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CMG（英语：Norman Lockhart Smith，1887年5月29日—1968年1月27日），英国殖民地官员，在1936年至1941年担任香港辅政司，多次在香港总督卸任后担任香港总督（署理）直至新总督抵港。
史美于1910年以官学生身份来港，先后于华民政务司署、辅政司署、邮政司署、裁判司署、以及洁净局工作。
他于1933年至1934年担任教育司一职，同时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1934年转任华民政务司。辅政司任内，史美对香港内政作出决策，包括处理洗街问题以及加租迫迁租客事件；又代表香港接见孔祥熙、吴铁城等国民政府政要；此外，随着日本对香港渐见威胁，史美为香港整顿防务，多次号召市民募捐款项予英国政府供军用，又协助调整军用品出口政策，并多次担任港府代表，在日机轰炸罗湖事件和限制军用品出口事宜当中与日方斡旋。此外，史美亦负责制定疏散计划，纵使遇上阻力，疏散行动仍然得以进行。
史美于1941年香港保卫战前夕退休归国，但于1943年被委任为香港规划小组组长，负责为英国重新接管香港作筹备工作。1962年，史美和罗旭龢共同翻译中国古代诗词并集结成书。
早年生涯
史美于1887年5月29日出生于英国对衡郡[1]，父亲是国会议员晓治·哥福·史美（Hugh Crawford Smith）[2][3]，而母亲是汉娜·罗斯顿·洛克（Hannah Ralston Lockhart）[4]。史美早年就读于薛堡书院，后负笈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以文学士资格毕业[5]。
初期殖民地生涯
史美在1910年获香港政府聘任为官学生（现政务官）[5]。经过两年的广州话训练后，他于1912年成功通过最后一份广州话考试[6]。1913年，史美获调派至华民政务司署担任副助理华民政务司一职[7]。同年，他先是被调任为助理辅政司，兼任定例、议政两局秘书[8]，再调回华民政务司署担任首席助理华民政务司。1914年，他担任第三助理华民政务司，之后担任助理邮政司[9]。翌年，他再度担任助理邮政司一职，以暂代休假的胡乐甫[10]。
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美因通晓华语以及熟知华人特性，故应募加入中国劳工旅担任中尉[11]。从军队退伍后，史美旋于1917年被擢升为三级文官[12]。1919年，史美获委任为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13]，并一度署理副警察裁判司[14]以及助理监狱长[15]。同年从司法部门调任，再次任助理邮政司一职[16]。1920年，史美再度署理副警察裁判司一职[17]，后来更正式成为副警察裁判司[18]。
1921年，史美获委任为出入口管理处监督[19]，负责修订烟草税的工作，另外亦购置货车以应付出入口工作需要[20]。翌年，史美署任监狱长一职[21]，进而于1923年再度署任副警察裁判司。同年，史美获委任为新界南约理民官[22]，同时担任新界小额钱债裁判署裁判司，于荃湾、大埔和长洲警署拘留室工作[23]。1924年，史美担任洁净局总监[24]；同时被港府委任为一委员会成员，负责检视国际鸦片公约下香港自身所担当的角色[25]。1928年，史美调任为邮政司[26]，同年再次调回洁净局担任总监一职，兼任生死注册官[27]。1930年，史美再度担任定例、议政两局秘书[28]。
1933年，史美获委任为教育司，同时成为教育委员会成员[29]。担任2年教育司后，史美转任华民政务司[30]，同时获港府委任为定例局议员。华民政务司任内，史美成为稠密住户委员会一员，透过公开征求各界意见、于报章发布文章，征集改进稠密住户生活质素的建议，从而解决人口稠密区的弊病[31]；他亦一度署理辅政司一职[32]。期间，护督修顿突然患上盲肠炎[33]，故史美成为署理总督[34]，并以此身份出席汇丰银行新大楼开幕礼[35]。任内正值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史美宣布禁止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双方在香港征兵[36]。史美及后复任华民政务司[37]，于1936年更被擢升为辅政司，兼任定例、议政两局议员，接替出任冈比亚总督的修顿[38]。
辅政司生涯
