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尼尔森·帕特森（英语：George Neilson Patterson，1920年8月19日—2012年12月28日），生于苏格兰福尔柯克市雷丁村，在苏格兰莱斯马哈格的奥切尔洛查村（Auchlochan）去世[1]，又称为西藏的帕特森，是苏格兰工程师和传教士。解放军入藏前，他在1950年1月越过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为康巴的反抗运动寻求援助，并于1964年拍摄了四水六岗游击队伏击解放军的纪录片。他也是“长征骑士协会”的共同创办人。[2][注解 1]
生平
乔治·尼尔森·帕特森于1920年8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福尔柯克市雷丁村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除他之外，父母还有两个孩子。帕特森十岁时，搬到邻近的劳里斯顿，在福尔柯克中学读书。他是普利茅斯弟兄会的成员。他在回忆录《上帝的弄臣》（英语：God's Fool）提到，他在17岁重病时感到了自己要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选择，在上帝与马克思之间选择一个，而他决定献身给上帝。[1]
帕特森13岁时离开福尔柯克中学，到福尔柯克技校学习工程，并在当地卡龙工程公司当学徒从事武器生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他读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书《Trans-Himalaya: 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s in Tibet》，他觉得是上帝指示他去西藏，但他因为把所有的积蓄都捐给慈善机构而身无分文。1945年，他进入伦敦传教士医学院学医一年。[4]
1946年，他和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弟兄杰弗里·布尔一起前往上海，然后到川藏要冲打箭炉（现为康定市），用24头骡子驼著物品向西走了一个月，到达康区的Poteu。他们决定在当地建一座医院和传教站，一边传教，一边为人治病，同时学习康巴语和康巴习俗。帕特森将康区比喻为美国旧西部，是一个没人管的地区。在当地传教时，他与贵族兼富商邦达多吉成为朋友。邦达多吉有自己的军队，熟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当时他正计划推翻拉萨的西藏噶厦政府，以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世俗政权取而代之，保留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但不担任世俗领袖。[4][5]
1949年，解放军逼近川藏边界，得知了邦达仓推翻拉萨政府的计划，写信表示愿意以武器弹药支持，换取邦达仓支持“解放西藏”。邦达仓决定不能与中共合作，而由于他们1934年企图推翻拉萨政府，拉萨政府不信任邦达仓，警告拉萨政府也没用。邦达仓家族经过讨论，决定委托帕特森前往印度报讯并寻求国际援助。帕特森是当时还留在康区的几名西方人之一，他在自传中提到，他此时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必须尽力帮助他们，他也可以采购药品。1950年1月，帕特森带着他的仆人洛赛、杰弗里·布尔的仆人八杰，以及走过这条路线的康巴战士茨仁·多杰，一行四人从康定出发。邦达仓从拉萨取得了官方文件，因此帕特森能使用乌拉制度旅行，每到一处都由当地官员接待，取得食物与新的牲畜。他们选择的路线从前没有人在冬季走过，他们在冬季零度以下的气温骑马、牦牛穿过西藏，通过17,000英尺的山区，走了四百多英里，于2月20日到达印度控制的瓦弄镇，当时也在瓦弄的著名植物学家、探险家弗朗西斯·金敦·沃德对于他们能在冬季穿越喜马拉雅山表示震惊。他们在取得入境许可后前往阿萨姆邦萨迪亚，于3月8日抵达加尔各答，全程历时两个多月。他此行的日记于1954年出版成书《与洛赛同行》 (英语：Journey with Loshay)。帕特森在加尔各答见到了英国总领事大卫·安德森，并在他的安排下与美国与印度的官员会面。三国官员在听到他传来的消息后表示同情，但是决定不援助西藏。帕特森骑马警告解放军来袭，被剑桥大学藏学家Lezlee Brown Halper比喻为“西藏的保罗·列维尔”。[注解 2][6]:89-91[7]解放军入藏后，留在芒康县的杰弗里·布尔因为有英国间谍嫌疑被捕，被单独监禁一年。他共被监禁了三年两个月，熬过了“思想改造”与“洗脑”，于1953年12月获释抵达香港。帕特森至死都对无法帮助布尔感到遗憾。[1][6]:98
1951年7月，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长兄土登晋美诺布带着达赖喇嘛向美国寻求援助的信，在帕特森的协助下从加尔各答搭泛美航空班机赴美，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会面听取简报，之后要求帕特森安排达赖喇嘛出走流亡美国，但是达赖喇嘛打卦问神谕，神谕要达赖留下，计划因此取消。四年后，帕特森协助土登晋美诺布流亡美国。[6]:117-118[1]1950-1961年间，他由于中国占领西藏而无法回去，一直留在藏印边界的噶伦堡和大吉岭，研究喜马拉雅和中亚民族的生活和政治。他先是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后来作为特约记者，为加尔各答的《政治家》、英国的《卫报》、《每日电讯报》和《观察家报》撰稿；也为《纽约时报》、《旁观者》、《中国季刊》、《读者文摘》、《新共和》、《国家》等国际报刊撰稿。[1][8]
