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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沪局,成立于1865年的上海,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的军事生产机构,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厂之一。为后来江南造船厂的前身。2014年,旧址入选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
该机构成立于1865年9月20日的上海,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经始督办,并由丁日昌总办,实际负责。其构成是由两个不同项目的计划合流。
曾国藩在1863年与赴美学成归国的容闳会面,容闳向曾提出在国内创办机械制造厂,为国内未来工业奠基。曾国藩因此凑出了6万8千两白银,委托容闳去美国购置必要器械。
而江南厂开办,则是李鸿章的构想,主要经办者为丁日昌。李鸿章的军队在太平天国战役期间,为了淮军的装备补充已经在长江一代建成安庆内军械所、松江西洋制炮局(韩殿甲经办)、上海洋炮局等小型军工厂;在战役大势底定的背景下,李鸿章上奏提出在上海设兵工厂与近代造船厂的构想。得到上层允诺后,李鸿章在同治四年(1864)得知上海租界旁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已有可生产军械之机械设备与厂区,李与该厂交涉,以6万两白银的代价购入全厂机械,并将原先自办的军械厂全数迁入该区。在容闳采购的机械制造设备完成后,李鸿章将这批机械纳入江南厂下,1865年9月,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正式成立,总厂办丁日昌、会办韩殿甲、襄办冯俊光,主要专以制造军备为主,原先机械厂的定位则在此消灭。
由于李鸿章开办该厂的目的是军工使用,租界管理单位不悦该厂会破坏租界本身的中立性,因此要求迁厂。在1866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庙陈家港畔购置土地,并建置第一座泥质船坞(长99米),1867年5月将原先在虹口的设备全数迁入,此后江南厂除了制造军械,也开始制造近代内燃动力船舰。1869年,上海同文馆迁入江南制造总局。
光绪十六年(1890),开办炼钢厂。[2]同年英国购入了3吨酸性炼钢平炉设备,理论产能每日可生产3吨钢铁,江南制造局的平炉于光绪十七年(1891)11月9日完成第一炉熟纲(含碳量小于0.0218%),惟需求过低,该年炼制钢铁产量不足10吨。光绪二十年(1894),增购一座15吨酸性炼钢平炉。而后增购1.5吨转炉、1.5吨与3吨电弧炉。除了炼钢炉外,另增购轧钢设备,包括输出2000吨压力的水压机、蒸汽轧钢机(轧辊直径914毫米、610毫米、457毫米、350毫米、305毫米等规格),冷轧机5套、卷铁皮机等。生产品项包括圆钢、方钢、扁钢、角钢、工字钢、6-18毫米厚度之钢版、枪管钢、炮管钢等。
由于江南制造总局规模过大,实际开销入不敷出,尤其是缺少技术基础的造船部门在李鸿章主要以外购军舰为优先政策后,船坞长期没有新造船只,处于闲置。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两江总督周馥视察江南厂后,提出“局坞分离”构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制造局造船的部门独立,称作江南船坞,由海军部管辖,海军则聘请英国人毛根为总工程师,重振厂务。
江南制造局也于1911年先改名为上海制造局,后在民国六年(1917)改称上海兵工厂,民国十八年(1929)6月,上海兵工厂炼钢厂自兵工厂独立,改称上海炼钢厂,由军政部兵工署直辖,冶金学博士周志宏担任厂长。
上海兵工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被迫停厂,后在停战协议内写入上海非军事化,因此上海兵工厂被迫停办。在停办期间,兵工机械陆续拨交给汉阳兵工厂与金陵兵工厂,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未转移的器材陆续内迁。日军占领上海后,将其场地和残余机械并入江南造船所。
江南船坞在改制后,将原先的泥质船坞扩大改建为木质船坞,船坞扩建后长117.3米(375英尺)、宽22.9米(75英尺)、深7.47米(18英尺),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改名江南造船所,维持海军部管辖。
1915年,江南造船所船坞再度扩建,延长船坞为169.5米(556英尺),此为中国首个可容纳万吨级船舶的干坞。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入南京后,江南造船所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并更名为海军江南造船所。
1919年至1921年,建造四艘万吨级运输船售与美国,“官府”号、“天国”号、“东方”号和“国泰”[3]。
1931年1月,海军马尾船政局飞机制造处并入江南造船所,所有机具与人员自原厂拆迁并入。