史美甫成为辅政司，便要应付民生问题。1936年，议员铎威路指出市区部分街道卫生情况欠佳，影响游客观感之余，亦须耗用大量水来清洗街道，促请政府当局重新考虑对于在夏天用正喉于晚间清洗街道一事，或以每周清洗最污秽地区两次代替[39]。史美回复问题时表示大喉部分水可用作洗街，但水源不足以应付晚间洗街的用水量，政府亦不想增加员役，故改为每周在九龙和香港市区洗街一次[40]。议案获得通过，由工务署、水务署、辅政司署以及市政局执行[41]。
史美于1938年宣布，柴湾坟场、鸡笼湾东边坟场、鸡笼湾东华坟场、深湾坟场、新九龙坟场、咖啡园坟场、何文田坟场等部分墓地地段之骨殖，须于1938年6月前迁移，以腾出新墓地作安葬死者之用[42]。此外，上海金融出现波动情况，令社会出现轻微惊慌；有传闻称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爵士将来港，史美随即澄清绝无此事，又表示上海金融问题和香港绝无关系，香港经济仍然稳固[43]。翌年又有传闻称英国金融专家杨格将会于1940年1月来港担任新一任财政司。史美对此澄清杨格的确会来港，不过他来港目的只是巡视香港金融状况，并无他意[44]。
同年，社会陆续出现业主加租迫迁租客事件，社会各界和政府亦开始关注此现象[45]。罗旭龢和九龙居民协会均认为政府应及早制裁，罗旭龢甚至认为应组织一个维护居民权益的互助组织以向港府施压，令港府施行有效之制裁法令[45]。立法局、议政局均有讨论此次事件。某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富绅接受天光报访问时表示，每月租金均定定在租约内，业主不能随意加租，业主加租迫迁租客的行为只是为了中饱私囊[46]。3月9日，史美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政府已对此作出研究，并正与高官和华人领袖商讨。由于准备工作过于仓促，因此此议题会否于定例局讨论仍是未知之数，但若港督欲宣布对于此事对策，则应提出讨论[47]。港府委任史美、施戈斐侣和文烈（Robert John Minnitt）为调查委员会委员，负责研究加租迫迁事件前因后果，并为此提出解决方案。九龙居民协会亦收集住客情况，交至委员会以协助调查[48]。6月1日，港府始推行《1938年制止加租逼迁条例》，作为紧急措施，条例有效期为1年。翌年，制止加租逼迁条例有效期延长至1940年。后来，史美接受非官守议员罗文锦的质问时，承认该法案中若干条款，特别是撤销1938年限制逼迁条例内若干经已按揭的屋宇住客之保障，实与该法例所给予之保障相反，按揭人受该法例压迫，但他认为不能为少数人知特别利益而修改该法例。并非撤销整个法案，应其中尚有若干条款是必要的，但因加以考虑，战事又逼近，故暂搁置实行条款[49]。
作为辅政司，史美不仅要负责内政事务，亦要负责外务工作。1937年，孔祥熙到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大典，途中经过香港，史美和何东等人担当迎宾的工作[50]。同年，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到港拜会代督史美[51]。除此之外，史美亦曾到澳门拜访澳督以及到星加玻出席当地军港开幕礼[52][53]。
辅政司任内，日本对香港的威胁不断加深。1939年，日本军机侵入香港领土，以机枪扫射平民，造成30多人死伤[54]:272。事后，英国大使馆对此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总领事表示是误炸，愿意赔偿和道歉[55]。英方派出史美作代表，与日方进行谈判，决定日方赔偿性质和赔偿金额[56]。此外，史美亦积极收集证据，调查财物损失，作为谈判的筹码[56]。调查期间，社会上出现日方协助港府调查传闻。史美表示，日方并无涉及调查其中，又表示谈判将于稍后举行[57]。3月，日本侵华南参谋长田中来港与香港政府谈判，史美则担任港方代表，双方谈判近一小时[58]。日方愿意赔偿二万元，但史美当时未有立即接受日方开出的条件[58]。翌日，英日谈判再度于辅政司署举行。史美会后向记者表示，对于伤者情况和死难者家属抚恤情况的调查尚未完成，故此无法确定索偿金额[59]。英方最后接纳日方开出的条件，事情以日方赔偿港府二万元告终[60]。3月7日，史美收到日方赔款共两万港元，但伤者和死难者家属的赔偿金额要待调查完结后才能确定[61]。
