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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政治社會運動組織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学民思潮(英语:Scholarism),前称学民思潮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联盟[1],是一个已解散的香港学生政治社会运动组织,于2011年5月29日成立,主张透过社会运动改变政治体制。
此组织召集人为黄之锋,发言人为黄子悦。由于大部分成员早已非中学生,分别成立不同组织及参政,学民思潮决定于2016年3月20日停止运作。2016年4月10日建立追求民主自决之政党香港众志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11年中旬提出于中、小学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向公众发布此科的咨询文件。当时有意见认为国民教育是中国政府企图管制学生思想、浪费上课时间及浪费公帑。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此科的公众咨询,对象只限于部分校长和教师,学生并未包括在咨询名单内。有见及此,为了有效表达学生的意见和监察设立此科目的影响,学生组织“校园意志”、民间组织“九十后动员”和90后社运人士联手筹组“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联盟”以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2011年5月29日,“学民思潮”正式成立,并由“校园意志”主席林朗彦、“九十后动员”负责人锺晓晴和黄之锋担任召集人,当时组织宗旨是反对香港政府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2]。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林、黄二人曾于母校汇基书院(东九龙)一同参选学生会[3]。林及后辞去召集人一职并退居幕后,减少发言,负责更多文宣及构思各类型的活动,召集人余下黄、锺二人[3]。锺于2012年6月发出声明,指学民思潮已改变了目标,不再彰显成立宗旨,因此宣布“九十后动员”退出学民思潮,唯两个组织的方向仍然一致[4]。自此召集人只有黄之锋一人。
“学民”一词来自本有学生的身份,而学生亦带有香港公民的身份,故此必须履行公民义务,积极参与公共社会事务。“思潮”一词则来自五四运动,当年学生撇弃中国旧有传统思想,追求“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渴望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组织者决意以当年的学生运动作榜样,追求自由开放的思想自由,而非盲目的爱国情怀[5]。
学民思潮组织在成立初期命名为“学民思潮 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联盟”,以示组织团队以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为目标,关心政府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上推行的政策;后来在2012年3月删去“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联盟”,只保留“学民思潮”,以表示除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外,亦会广泛关心社会议题。
2011年6月27日,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到立法会公听会就政府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发言[6],并且与各民间组织于立法会外进行记者会,要求政府聆听民间接组织的诉求。7月1日,学民思潮首次参与七一大游行,要求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2011年8月21日,学民思潮首次举办游行,同样要求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2012年3月,学民思潮进行改革,改以“改变始于足下”为口号,并表示将透过示威、游行、记者招待会和街站等一连串社会行动,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学民思潮亦会广泛关心社会议题。5月13日,学民思潮到教育局抗议,要求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同日参与抗议警权无限大游行。5月29日,学民思潮参与“爱国民主大游行”,要求平反六四。6月30日,学民思潮成员马乐晴参与游行期间被大支装胡椒喷雾喷中,引起争议[7]。7月1日,再次参与七一大游行。
