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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者》（The Sympathizer）是越南裔美国小说家阮清越于2015年出版的处女作畅销书[1]以及2016年普利策小说奖的获奖作品。此书涉及到了多个文学体裁与手法，包括美国移民、解谜、政治、后设[2] 、黑色幽默[3]、历史、谍报与战争[4]等，受到广泛的积极评价并获得了《纽约时报》的编辑推荐[5]。
| 同情者 The Sympathizer | |
|---|---|
精装版封面 | |
| 作者 | 阮清越 |
| 类型 | 历史小说 |
| 语言 | 英语 |
| 故事背景地点 | 胡志明市  |
| 发行信息 | |
| 出版机构 | 大西洋格鲁夫 |
| 出版时间 | 2015年 |
| 出版地点 | 美国 |
| 媒介 | 印刷（精装） |
| 页数 | 384页 |
| 所获奖项 | 普立兹小说奖、戴顿文学和平奖[*]、Andrew Carnegie Medal for Excellence in Fiction[*]、Edgar Allan Poe Award for Best First Novel[*]、弗莱贺蒂-邓南首作小说奖[*]、亚洲太平洋裔美国人文学奖[*] |
| 规范控制 | |
| ISBN | 978-0802191694 |
该部作品中，故事的第一幕为“西贡陷落”，而此书的出版时间也在该事件发生的整整40年之后[6]。主角是一个无名的叙述者，作为内奸被越南人民军安插于越南共和国军、隐匿在美国一个南越流亡社区当中。在从美国回到越南参与反共游击队之前，叙述者以外籍专家与文化顾问的身份针对一部正在拍摄的美国电影进行了指导——小说中提及的该部电影与《野战排》和《现代启示录》非常相似。叙述者同时作为内奸与移民的双重身份和时年越南战争的美国化在国际文学中的体现是这部书的主题。
故事采用倒叙的方式从一个政治犯被迫认罪时的自白展开，记录了一名法越混血、为共产党效力的间谍眼中的越南共和国政府与他被流放至美国洛杉矶的一系列事件[7]。从西贡陷落到进入难民营后迁移至洛杉矶，从在菲律宾做电影顾问到回归故土时所面临的监禁，这名间谍自始至终都在故事中保持匿名。
主角时而矛盾的双面人生在小说中无处不在。他身兼越南母亲与法国父亲的血统（后者是一名天主教神父）；他在越南长大而在美国就读大学；他是北越卧底却也是南越军官、士兵与美国中情局特工的好友。西贡陷落迫在眉睫之时，他身为一名副官抓住最后的一丝机遇通过美军的撤离计划“常风行动”设法逃出越南以确保其朋友博恩（Bon）、其追随的将军及其自身的安全。其间，人潮在疏散过程当中突然遭遇枪击。混乱之下，博恩的妻孩均被流弹命中而亡。
抵达洛杉矶后，主角、将军及其旧部面对异国文化的冲突与他们社会地位的剧烈下降而倍受打击。将军试图挽回昔日风光，自己经营了一家酒品商店。而后其在美国社会所遭遇的种种压制与非人对待却迫使着他制定计划、在南越侨民中集结部队，以反叛者的身份重回越南。参与侨民武装活动的同时，主角在西方学院找了一份文职，并先后与他的日裔美国同事森小姐（Ms. Mori；或译为“毛利小姐”）及将军的大女儿拉娜（Lana）发展了关系。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主角一直通过隐形墨水把将军试图重塑一支突击队的计划写在信纸上作为情报寄往北越的革命党成员、线人马恩（Man）。
当主角收到一份以越南战争为主题的好莱坞电影《哈姆雷特》（The Hamlet）（或译《村庄》，书中这部虚构电影描述美军守卫一座村庄（hamlet）、抵御北越攻击）之顾问邀约时，他视其为一个展现战争多面性的机遇、进而能使得越南在表述其历史的作品中获得一次发言权。但是在菲律宾的电影工作使主角格外挫败：他感觉自己无力参与美国对战争注入的充满误导与浪漫色彩的诠释，更在一次拍摄当中因炸药被过早引爆而险些丧命现场。由于导演对他太过嫌恶，此次爆炸仅仅是失误还是另有隐情则不得而知。
康复后，主角断然拒绝了马恩要求他继续潜伏于美国的提议，并决定随侨民武装回归越南。出发前夕，主角发现将军的一名武官桑尼上尉（Captain "Sonny"）在他逗留菲律宾期间与森小姐发生了关系，随即将桑尼枪杀。于越南执行任务时，主角为保护博恩竭尽全力。寡不敌众，他们最终均被捕获并投入牢狱。
