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座大山
中國現時面對的問題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新三座大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指的是医疗、教育、住屋方面的民生问题和困难。随着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医疗及教育实现产业化，[1][2]而住屋则实现私有化，[3]导致相关开支大幅增加，出现民众“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之问题。 [4]
医疗
自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医疗体系发生不少变化。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5] 1984年8月，中国国务院批转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放开搞活，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正式推行医疗体制改革，基本做法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导致政府的医疗资源投入不足。2000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到“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内容，被指批准完全“市场化” 。[6]
此令政府医疗支出从1980年占总医疗支出的36.2%，大幅降低至2004年的17.1%；而个人医疗支出从1980年占总医疗支出的21.2%，大幅增加至2004年的53.6%。[7]从1980年到2003年间，居民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增加了66倍和171倍。[8]而因定价过高、巧立名目乱收费等原因导致部分医疗服务费用偏高。[9] 这反映民众“看病贵”之问题。
而中国医疗分配资源不均，令民众“看病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差异大。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而公共卫生资源不足全国总量的30%。[10]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8]加上，部分民营医院发布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以吸引患者前来就医，或医疗收费缺乏透明度。[11][12]
2017年4月19日，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冀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下；到2017年底，全面实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头付费、按床日付费等复合型付费方式，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提升，自付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比例则下降。 [13]同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50元，医保目录新增375个药品，保障范围扩大，报销比例不断提升。[14]
2018年，国务院宣布中央投资474.8亿元，支持11万个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4]
教育
中国大陆教育资源配置不均。1998年，北京市人均教育经费有1,210元，属全国最高，而最低的贵州省则只有99元，两地相差12倍。[17]而部分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至城市，但他们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有限。由于户籍制度将他们获得公共社会服务的权利与他们的出生地绑定，难以就读城市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只能选择教育质量较差、收费更高的私立学校，或返回资源相对较少的家乡就读。[18]此外，部分家长为让子女入读“重点学校”，而选择购置“学区房”， 从而引发了“择校热”。[19]
部分学校出现“乱收费、高收费”现象。部分地方和中小学校以各种名义，违反规定，包括预收学费、以家委会名义违规收费等，加重学生的负担。[20][19]
202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推出“双减政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21]。随后多地推出措施打击“学区房”，加快学区改革，施行多校划片、分配名额、教师轮岗等措施，促进基础教育公平。2021年，北京、成都、石家庄、南京等城市展开行动治理房地产领域虚假违法广告，以淡化“学区房”的概念。[22]
习近平推行的“双减政策”严重打击中国私人教育行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23][24]，中国政府在2024年逐步放宽对私人辅导机构的监管，以此增加就业机会减低失业率[25][26]。
住屋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中国国务院于1998年宣布开始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逐步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原则上只售不租。[27]然而，这衍生出“住房难”问题。
201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当局也指毫不动摇坚持 “房住不炒” 的定位，更大力度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提升市场信心，努力保持供需基本平衡，价格基本稳定，严控投机炒房。[28]政策对于中国大陆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部分房地产企业出现财务困难，中国房地产市场热度开始降温，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面临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销售、开工等数据均较2022年同比下滑[29]，中国大陆居民对房地产需求已经有所扭转[30]。因应中国房地产企业出现债务危机（如恒大债务危机），习近平当局被迫调整政策[31]。
习近平亲自主导的“房住不炒”政策导致中国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严重拖累中国经济增长[32][33]，他在2024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降低存款准备率，实施有力度的降息，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推翻原来的政策[34][35]。
参见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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