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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本·爱德华·金梅尔（Husband Edward Kimmel，1882年2月26日—1968年5月14日），又译赫斯本德·金梅尔或金默尔，曾是一位美国海军四星上将，在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当时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他因为此次事件而从司令大位上退下，并以少将的阶级退役。金梅尔被免一事在后来成为长期受到争论的议题，各方对于他的遭遇与其在珍珠港事件中所负的责任相比是否公平，同样也意见不一[1][2]。
金梅尔于1882年2月26日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亨德森，父亲曼宁·金梅尔（Manning Marius Kimmel，1832年－1916年）是陆军少校及南北战争时期的南军退伍老兵，母亲是西贝拉·蓝伯特·金梅尔（Sibella "Sibbie" Lambert Kimmel）。
1904年，金梅尔从马里兰州安那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毕业，他后来在珍珠港事件中的对手——山本五十六正巧亦于该年从日本的海军官校毕业[3]。在升为将军之前，金梅尔曾在多艘战舰上服役、当过两支驱逐舰战队队长、驱逐舰分队队长及纽约号战舰（BB-34）舰长，之后在陆岸单位中担任过数个参谋官职位，也到华府的美国海军部内任职，并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完成进修。1937年升为少将后，曾经以巡洋舰第7战队队长的身份率领船队赴南美洲进行外交敦睦任务，1939年成为巡洋舰战斗部队司令（Commander of Cruisers, Battle Force）[4]。
1941年年初起，金梅尔从少将直接晋升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上将司令，以接替被解职的原任司令詹姆士·瑞查生上将。金梅尔在任内以注重细节著称，有时甚至不惜为此舍弃更大的计划[4]。
在金梅尔上任之前的1940年5月时，整个舰队的母港从以往在加州的圣地亚哥海军基地迁移到珍珠港。1941年2月18日，金梅尔致信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我认为珍珠港存在着被（潜舰、飞机或海空联合行动）奇袭的可能性，而我们正在立即采取实际措施，来使遭受的损害最小化、并确保攻击者会付出代价。[注1][5]
之后，日本帝国海军果然于同年12月7日出动舰队与飞机对珍珠港的军事设施发起猛攻，并导致2,402名美军士兵丧生。当时是海军中校情报官的艾德温·莱顿讲述了攻击发生时的光景：
金梅尔站在他位于潜艇基地内的办公室窗边，下巴因恼火而收的死紧。当他看着这场灾难以盛怒之势席卷整个港口时，一枚发射过的点50口径机枪子弹打穿了玻璃、掠过他身上才掉落地板。这粒子弹划破了他的白色军装，并在衣服的胸口部位留下擦痕。“若能被这子弹一枪打死，对我也算慈悲了。”金梅尔对自己的通讯官莫里斯·“德国”·柯兹中校喃喃念道。[注2][6][7]:315
金梅尔于珍珠港遇袭的十天后遭到解职，当时他正在积极策划与执行一项报复性行动，包括援助被日军攻打的威克岛、加强其上的建设，这可能提早展开美日两国舰队之间的冲突。之后，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欧文·罗伯茨主持的“罗伯茨委员会”在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委派下，开始对珍珠港事件进行调查，之后该委员会认定两位人士——即金梅尔海军上将与夏威夷军区（Hawaiian Department）司令沃尔特·萧特陆军中将——在此事件中的错误判断和玩忽职守导致了日军的攻击行动。金梅尔在数场听证会中替自己的决策辩护[8]，并声明当时许多重要的资讯都没到自己手边[4]。12月17日，金梅尔被解除太平洋舰队司令的职务，威廉·培伊中将在新任司令尼米兹到来之前短暂代理了司令，并于12月23日取消了对威克岛的救援行动，该岛不久后就被日军拿下[9]。
到了1942年，金梅尔从海军退役，并在战争结束后赴费德里克·R·哈利斯公司（Frederic R. Harris, Inc.）工作，1968年5月14日时在康涅狄格州的格罗顿过世[4]。
