面建筑的石阙、石亭祠的壁面上，地下建筑墓室的石构件上，往往雕刻出各种人物故事、生活过程和动植物形象，人们一向称之为“画像石”。现在中国境内的汉代画像石，以山东、河南为最多[注1]这些地方在财富上占了优势，那些大贵族、大商人、大地主们自然有条件进行厚葬，因此在这些地区就出现了大量有画像石的祠堂碑阙和坟墓。画像石开始于西汉晚期出现，盛行于东汉，消失于魏晋南北朝[参10]。山东肥城孝堂祠、嘉祥武梁祠石刻尚存，可窥见汉时古拙有力的绘画风格特征。
画像砖
汉代画像砖的数量上虽然没有比画像石多，但仍有其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汉代画像砖是由战国和秦代的瓦当、空心砖上的画像演变而来的。这种艺术的遗物散见于中国的广大地区，其中以河南、四川最多。这些河南出土的画像砖作品，在西汉时期，主要的题材是人物、鸟兽与树木为主。这些画像以简洁明快的阴线勾勒而成，形象逼真，生动活泼且雄健协调，到东汉时期，河南画像砖的风格，转变为描写更多的写实，生活题材，手法也更加生动活泼[参11]。
书法
汉代的主要书写文字为隶书[参12]，从秦代隶书发展而来。“隶书”又称“佐书”[注2]、“古隶”[注3]、“今隶”[注4]、“八分书”[注5]。隶书具有以下特色：一、隶书的最大特点是由直线构成，它不像小篆由相互连接的圆转，有时又有逆向书写的线条组成，而是由散开而平直方折的笔画构成，凡逆笔都变为顺笔，书写起来不仅顺手，而且快速[参12]。二、笔画难以呈现具体的形象，古文字象形的特质从此消失，而且形体多已不合六书原则[参12]。三、汉字发展至隶书已经彻底“符号化”。隶书对大、小篆加以省略、简化，结构单纯许多，就是做为日常生活书写工页，不啻为一大进步[参12]。另外篆隶形成中国书法艺术主流，汉代时期，隶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隶书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书法。隶书经过两汉的发展后，又发展出另一种字体“楷书”，最后成熟于唐代[参12]。
音乐
西汉初年，先秦雅乐已多数失传，但民间音乐在上层社会上中颇为盛行[参13]。他们尤其喜爱楚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注6]，楚汉战争末期，西楚霸王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对着虞姬唱出《垓下歌》。张骞通西域后，把中西亚的摩诃兜勒曲和匈奴的北狄乐带回中国，当时乐官李延年据以制成“新声二十八解”，听到的人都大受感动[参13]。从此，中国的音乐在民间音乐和外族音乐的互相影响下更加蓬勃发展。从这个时侯开始，中国音乐有古乐和胡乐之分。古乐是指上古以来的传统的本土音乐，胡乐则指从外来胡人吸收的音乐。另外汉武帝时设乐府，采集许多民间歌谣与外来歌曲后，在东汉晚期，出现琴曲《垓下歌》，表现出中国古代音乐的阳刚之美[参13]。
舞蹈
汉代舞蹈突破了传统的规范，与武术、杂技等人体运动结合起来，并不断与异域舞蹈交流，更多表现为一种市俗的娱乐形式[参14]。汉代人遇到事情便跳舞的风气，来自于汉高祖曾作《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注7]。”。乐府主张音乐和舞蹈，乐府的设置，可以说是汉代舞蹈艺术繁荣的标志[参14]。汉代的文献、会画、石刻、词赋之中，舞蹈成为被反复记述和表现的对象，说明汉代舞蹈意识的熟透。汉舞突出了舞蹈表演人思想感情的作用，在强调表现的基础上，注重舞蹈媒介的特征[参14]。尤其是，通过对人体动作姿态的掌握，强调艺术规律。袖和巾的被利用，也是汉代完成的。现今各种舞蹈的体裁、样式在汉舞中几乎都已出现，流传下来的许多传统舞蹈也都可以在汉舞中寻其渊源所在[参14]。
戏剧
汉代的戏剧在历史上处于成长的胚芽阶段，汉代民间的各种演出总称为“百戏”，包括了歌舞、杂技、武术等各类伎艺形式。秦二世就有了“角抵”戏，到了汉朝蔚为风行。张衡《西京赋》描绘，就有角抵戏，提到“东海黄公”，“戏”里一个演员扮黄公，以红绸束发，佩赤金刀；一个演员扮成猛虎。博斗的结果，黄公被虎咬死。表演为代表体，显示出简单的戏剧性，可以视为中国戏剧的胚胎[参15]。
建筑
汉代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承先起后的时代[参16]。汉代建筑有以下特色：一、布局和结构均匀、对称。二、门窗变化自由，有多种样式出现。三、顶部舒展而优美，基部气派而稳固。四、常分利用其他造型艺术，使绘画、雕塑等各方面艺术装饰于建筑。五、木料的框架总是显露出，建筑物的基本轮廓。六、城市规划严谨方整。七、园林布置灵巧别致[参16]。
汉代闻名于世的建筑，如：长安、洛阳和成都的建设，大量宫室、离宫、苑囿的兴建，汉长城防御体系的建造与修缮，大规模营造陵墓、坛庙等等。其面积广大、数量亦多，达到前世前所未有的地步，形成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高峰。汉代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对建筑上的材料与应用，甚有帮助[参17]。
注解
参考文献
参考书籍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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