1953年，帕特森与一名外科医生玛格丽特·梅格·英格拉姆结婚。她是苏格兰教会的医疗传教士，两人在噶伦堡经人介绍相识。[4]1955年，西藏革命党的党魁邦达仓·饶嘎在帕特森的介绍下，与中情局加尔各答站站长John Turner在噶伦堡会面，希望中情局提供武器支援康巴游击队，但是中情局没有答应。[9]
他是世界上首先报导1959年藏区骚乱的记者，他也记录了后来中国无情镇压的时期，以及个别藏人蔑视镇压的行为。1959年3月17日，印度政府对与中国的关系感到紧张，警告他如果不停止发送“误导和夸张”的报导，政府将不得不软禁帕特森。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指责他把“市井流言”当成事实，西藏的局势是思想的冲突，而不是武力冲突。根本没有暴力发生。但是当天晚上，尼赫鲁不得不承认“拉萨已经爆发了战斗，印度领事馆遭炮击损坏。”帕特森后来报导说中国在印度边境结集军队，印度因此对中国的立场改趋强硬。[1][10]
1961-1963年，帕特森回到英国，在英国广播公司主持自己的广播节目“英国媒体的亚洲事务”（英语：Asian Affairs In The British Press），并在其他广播节目担任评论员和书评人。他也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新西兰广播公司以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进行广播。他在1961年从政，并成为爱丁堡（西）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为《观察家报》自由撰稿，在此期间广播和演讲，直到辞职。他与《观察家报》编辑大卫·阿斯特、Guy Wint等人一起成立了“集团权利研究国际委员会”（英语：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Group Rights，现称“国际少数群体权利组织”），并担任第一任董事。[8]
1964年，帕特森夫妇搬到香港，帕特森夫人在东华医院担任主治外科医师。[4]1964年，帕特森计划拍摄四水六岗游击队与解放军作战的影片，以此取得观众同情，要求他们的政府支持藏人主张。他以拍摄关于尼泊尔的电视影片为名进入尼泊尔，但是尼泊尔政府知道在木斯塘有康巴游击队，因此不准帕特森到木斯塘。帕特森在特耳苏里河附近的藏人处，得知樽村也有康巴游击队，因此申请到博克拉旅行获准，他在途中转向到樽村，与游击队接上了头。1963年后康巴游击队只搜集情报而不武力袭击，游击队小队长Tendar对于是否出击感到犹豫，但又无法即时得到木斯塘总部的答复，因此在喇嘛寺打卦，得到神谕肯定后同意出击。Tendar带领八名士兵、三名挑夫，帕特森与阿德里安·考威尔、克里斯·门格斯组成摄影小组一起出发。他们于6月7日从两万呎的隘口越境潜入西藏，两天后游击队从清晨就开始埋伏在宗嘎镇到吉隆镇的公路，下午两点十分解放军车队经过，小队长以开枪为信号展开伏击。该役解放军的四辆车中三辆受损，八名解放军阵亡，一名逃走，游击队九人中有一人受伤脱队，几天后自行归队。他们于6月27日回到加德满都，考威尔于次日把影片空运出国。几天后三人将此事告知英国大使安东尼·杜夫，杜夫于7月3日晋见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时转告此事，国王的反应是此片会给两国带来麻烦。因为此片，考威尔与门格斯在出境时被拘留一晚，一些影片与录音带被没收（后来还给他们）。帕特森在出境时被拒，三天后在杜夫的抗议下，他以书面致歉才获准离境。1965年3月，帕特森在《报导者》杂志发表长文，绘声绘影的描述了拍片过程。这部28分钟的黑白记录片《入侵西藏》（英语：Raid Into Tibet）是唯一一部纪录西藏游击队与解放军作战的影片，1966年在英国联合电视播放后引起轰动，先后在40个国家中播放。由于它透露了中情局秘密支援康巴游击队，使中情局大为光火。中情局认为这是木斯塘的康巴指挥官巴巴益西（英语：Baba Yeshe）策划的公关活动，停止资助木斯塘六个月作为惩罚。该片导演阿德里安·考威尔表示，由于中美两国的压力，该片后来不再流通。[11][8][12][7][13][14][15]该片摄影师克里斯·门格斯后来曾两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16]帕特森于1970年出版A Fool at Forty描述拍摄此片的经历。[17]
从1964年至1973年，他在香港工作，在亚洲各地旅行，为当地和国际媒体撰写亚洲事务的广播。他曾为香港电台和丽的呼声电视、广播电台撰稿和参加时事节目“头条新闻”，新闻评论和讨论小组。1966年，他帮助官方的香港贸易发展局创办其第一本商业期刊“企业”并担任编辑。[5]
帕特森夫人发现用于手术后疼痛控制的电针镇痛也可以显著改善鸦片戒断症状。帕特森夫妇于1973年搬回伦敦，以便她对此技术进行临床与科学研究。她在哈雷街成立诊所，两人共同开发了神经电疗法（英语：Neuro Electric Therapy，简称NET），出版了许多相关文章和书籍，使其成为国际知名的毒品治疗方法。帕特森夫人于70年代和80年代在美国进行了大量研究，帕特森负责管家，并帮助摇滚明星艾瑞克·克莱普顿，何许人合唱团鼓手凯思·穆恩和吉他手皮特·汤申德戒除毒品。帕特森夫妇认为精神科医生未能解决毒品问题是因为他们不能解决上瘾的心灵因素，而教会失败是因为他们无法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帕特森夫妇除了物理治疗之外，也进行心灵辅导。[4]
200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接力登上珠穆朗玛峰，中国与尼泊尔政府为了防止声援流亡藏人的抗议活动，在圣火接力期间禁止珠穆朗玛峰的其他登山活动。帕特森表示，“我最后能为西藏人民所做的，在全球胆小如鼠、不敢说出真心话的政治人物缺乏采取行动的诚意之时，在我已经快满九十岁之时，作为长征骑士最老的一位、前西藏的捍卫者，我呼吁所有探险家们，登山人，以及喜爱政治自由者，一起联合为西藏人提出抗议，反抗邪恶不道德的中国政权。”[18][19] [20]