1994年，金梅尔的遗族，包括在南卡罗来纳州担任广播员的曼宁·金梅尔四世（Manning Kimmel IV）等人，第三度要求恢复金梅尔的四星上将军阶，但总统克林顿如同之前的尼克森和雷根一样，驳回了该请求。之后美国国防部在1995年的一份研究中显示，当年更高层的华府官员群同样对珍珠港的重挫负有责任，但依然未确定金梅尔的免责。1999年5月29日，美国参议院以52比47通过了一项非强制性决议，要还金梅尔和肖特两位将领的清白、并请求总统恢复两人原本的军阶[10]，而该议案的其中一位倡议者，共和党籍南卡州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还将金氏、萧氏并称为“珍珠港事件的最后两位受害者”，然而克林顿和其后的小布希仍没付诸行动。之后，在2000年的一次参议院调查中，宣布免除金梅尔的指挥所需负起的责任[11]。
大多数历史学者同意美军在珍珠港事件时，各级部队都未作好准备，因此在战备程度、训练及装备方面较强的日本海军攻势之下，蒙受了丢脸的惨败。然而，金梅尔究竟对太平洋舰队准备不周的窘境负有多大程度的责任，却一直是争议所在之处。有些人士，例如担任过潜舰舰长的退役上校小爱德华·比奇在1995年出版的《代罪羔羊——替珍珠港事件中的金梅尔和萧特辩护》（Scapegoats -- A Defense of Kimmel and Short at Pearl Harbor）一书中，断定金梅尔与萧特两位将军是帮华府的上级做了替死鬼[12]。而当年“罗伯茨委员会”对于金、萧两人“忽视日本威胁而招致惨剧”的观点，也在多年后遭到了其他来自历史界和军界人士的抨击[2]。
事变当时金梅尔的首席情报官艾德温·莱顿（同时也是最了解金梅尔为人的军官之一），在自己1985年的著作《我也在现场：珍珠港与中途岛大解密》（And I Was There: Pearl Harbor and Midway—Breaking the Secrets）中质疑金梅尔当时根本未被提供全面的资讯，并且他已经将有限的侦察资源作了适当的应用[7]。
另一方面，金梅尔的批评者则指出他（在珍珠港事件十天前的1941年11月27日）开始着手进行舰队的“防御部署”。由于金梅尔认为最大的威胁是来自敌军破坏，遂将大部分的舰艇集中到港内，而未派出去进行警戒。当金梅尔的情报部队失去对日本海军航空母舰行踪的掌握之后，他也未下令实施海上或空中的长程巡逻以确定敌军的位置[10]。除此之外，论者亦批评他身为海军指挥官，却未与掌管夏威夷众基地陆上防务的萧特中将达成工作方面的密切配合[13]。
最后，史学家们逐渐趋向抱持一个看法：就算金梅尔实施了不一样的措施，美军依然会在日军奇袭下遭受巨大损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三周后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职位的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海军上将在1964年的一次访谈中表示：“12月7日当天我军舰队留在珍珠港内，是上帝的恩惠。”[14]若金梅尔“获悉日本人即将杀到门口，他最有可能的应对方式就是予以拦截。由于美军战舰的航速不如日本船舰快，所以大概也无法使日舰落入自己的射程。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在深水的外海损失众多的舰艇，殉职人数也会再增加个数千”[14]。相较于此种状况，珍珠港被炸后，港内受到攻击的人员能够比较快获得营救，而且还有六艘战舰在事后依然得以修复[15]。事发当时在夏威夷HYPO情报站担任站长的约瑟夫·罗切福特也如此估计，并评论说珍珠港付出的代价已算不上高昂了[16]。
具有美国海军服役背景的作家罗伯特·斯汀涅特，则于他出版于2001年的《谎言之日》平装版[17]中提出了阴谋论的观点，认为罗斯福总统希望珍珠港的遇袭能让公众转而支持美国参战，并说金梅尔和萧特遭到了刻意隐瞒。斯汀涅特主张罗斯福与其他一些人知道日本有意攻击珍珠港，知情程度甚至详细到攻击发起日和时段，并表示上级不但给金梅尔下达了欺瞒命令，还不让他接触到“magic”（美国战争部对日本威胁活动的相关机密档案[2]）之类的情资，以使他对详情一无所知。但斯汀涅特的论点也被很多史学家否定[18]。
金梅尔于1912年与托马斯·金凯德（后亦为海军上将）的妹妹多萝西·金凯德（Dorothy Kinkaid，1890年－1975年）结婚[19]，育有两子曼宁·金梅尔与托马斯·金梅尔，前者在担任刺盖鱼号潜艇（SS-273）艇长任内的1944年7月时，因为于菲律宾的巴拉望附近被敌军击沉而殉职，当时阶级少校。
金梅尔一角在1965年电影《火海情涛》内由法兰奇·汤恩演出，剧中的他是一位局势不利下的受害者。1970年电影《虎！虎！虎！》则对金梅尔抱持了同情的观点，饰演金梅尔的演员马丁·鲍尔萨姆将他诠释为一位在事发时被恶劣通讯所困的能干指挥官。2001年好莱坞动作片《珍珠港》则选中加拿大演员科姆·费尔来担当金梅尔的角色，他在该片里洞察了日本对珍珠港的意图，也对于海军高层“重大西洋而轻太平洋”的作法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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