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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丹术或炼丹术是中国的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也是化学的雏形。同时它也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外丹术包括了黄白术，也就是炼金术。最早是通过炼制铅、汞等药物来制作长生不老的丹药。开始称作金丹，后来为了与内丹相区别，而称为外丹。相信外丹术的人认为，丹砂可以反复变化，黄金可以永久，因此用他们制成的丹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炼制外丹，是通过各种秘法，烧炼成丹药，用来服食，或直接服食某些芝草，以点化自身阴质，使之化为阳气。
另外，道家外丹也可指“虚空中清灵之气”，近代陈撄宁先生云：“外界资助，当然不可少，却是在虚空中寻求。”“修仙者，贵在收积虚空中清灵之气于身中，然后将吾人之神与此气配合而修养之，为时既久，则神气打成一片，而大丹始成。” 李道纯云：“外阴阳往来，则外药也。内坎离辐辏，乃内药也。” 《天仙正理》认为内药、外药皆原本先天祖气，所谓外药，是指“祖气从生身时，虽隐藏于丹田，却有向外发生之时，即取此发生于外者，复返还于内，是以虽从内生，却从外来，故谓之外药。”所谓内药，是指采外药炼成还丹大药，“全不着于外，只动于发生之地，因其不离于内，故谓内药。”。“外药为生而后采，内药为采而后生，实止此一气而已。”
常用的炼丹药物有矿石和草药等：
炼制的方法主要有：
六朝风行服食“五石散”。孙思邈言“自皇甫士安以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人士，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1]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命天竺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在金飙门炼药，次年，天竺药物无效，久病罹患痢疾而亡。
唐高宗打算服食胡僧卢伽阿逸多之药，后因大臣郝处俊切谏而作罢。
张果是唐朝的丹术家，开元年间玄宗召其进宫问以神仙之事。《新唐书‧方技传》：“张果者，晦乡里世系以自神，隐中条山，往来汾、晋间，世传数百岁人。”
李白有《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诗：“天地为橐籥，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交媾腾精魄。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罗络四季间，绵微无一隙。日月更出没，双光岂云只。姹女乘河车，黄金充辕轭。执枢相管辖，摧伏伤羽翮。朱鸟张炎威，白虎守本宅。相煎成苦老，消铄凝津液。仿佛明窗尘，死灰同至寂。𢭏冶入赤色，十二周律历。赫然称大还，与道本无隔。白日可抚弄，清都在咫尺。”[2]
唐宪宗时，梅彪撰《石药尔雅》。《旧唐书》卷一七一《裴潾传》记载“宪宗季年锐于服饵，诏天下搜访奇士”。元和十五年（820年）春，唐宪宗因“服饵过当，暴成狂燥之疾，以至弃代”。
长庆三年（823年）正月，韩愈之兄婿李于（一作李干）因服丹中毒而死，韩愈为之撰此铭：“初，于以进士为鄂州从事，遇方士柳泌，从受药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铅满一鼎，按中为空，实以水银，盖封四际，烧为丹砂云。”[3]
韩愈虽指斥时人服饵丹药，但后来自己又亲修服食之事，白居易有诗“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4]。韩愈、元稹、杜元颖、崔群、崔晦叔、郑居中等都有参与服饵丹药，白居易在诗中常痛陈友人受误饵之祸。
唐穆宗即位时，命京兆府将柳泌、僧大通等处死，又黜皇甫镈，不久又一反常态。《旧唐书‧裴潾传》载“穆宗虽诛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习，稍稍复进方士”，“听僧惟贤、道士赵归真之说，亦饵金石”。
《旧唐书》卷十七〈敬宗本纪〉载敬宗即位不久便“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采药。时有道士刘从政者，说以长生久视之道，请于天下求访异人，冀获灵药。仍以从政为光禄少卿，号升玄先生”。
唐武宗亦好食铅丹。《旧唐书‧武宗本纪》载会昌六年三月，“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
唐宣宗时，韦澳奏称“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但宣宗不听，“竟饵太医李元伯所治长年药，病渴且中燥，疽发背而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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