主角在营房之中写下了他的认罪书，向一名政治委员下属的司令官恳求赦免。可认罪书中并非是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希望听到的内容——对于一个个致使其走向今日境地的故事，主角的文字盘根错节而又细致入微。他拒绝片面地描写事物，而是毫无保留地陈述。他甚至写下了儿时没有父亲的痛苦回忆和他第一次自慰的经历，以及他对于一个因极度复杂之纷争而分裂的国家的种种同情。主角仍旧自视共产主义者与革命党人、珍视他与那些本应是仇敌之人的友谊，并理解所有光荣地为祖国而战的军人。认罪书一次又一次地被驳回，但最终他还是被带到了政委的面前。
并未表露真面目的政委竟然是主角的直属上级——马恩。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马恩以再教育为由对他施以酷刑。首先，主角必须承认其在某次一名女性共产党间谍所遭受的的折磨与强奸中保持沉默；其次，他必须肯定自己无意识地参与了对父亲的谋杀；最后，他必须知会马恩的最后一课：为独立和自由而发起的革命会令独立与自由本身变得虚无缥缈、一钱不值，此时此刻虚无却会比独立、自由变得更加宝贵。故事的最后一幕，主角化为越南船民中的一员漂泊于海上。
几乎每一篇《同情者》的评论都涉及到了该作的独特风格：匿名叙述者与他的旁白。叙述者用他那“杂技般的本领”（"acrobatic ability"）带领读者亲历战争与美国认同的矛盾[3]。故事中第一人称的叙述则脱胎于作品本身的背景：主角为向捕获他的共产主义者解释其流亡动机而写下的认罪书[4]。同时，共产主义者再三强迫主角将自述重写，从而矫正他对美国与南越敌人的意识形态观感[4]。许多文学评论家将此书的叙事风格与一些美国作家相比较。《卫报》作者兰迪·博亚格达将该书的第一段描述为“对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的华丽重现”（"showy riff on Ralph Ellison's Invisible Man"）[2] 。博亚格达表示，《同情者》主角的无名身份与双面人生从作品的隐匿手法来看与《看不见的人》一书中的非裔美国叙述者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2]。《华盛顿邮报》评论家罗恩·查尔斯认为《同情者》主角的旁白看似是同时从菲利普·罗斯的自虐喜剧情节与沃尔特·惠特曼动人的苦难篇章当中汲取的灵感[4]。
多数对《同情者》的评价将其视作对美国中心主义世界观之作品的回应，尤其是该书中有关主角被邀请为越战电影《哈姆雷特》出任顾问的章节批判性审视了这一世界观。罗恩·查尔斯称该部分的悲剧与喜剧色彩不相上下，且是整部作品的点睛之笔 [4]。《纽约时报书评》将越南战争比作“文学战争”，称阮清越的文字为“（越南立场的）无声者带来了声音、迫使我们以新的视角重审40年前的历史”[3]。在某种程度上，该作也反应了阮清越自身对《野战排》、《现代启示录》与《蓝波系列电影》（《第一滴血》）等作品及其对血腥杀戮之描写的欣赏和他的其它复杂情绪[6] 。驱使著《同情者》中许多情节发展的是主角社会阶层、教育背景与忠诚等多方面的双面性。起初，这一双面性是主角的力量源泉、在种种冲突中为之提供了敏锐的批判与调查能力；不过最终，这一双面性又“成为了可能会在弗朗茨·卡夫卡或让·热内笔下显现的最最荒谬的反噬力量”[3]。
一位越南人在书评中写道：美国人终于有机会从一个全新的、与好莱坞“神话缔造者们”（myth-makers）笔下的故事形成鲜明对比的角度见证战争[8]。《纽约时报书评》为《同情者》在越战主题文学中的地位表达了赞誉，并认为该作对主角双面性的处理手法能够与约瑟夫·康拉德、格雷厄姆·格林与约翰·勒卡雷等文学大师相提并论[3]。罗恩·查尔斯认为该书“无疑是战争小说中的经典”，且“入木三分、一针见血”[4]。查尔斯指出，这一作品的价值并不主要体现于外界对其越战主题有着如何热烈的爆发性反响，而在于“阮清越探究了人生的孤寂凄凉、仁爱的昂贵代价与同情的悲惨底线”[4]。兰迪·博亚格达认为该书“大胆、精妙、且具有全球意识地重塑了越南战争及其数不胜数的个人与公众遗产”[2]。
《同情者》所遭到的批评较多地集中于故事中冗长的描写[9]。虽然博亚格达总体上对该书有着积极的看法，他也在“赘述”这一问题上评价道：“上尉那为了哗众取宠而表现出的反东西方刻板印象、反美国与天主教之公认劣行的形象无非是饱含抱怨与反证的陈词滥调，使他的独白显得死板而僵硬。阮清越自身的学历背景此刻显现无遗，暴露出他那试图鼓舞人心、实则莫过于说教式的辞藻”[2][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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