1940年，日本提出禁止一切物料从香港经水路或陆路运入中国、制止中西报纸及杂志反日宣传以及封闭所有在香港中国政治机关三个条件，但史美否认所有条件[62]。同年6月，日本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关闭滇缅公路和香港边界[54]:270。7月，英日签订有效期为3个月的《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协定》，停止向中国输送军需品[63]，令国民政府的外援补给线遭切断[64]。10月，日本驻港领事向香港政府对于撤销军用品出口限制一事表示抗议。他认为，英日政府关于香港禁运某种物品入中国内地之协定， 实与滇缅公路事件无关，香港协定实为独立的。史美亦对此作出口头声明，表示香港运送军火至中国问题，将恢复滇缅公路协定前状态。但是，英国考虑日本的反对后，决定不撤销运送施限制的军火及其他出品物至中国的禁令，以待外交谈判结果如何而定解禁[65]。
1940年6月，英国政府为香港制订疏散方案[66]:64。可是，疏散方案受到立法会非官守议员强烈反对[67]。非官守议员质问港府疏散命令是英国政府还是当局所发出，又质疑港府为何只疏散欧洲血统的英籍妇孺，而不将非纯粹欧洲血统的英籍妇孺纳入计划中，批评港府此举有种族歧视之意[68]。普乐更认为强逼在港妇女撤离而没有顾虑她们的意愿是十分不公平[69]:81。对于身处菲律宾的单身妇女，与其让她们到澳洲，不如准许她们回港[69]:81。议员又质问政府对于疏散究竟有否定案，并促请政府作详细的声明[68]。史美代表政府回应时表示，疏散最后决定权在伦敦政府手上。殖民地部大臣对此事十分关注，史美是于6月28日下午收到疏散纯欧洲血统的英籍妇孺之最后命令[69]:80。适逢有一艘轮船于7月5日离开香港，港府以1939年自行申请疏散登记册为根据，将一部分市民疏散[67]。因此，政府决定将妇女强制登记延至7月6日开始，为期两星期。史美又解释，1939年计划之中之所以订定对于在亚洲没有固定住址之人士，应予以特别待遇，是因为其他亚裔人士疏散目的地大多在印度、澳门、越南以及中国[67]。史美表示时局有变，但系他向所有人保证，假设有进一步的疏散安排，港府会对各种族人士的请求都予以充分考虑[67]。他亦表示，实施中的疏散令接下来的行动更加容易进行。政府已制定一个新的疏散计划，以针对越趋严重的局势[67]。纵使受到朝野强烈反对，疏散计划仍继续进行[66]:64。1941年7月，史美发表公告，指出现时香港有许多华人，但观乎现时香港地位以及四周情况，疏散居民的工作十分困难。他又表示政府正为此规划方案，如果局势日益紧张，香港政府会发出通告，劝喻香港居民从速离开。对于无法离开香港的居民，他希望居民能够尽力协助守卫香港，参与各种防卫工作[70]。
1941年，英国宣布冻结日本在其殖民地的资产，又废弃英日之间的商务协定[71]。日本驻港领事会见史美商讨冻结资金问题。史美于会上表示，香港政府于上星期六日午间冻结日本资金的举动，是奉英国政府的命令。他又表示事态匆忙，未有进一步对策，需和港督商讨[72]。
史美亦关注战时粮食问题。1941年6月1日起，粮食由政府供应，米价随即下降，但仍然高于一般市民负担的水平。史美解释实行专营是因为香港政府为维持适量粮食供应。现今香港政府已制定整个计划获取各地粮食源源供给，确保粮食不断输港。他又表示定例局和议政局对此计划相当满意。此外，为回应本港各米商拟请求政府赋予官米批发权的要求，政府决定将官米直接销售给零售商[73]。
晚年
1941年，史美申请退休获批。12月7日，史美离港归国。离港当日，不少政府高官和华人领袖到皇后码头欢送他[74]。12月8日，日军入侵香港，香港保卫战爆发，史美乘搭的船曾经受到日本军舰攻击，幸而脱险，而香港于25日圣诞节沦陷。退休后两年，亦即1943年，史美获委任为香港规划小组组长，负责筹备战后管治香港的事务，至1944年麦道高接任为止[75]。战后，史美于1962年和罗旭龢合著了一本关于中国古代诗词的书[76]。史美最后于1968年1月27日于西咸去世，终年80岁。遗体葬于当地的圣詹姆士教堂（St James' Church）[6]。
个人生活
史美于1914年迎娶慕德·维奥莱特·班尼斯特（Maud Violet Bannister，卒于1969年）[77][78]，其父亲威廉·班尼斯特（William Banister）为圣公会牧师，曾经拍摄许多中国风景照片[79]。
荣誉
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同袍勋章 (CMG) (1937年)[82]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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