2012年7月1日起,学民思潮连续6日向刚上任的教育局局长吴克俭示威,向吴赠送“说谎面包”“诚实豆沙包”“记忆面包”等,要求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8]。7月2日,刚上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到屯门落区,学民思潮在场内抗议,要求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9]。7月15日,学民思潮在元朗追击正出席论坛的吴克俭,期间论坛乘乱腰斩[10]。
7月15日,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出席城市论坛,在谈及有报道指嘉宾之一的工联会背景小学老师余绮华有意参选同年9月的立法会教育界功能组别时被余绮华拍案怒骂[11]。事件随后引起市民关注,而学民思潮亦开始为人熟悉。
由于学民思潮在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的立场上和教师组织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相近,遂与家长组织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及教协组成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7月29日,与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合办全民行动,反对洗脑,7月29日,万人大游行[12]。
8月5日,学民思潮因应政府仍然坚持不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发起“全民行动,十区街站,收集签名”联署行动,动员150人,连续八日于全港十区设街站[13],获得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及另一学生组织“大专行动”等组织的支持及协助[14][15]。学民思潮亦计划在8月13日至8月20日期间连续狙击多位立法会候选人,要求候选人就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表态[16]。在8月26日至8月28日期间,学民思潮参与了“守护孩子,自由长征,23公里长征”。
8月30日,学民思潮发起“埋单计数,撤回课程,占领政总”行动,原计划占领至9月1日;同时3名成员——林朗彦、凯撒和黄莉莉宣布开始绝食[17]。他们在绝食宣言中引北岛《宣言》一段“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称他们只想做个普通的中学生,但“我们已无计可施了”[18][19]。他们原定绝食72小时,但身体太虚弱,唯有将绝食时间缩短至56小时[20]。9月1日,学民思潮协办“良心话事,守护孩子”公民教育开学礼大集会。集会上,10名大学生、教师及退休教师宣布接力学民思潮3名成员的绝食行动。大会宣布共有4万人参与当晚的集会,警方数字则为8100人[21]。9月3日,全港中小学开学,反国教联盟举办“铁屋呐喊,撤回课程”大集会,约有1万人参加。9月7日,当天发起全城黑衣日,超过12万人包围政府总部[22]。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于9月8日黄昏召开记者会,宣布让步方案,包括“三年的开展期限取消、开科与否由学校自行决定、检讨课程指引及承诺在五年任期内不会再推动国教科独立成科”,唯不会撤回课程指引。黄之锋认为这次占领行动是个“历史奇迹”,但只要政府仍未撤回课程指引,学民思潮仍会继续抗争[23]。占领行动持续至9月9日凌晨,反国教联盟宣布结束集会[17]。
学民思潮其后召集学生于校内成立关注组,并印制详细介绍反国教经由的“反洗脑小册子”在各校园派发[24]。学民思潮亦呼吁学生在9月28日公益金便服日穿着黑色衣服,支持反国教行动[25]。9月19日,学民思潮在青年事务委员会交流会上向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请愿示威,在场上举起“停推政治任务 还我一国两制”标语[26]。9月30日(中秋节)至10月1日(国庆日),学民思潮发起“终极寻狼”行动,尝试狙击梁振英,要求梁撤回课程指引,但都未能跟梁会面,失败而回[27][28]。
2013年6月23日,学民思潮发表以“全民普选 全民提名 重夺政府”为题的声明,公布政改方案,主张“全民提名、全民普选”[29]。
学民思潮经过讨论,经成员大会表决后,得出对2016年立法会选举、2017年特首选举、2020年立法会选举的政改方案目标。根据声明,学民方案跟其他团体发表的方案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全港选民等同提名委员会,以符合“全民提名”的目标;二、于2016年废除分组点票制度,将超级区议会议席拨至地区直选;三、提倡2020年立法会选举议席增至80席,并全面废除功能组别议席[30]。
学民思潮发言人张秀贤在接受访问时称,由于按《基本法》规定,特首候选人必须经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所以方案“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将全体选民都纳入为提名委员会的成员,既免去修改《基本法》之难,又能符合《基本法》中“有广泛代表性”的规定[31][注 1]。
