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被今人称为商部族[1]、商民族、商族[2][3][4][5]、殷族、商部落，是建立商王朝的一个人群，为汉族先民的一支，主要活动区域为中国黄河流域。商王武丁之后商人活动区域在豫北洹水殷墟和山东。牧野之战后，商人一部分被周朝消灭，一部分并入周朝的匽侯（燕国）、宗周等，周初在中原一带仍有商朝遗民居住，如周朝封建的宋国。其旁支孤竹国在被燕国所灭后，部分人群移居宋国与楚国，孔子, 墨子等为其后裔。
商人以契为始祖，其母简狄吞食凤凰蛋后怀孕生下契。相传其父帝喾将他封在商丘，为商人的起源地。
在殷商卜辞中，商人始祖名为夒（夒-巳）。在甲骨文，喾被称为学戊（学-子+戊）。王国维〈商先公先王考〉认为，夒与喾两字外形相近，因此帝夒即是帝喾，错写为夋，即《山海经》所说的帝俊。郭沫若支持这个说法。何炳棣认为帝喾的古音为告，与帝夒古音为奥，两字韵部不同，无法拉上关系[6]。
甲骨文卜辞中，商人的神明称为帝或上帝。
学者胡厚宣认为，商人相信一个至高的唯一神，但陈梦家则主张，商人信仰的上帝只是自然崇拜，不具备人格性[7]。
商代的政治是家族政治，王室的堂亲和国王的兄弟、堂亲构成“亚”家族，朱凤瀚认为“亚”族的“亚”是次一等的意思，但实际上“亚”特指堂辈亲属，往往见於氏族名。雀族约在豫北，是商朝重要的家族成员[8]。
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认为，商部落原是来自西北蒙古草原处于青铜时代的游牧部落，入侵并征服北部中国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后建立商朝统治，同时未提及夏朝的存在[9][10]。在同时拥有马和金属制武器后，游牧民族便发起了席卷文明中心的入侵浪潮。约公元前1700-1500年之间，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入侵到了遥远的中国北部黄河流域[9][10]。
此前较早进入类似青铜时代的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繁盛于西西伯利亚和中亚草原地带。
早先的颅骨材料检定显示，商人呈现出蒙古人种的特征。但是，未有证据证明殷商是青铜时代的西部入侵种族，相反地，商朝人被认为是同一族群如同新石器时代的本地居民[11]。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出现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商文化[11]。
商人可能起源自东夷集团，这学说的主要支持者为王国维与郭沫若等人，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也讨论过这个说法。
此派认为，商人始祖简狄吞食凤凰蛋传说，说明商人为少昊凤凰氏后代。
商人可能起源于今中国东北地区的假说，最早由王国维[12]与顾颉刚提出，后由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13]与《东北史纲》中发展成完整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胡厚宣则认为殷商氏族以玄鸟为图腾，而古代鸟生传说的部落，多分布在东方沿海一带，所以判断商族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它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古代土著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14]。学者曹定云认为商族起源于北京及燕山一带，红山文化为商族所创[15][4]。
相传在商朝被灭时，箕子率商人遗民东迁至今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一带，周武王因此将朝鲜半岛作为箕子封国[16][17][18][19][20][21]。傅斯年以箕子封于朝鲜与孤竹国与商人同宗族等中国史书记载来主张商人最早起源地在今中国东北一带，以及现今朝鲜民族可能为商人后裔等说法[22]。
另外史书中对商的来历也有明确记载。《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 [23] 砥石是哪里呢？《淮南子•墬形训》记载：“ 辽出砥石 。”[24]后世注释说：“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 郦道元《水经注•大辽水》云：“辽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 [25]砥石这个地名就是在辽河，“辽水”这个名字没什么歧义，就是指辽河。
在大凌河流域出土商代青铜器后，这个说法重新受到重视。商族可能起源于东北或辽西[26]，李济说渤海沿岸及东北地区正是所论的商族的起源地，他猜测说：“骨卜显然最初发源于那些饲养牛和鹿、而仍可能还是游牧的部落，但他们肯定还没有任何文字，却有着繁杂的仪式和迷信”[27]。
学者卫聚贤在《吴越民族丛论》中提出，商族可能源自中国南方，后进入中原，吴越族为其后裔。
因为殷商铜器图案与中美洲古文明的图案有类似之处，部分学者认为商民族与美洲原住民间有关。在中国，这个学说最早由罗振玉与王国维提出[28]。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遗址。
商文化主要有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殷墟、苏埠屯大墓代表的商朝山东军事基地。
下七垣文化有十分丰富的遗存，其分布主要集中在西半部的武安、涉县、磁县、矿区、永年及邯郸县境内。在漳河、滏阳河及洺河的中上游地区，有先商遗址近百处。其中，下七垣遗址共分四层，叠压关系清楚，遗物特征明显，为冀南地区商文化的分期提供可靠的地层依据，故以其命名商国未灭夏前的原始文化。
通过对殷墟中小墓人骨所做体质人类学研究发现，商代晚期居民的体质类型包括“古中原类型”和“古东北类型”两种[29]。殷墟出土的一个人头陶范上人像形态复杂化特征，具有突出的颧骨及窄鼻型结合扁平面部特征，呈现类似北亚蒙古人种的面型[30]。根据殷墟西北岗出土的389具头骨中，有370具为成年，平均年龄约为35歳，其中男性头骨有319具，女性约为其六分之一，余者破损未定。在几个小组的代表标本以外，尚余有近半以上的头骨，或由于破损，或由于类型不明，而未予以分类。在全部未分组男性头骨中，经比较与本土的华北人群分组较相近。代表的头骨标本可分为五组，其中第一组为古典蒙古种类型（印地安人、楚科奇人），第二组为海洋类黑人种类型（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人），第三组为类高加索种类型，第四组为类埃斯基人种类型以及第五组为类似波利尼西亚人。在已分组的西北岗头骨中，第三类型即类高加索型的头骨最少，仅有两具；第一及第四即类蒙古型共计有七十具；第二类即海洋类黑种人型头骨有四十具；第五型有五十具[31]。此外，殷墟人类种群在mitochondrial DNA类型上与中国北部人群有很高的相似性，其中与居住在中国的现代北部汉族人群最相似(72.1%)，其次为藏缅语族人群(18%)，最后为现代阿勒泰语系人群(9.9%)[32]。