2011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颁发“真理之光奖”给帕特森，赞扬并感谢他一直为西藏问题所给予的支持和同情。[19]在颁奖时，达赖喇嘛的特使也提到达赖对帕特森的藏语昵称Khampa Gyau（留胡子的康巴人）。[21]
帕特森70岁时出版了自传Requiem for Tibet。[22] 78岁时出版了自传Patterson of Tibet。[23]
著作
- George N Patterson. Tibetan Journey. UK: Faber & Faber. 1952年. ASIN B0007J31AK. OCLC 500371690.
- George N. Patterson. Journey with Loshay: An Adventure in Tibet. New York, NY: W.W. Norton. 1954年. ISBN 978-1590481684.
- George Neilson Patterson. God's fool. London: Faber & Faber. 1956年. ISBN 978-1-59048-191-2. OCLC 912039454.
- George N. Patterson. Up and Down Asia. London: Faber & Faber. 1958年. ISBN 978-1-59048-193-6.
- George N. Patterson. Tragic Destiny: The Khamba Rebellion in Tibet. London: Faber & Faber. 1959年. ISBN 978-1590481875. OCLC 163778934.
- George Neilson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0年. OCLC 563876471.
- George Neilson Patterson. Peking versus Delhi. United States: F.A. Praeger. 1963年.
- George Neilson Patterson. The Unquiet Frontier: Border Tension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Group. 1966年. OCLC 602350605.
- George N Patterson. Christianity in Communist China. United States: Word Books. 1969年. ISBN 0006912818.
- George Patterson. A fool at forty. Waco, TX: Word Books. 1970年. ISBN 978-1-59048-1905. OCLC 475706976.
- George N Patterson. Requiem for Tibet. London, UK: Aurum Press. 1990年. ISBN 978-1-85410-111-2.
- George N. Patterson. The China paradox : Christ versus Marx. Milton Keynes, England: Word Books. 1990年. ISBN 9780850093209.
- George Neilson Patterson. Patterson of Tibet: Death Throes of a Nation. United States: ProMotion Pub. 1998年. ISBN 978-1-57901-026-3.
- George N. Patterson. Gods and Guerrillas - The International Collusion to Sacrifice Tibet. The Long Riders' Guild Press. 2005-12-25. ISBN 978-1590481745.
- George N. Patterson. Treatment of Minorities. Werner Klat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Modern Asian Studies (编). The Chinese model: 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年: 154–168.
- Guy Wint (编). Asia a Handbook.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7年. OCLC 299479106.
- George N. Patterson. China and Tibet: Background to the Revolt. The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960, 1: 87–102. doi:10.1017/S0305741000022724.
- George Patterson. Mao,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Religion in Communist Lands. 1974年, 2 (4-5): 20–29. doi:10.1080/09637497408430688.
注解
外部链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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