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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文库‧文心雕龙》(英语: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是《文心雕龙》的英语全译本,以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作为底本,并附有汉英对照。英语部分由杨国斌翻译,白话文部分由周振甫所翻译。2003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是大中华文库的一部分。
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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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 《大中华文库‧文心雕龙》 |
作者 | 刘勰(原著) 周振甫(今译) 杨国斌(英译) |
发行信息 | |
出版机构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2003年 |
规范控制 | |
ISBN | ISBN 7560029965 |
杨国斌将“文心雕龙”按字面直译为“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雕龙与文心)。学界对于“文心雕龙”一词的构词方式主要有四种看法,分别是偏正、主从、主谓、并列,其中杨国斌将“雕龙”和“文心”视为两个并列的词组,并在此之上直译。[1]
戴文静分析,他将雕龙前置可能是因为他侧重于译出原文的文学价值有初衷有关,指杨国斌认为“文心雕龙”指的是用“雕饰的语言来表达人心与思想”。 [1]:196-197欧阳桢对于作者所译的标题并不满意。他指将“雕龙”的译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将“文心”和施友忠同样译作“The Literary Mind”是一个问题,他认为这个译法没有真正掌握到文心的本质,认为文心的本质应该是“表现方式的心”(Manifestion of Mind)。[2][注 1]吴光明指他的标题译法不能表示出《文心雕龙》采讨的是“如何将内在表达出来”(How expression intrinsic to what-expressed),指他的译法平淡无奇,不如原文。[4]
杨国斌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博士期间,师从王佐良教授研究有关于《文心雕龙》英译的问题。虽然当初他是出自于学习而研究《文心雕龙》,但是后来因为被当中的内容和美学所吸引。[5]:123他认为,除了施友忠(指施友忠1959年所译的《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以外的译者只是部分翻译出《文心雕龙》,译介效果不佳,没有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5]:125于是他翻译出当中的章节,后来增补修订后出版了全译本。[5]:123此书在1988年动笔,1995年完成第一稿,1999年完成第二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定出版之后,他又将译文重新校读修改[6]。
本书作为《大中华文库》的其中一个系列,得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支持。胡作友分析,中国政府相当重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而当时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仍然处于逆差局面。故此《大中华文库》的出现目的也是为了让全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对杨国斌的翻译上也有所影响。[5]:123
胡作友以其出版前言分析了他的创作动机。第一是作者对于《文心雕龙》相当欣赏,翻译这部名著可以传播中国文论和文化。第二是出自于对刘勰文学观和中国文化精神的认同。他亦指出作者在前言中给予了《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相当高的评价,并认为当中的文学观作为人生哲学,翻译之至世界可以成为当时全球化进程中的精神食粮[5]:124。
整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先是《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杨牧之的总序,各有中英文版本。接着是作者的前言,同样有中英文版本,紧接的是《文心雕龙》第1-25章。先是刘勰的原文,然后是白话文翻译,再接着是英译。下册包括《文心雕龙》26-50篇。书末附有注释、附录(包括了“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和“人名录”)、参考文献、谢辞、译者简介。[3]
翻译方面,他的译本使用了归化和异化翻译两者同时结合,但是较为侧重于归化翻译方面[5]:127-128,而他在译文中尽可能不使用注解,认为读者应该尽可能抛开注解以理解古代中国文化。[7]
胡作友指作者较为侧重于归化翻译是因为他希望尽可能贴近目标读者所致的,从译文中可见,他处理译文时将句子的难以理解的概念都简化了,使译文简洁清晰而具逻辑,使读者容易理解,采用符合英语国家的表达方式,使读者容易理解《文心雕龙》的含义。[5]:127-128
吴启雨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观察,他通过建立语料库,并将此书和宇文所安译本(即《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中的《文心雕龙》节译本)相比,指出杨国斌的译本用词上较为单一,并具倾向使用虚词以简化翻译。针对术语方面,他注意到作者将“文”大多都翻译成“Writing”,引致“Writing”作为实词在词频上在此书中排第九位。他指出刘勰在原文中试图重复“文”以赋予他多个内涵,以建立“文”的历史地位,而杨国斌以此翻译正是向读者指明刘勰的写作意图,而希望反映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使读者自行理解。[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范祥涛副教授分析了当中的第1-3章、26-28章,以观察当中的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特点。在他所选出的6章之中,文学和哲学术语占78.8%,而他注意到杨国斌在翻译这些词语的时候,不会使用音译。当中的34%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指示意义(指称翻译[8]),而以非文化专有项以翻译文化专有项的方法(绝对泛化[8])在当中的占比最高,占37%。[9]
欧阳桢教授指在施译本在出版半世纪以来,学界研究有很大的进步,而此书填补了施译本的不足。他指此书“可读而清晰,在有需要的时候保留了诗意,在合适的时候保留了分析,使专心和聪明的非专业读者也可以阅读”。[2]吴光明教授评价此书的前言“清晰而连贯,内容丰富,甚至可以称为巧妙,读起来感到愉快,但因为缺乏关键术语的定义引至部分地方含糊不清”。他指杨国斌的翻译就像是“画得平平淡淡而死气沉沉的蛇”,而不是将刘勰的思想活灵活现的表明出来。他又批评,杨氏将刘勰所有的“赞”都视为“总结”看待,而这样的理解是过度翻译,并不正确。[4]鲁东大学副教授王晓农指此书相比起同时《大中华文库》其他三部中国传统文论作品而言,是上乘之作,指其“用词简明、行文流畅、文采斐然、可读性较强”,但他也认为文中的思想传译上有美中不足,译文和原文思想有地方并不一致,译文的内部思想有不连贯的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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