民国三十二年(1933年),江南造船所第三座干坞动工,船坞分两期工程。第一期工程是开辟出长114.3米(375英尺)、宽27.13米(89英尺)、深7.92米(26英尺)的船坞,工程从民国三十二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934年)10月完工;第二期工程是将干坞长度扩建300英尺、宽度扩建11英尺,工程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结束,第三号船坞的总长205.7米(675英尺)、宽30.48米(100英尺)、深7.92米(26英尺),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船坞。
1937年8月上海松沪战役爆发后,江南造船所将一部分机器拆迁至上海租界内存放;1938年日军占领江南造船所,更名朝日工作部上海工厂,委托三菱财阀经营。1945年日军战败后,该厂由国民政府收回,维持海军江南造船所之名。
1949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战役后,爆破江南造船所相关机材,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江南造船所,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张元培、王季芬为造船所正、副军代表。1953年更名为江南造船厂,1996年改为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江南机器制造局是自强运动几个兵工厂中,规模最大、预算最多的一个,除了开设当年投资约25万两的费用之外,其后早期主要经费来自于淮军的军费,后来1867年时曾国藩获得许可从上海海关取得百分之十的关税作为制造局的经费,1869年又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这相当于每年有至少40万两以上的经费。
制造局最高领导人是督办,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均曾担任,但晚清大多时期是由李鸿章担任,督办以下为行政主管,早期由李鸿章选任冯焌光和沈保靖为行政主管,并由上海道台(1865年时为丁日昌)加以兼督,实际的机械管理方面的工作则多由西方人负责,例如早期的首席工程师霍斯(T.F.Falls)为美国人。
江南制造局底下雇用了大量的中国工人,包括满人和汉人,在其中操作及学习机器,因其专业技能,当时工人的薪水是一般城市中苦力的4-8倍。这些工人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形成的一批技术工人。
江南机器制造局在同治年间是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例如在1867年时,每天平均可以生产十五枝毛瑟枪和各式弹药,李鸿章认为当时该局生产的枪械弹药,对于后来捻乱的平定有所助益。除了枪弹之外,该局也在1868年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木制船身)惠吉号。1891年时,为中国首次实现工业化炼钢。
但是,整体而言,江南制造局在晚清时的军备生产品质并不好,例如步枪的水准不高,性能不佳(据说因此连李鸿章率领的淮军都拒绝使用),且生产成本高于向外国直接购买。造船的情形亦类似,1868年首次生产之后,陆续造了数艘汽船,但所造船的速度不快,整体生产成本及耗燃料都高,结果反而不如直接向外国购买(自造一艘船的钱大约可以向英国买两艘船)。 制造局军备生产成本的高涨,可归因于几个方面:一、所有的生产原料几乎都靠进口。二、人员薪水偏高。三、申购物资浮滥。四、人员人数过于浮滥:除了外国顾问日渐增加,中国官员、职员有不少人是利用关系进入,坐领干薪。以官员而言,1870年代初期只有40人,大约不到十年人数就增加了一倍之多。
江南机器制造局除了机械的制造之外,另附设有广方言馆(即语言学校,原设于1863年,1869年并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用以介绍西方知识,以及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在1868年-1907年之间,译书达160种,除以军事科技为主之外,旁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其所翻译书籍的水准,被认为超过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的质量。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晚清科学家徐寿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主持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工作,翻译了《化学鉴原》、《西艺知新》等外国书籍,为元素作命名,为中国的化学教育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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