2014年4月15日,学民思潮和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共同发表对2017年特首选举办法的改革方案,继续坚持“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方案建议由全港1%选民联署提名,即可提名一位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则应由立法会直选议员组成,若得到多于8%的委员支持,即可提名一位候选人,并无否决提名的权力。他们同时亦建议政府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取消候选人政党背景的限制[32]。黄之锋于记者会上指出,不赞成“公民推荐”和陈方安生香港2020政改方案,因为这些方案中的提名委员会仍可否决港人属意的候选人,属“特权阶级”[33]。
和平占中邀请香港各界提供政改方案,并于2014年5月4日和6日的“全民政改商讨日”中进行投票,总票数为2560。其中学界方案在15个方案突颖而出,得1142票,为得票最多的方案[34]。得票最多的三个方案——真普选联盟方案、人民力量方案和学界方案,于一个月后的6.22民间全民投票中,让市民投票,最后总票数达792808[35]。学界方案得票304319,以三万票之差败给真普选联盟方案。学民思潮发言人黎汶洛认为学界方案败因在于宣传策略,忽略了社区网络的宣传;但是指出投票结果已显示全港至少有逾70万人支持公民提名,“是整体香港人胜利”[36]。
学民思潮曾两度参与六四游行及六四烛光晚会。其中2013年,学民思潮以“继承学运精神”为口号,参与六四游行并自行游行往中联办,惟有关游行未有申请,被警方视为非法集会。学民思潮部分成员一度躺在金钟道上抗议,其后游行往中联办。其后六四晚会当晚警方又以阻街为由赶走学民思潮在记利佐治街摆放的街站,晚上更一度指学民思潮非法集会。事后学民思潮批评警方属打压。
强台风韦森特于2012年7月袭港,导致大量胶粒堕海,引发香港胶灾,但事件在8月才被揭发。学民思潮在十区街站收集签名的同时亦派成员拾胶珠[41]。
学民思潮于2013年尾以5.47万元投得维园年宵市场两个相连摊位[42],初次在年宵开设摊位,售卖自家设计、在香港本地印刷、印有“We can't lose hope for democracy”(我们不能对民主失去希望)、“D for Democracy(民主)”和“不要装睡”等字样的T恤、布袋和襟章,宣扬民主讯息;同时亦有发售《我不是英雄》《铁屋呐喊》《给穿过黑衣的人》等跟学民思潮相关的书籍[43]。七天营业额合共为45万元,净赚18万,学民思潮称收入将用于推动全民提名及五区辞职“公投”[44]。
2015年12月,学民思潮曾多次参与反对《2014版权(修订)条例草案》(又称“网络23条”)的集会,并且其当时的发言人黄子悦有在一些集会中进行公开演说,其中表明学民思潮反对《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和希望政府不再坚持五个豁免的传播罪,而是考虑加入用户衍生内容或者公平使用。[45][46]以及多次透过社交网站,例如Instagram、Facebook,宣传反对《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
《文汇报》批评学民思潮“以反国民教育借题发挥,批斗教师”,指学民思潮“成为反对派‘红卫兵’,选举前被利用造势,严重破坏香港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47]。评论员郭中行亦多次在《文汇报》撰文批评学民思潮为“激进反对派”,指他们“已变成反对派‘敢死队’”[48],并指“激进派”将他们当傀儡,以“违法风险极低”的“小朋友”代替他们承担法律风险[49]。
2012年9月3日,亚洲电视(亚视)政治评论节目《ATV焦点》描述泛民主派为立法会的“破坏派”,将当时立法会选举与学民思潮所发起的反国民教育科行动拉上关系,指反国教只是泛民主派制造的议题,学民思潮之学子只是“破坏派”的棋子,待议题完结后就会“用完即弃”,还指“这些少年玩起政治来拙劣非常,不过是几名任性使气的‘恶少’”[50][51][52]。
亚视的评论引起社会强烈反弹,通讯事务管理局节目播放后收到逾万封投诉电邮,投诉包括“内容偏颇失实”“违反选举宣传公平原则”“有误导市民及抺黑学民思潮之嫌”等[53]。根据通讯局公布的数字,《ATV焦点》跟与反国教有关的5集节目共收到超过4.2万宗投诉,亚视亦被通讯局裁定违反《节目守则》,受到警告[54]。黄之锋指多日占领行动,没有任何政党上台发言,批评亚视“含血喷人,捏造事实”,又指占领行动令市民更关心社会,“有建设性的”[55]。
2016年3月20日,学民思潮召开记者会,宣布决定于即日起停止运作。部分成员会另组香港众志参政,另一部分成员会另组新学生组织。现时145万港元经费中,其中70万会拨至新学生组织,其余75万元会拨入“学民思潮法律援助基金”保留7年,为成员之前的行为提供法律援助,7年后如有余款,将安排捐赠人权组织。新政党不会获得学民思潮的经费。[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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