对尼安德特人的骨遗骸样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结果发现非洲以外的人群，包括东亚人群在内的所有欧亚人群约有1%~4%的遗传组分与印地安人相似。进一步研究也提示东亚人群中确实存在与尼安德塔智人物种相似的遗传组分，并且这种组分在东亚人群（9.6%）中要高于欧洲人群（6.4%）[33]。另外，在亚太地区的现代人群中还发现了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相似的遗传成分[34][35]，该遗传组分主要分布在大洋洲（约3%~6%）[35]，在东亚人群中也有少量分布（0.2%）[36]。
张文〈盘庚及商前期诸多迁移之原因试探〉，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 第3期 123-127页
翦伯赞《先秦史》，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刘宝才《先秦史》：“契与禹同时，协助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商族也因而得名。”
曹定云〈商族渊源考〉，《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北京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凤凰图腾的新证据〉，发表于《文物》，1997年第二期。
傅佩荣《儒道天论发微》：“胡厚宣认为，从丰富的甲骨文资料看来，武丁时代的商民族相信一个‘统一的神’，居于高天之上，并主宰自然界与人事界的命运。商民族相信天上有一位至上神，具有人格与意志，其名为帝或上帝。但是相对于此，陈梦家则认为：商民族的上帝只是一个自然界的主辛，并未具备人格的特质。”，台北：联经出版，2010年。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依据殷墟卜辞资料说明武丁前后的商王朝与商人诸宗族在军事上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以商王为代表的王朝对诸宗族实行军事庇护，而诸宗族武装，又是王朝存立的军事支柱，故诸宗族与商王朝休戚相关，构成一个以子姓商族为核心的军事与行政共同体。而此种关系的基础，主要在于商王与共同体的主干即同姓宗族间保持的亲族观念与宗法制度。武丁卜辞所反映的此种情况，与殷代晚期商人状况差距如此之大，说明商人共同体在武丁之后，至晚在殷代后期，其内部已基本瓦解，惟史料有阙，此种转变的详细情况难以得知，但子姓诸宗族之间亲族关系的松弛与宗法关系的崩坏，当是最关键的因素。这点亦有一些迹象可考，如像武丁卜辞中所习见的子姓诸宗族族长参与王室祭祀的卜辞，在较晚期的卜辞中即未再见到。……上引杜正胜先生之文提到，商人族氏皆是政治社会体，本身有土地、民人，故而可不与王室认同而自相独立。此确是重要原因之一。商人有无分封制，史料不能确证，但商人诸宗族各为一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实体已见于上章所论，大凡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主干、分支关系的共同体，当分支势力强盛到足以与主干抗衡时，即会产生分支摆脱主干控制之趋势。子姓商族间亲族与宗法关系之瓦解实已是此一规律之表现。除此原因外，还有另一个因素亦不可忽视，即商人诸宗族在武丁前后所以保持与王朝之密切关系，特别是子姓诸亲族更与王室有共同祭祀活动以敦睦亲族之谊，亦当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
是时，敌方林立，诸宗族颇需要王朝之庇护方能存立。武丁之后，商王国形势或已较安定，诸宗族坐大，而王朝势力见衰，已无庇护之能力，故子姓商族间亲族与宗法关系亦因失去了现实的意义与价值而难以维持。殷晚期商王与诸宗亲间亲族关系的疏远、正常宗法关系的泯灭，使商人诸强宗大族进一步趋向于独立，从而使商王朝失去了在血缘亲族关系上建立起来的军事与政治的支柱，从根本上动摇了商王朝存立的基础，并促成了整个商人共同体的瓦解。故而周人之东征（周公东征）虽诛杀了子姓商族之宗子，亦仅有少数商王之嫡亲宗族有所反抗（如武庚禄父），但却没有遭到更多的商人宗族群体的反抗，昔日商人诸宗族间休戚与共的亲族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联合武装力量均不复存在。” L.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8 [1970]: Chapter 3. ISBN 978-0-13-923897-0. Creel H.G.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First series.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1978 [1938]. p.152 p.254.
王国维〈商三句兵跋〉：“嘉兴沈乙庵先生语余，箕子之封朝鲜事，非绝无渊源，颇疑商人于古营州之域，夙有根据，故周人因而封之。”，收入《观堂集林》卷18。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收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2年。
胡厚宣，殷商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
曹定云〈北京乃商族发祥之地〉，《北京社会科学》1998 年第 1 期。
《尚书大传》：“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 《史记》〈宋微子世家〉：“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三国遗事》卷1：“周虎王（按，即周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周虎王乃指周武王，系避高丽朝第二代国王惠宗名“武”之讳。台北：东方文化，1971年出版。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20〈高句丽婴阳王本纪〉：“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台北：东方文化，1971年出版。页202。 《旧唐书》卷199〈高丽〉：“高丽者，出自扶余之别种也。……食用笾豆、簠簋、尊俎、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 ”
《隋书》卷67〈裴矩〉：“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
见傅斯年等编《东北史纲》，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出版。
《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
《水经注: 卷十四: 大辽水》：“辽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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