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卿，JP（英语：Emily Lau Wai-hing，1952年1月21日—），香港政治人物，籍贯广东佛山市南海。刘曾任记者及传媒人，1991年成为首位经地区直选的女性立法会议员，民主党首位女性主席，前线政党前召集人，1989－1991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南加州大学电视新闻学士，1976－1991年在香港与伦敦的英语传媒任记者，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部助理编导等。[3] 2016年，刘慧卿宣布不再竞逐连任立法会议员，告别25年的议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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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慧卿 Emily Lau Wai-hing J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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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立法会议员 | |
| 任期 1998年7月1日－2000年6月30日 2000年10月1日－2016年9月30日 | |
| 前任 | （首设） |
| 继任 | 林卓廷 |
| 选区 | 新界东 |
| 多数票 | 1998年：66,086 (20.00%) 名单首位 2000年：63,541 (20.64%) 名单首位 2004年：61,572 (14.29%) 名单次位，郑家富名单余票 2008年：33,205 (9.20%) 名单首位 2012年：37,039 (7.97%) 名单首位 |
| 香港立法局议员 | |
| 任期 1991年10月9日—1997年6月30日 | |
| 选区 | 新界东 |
 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 |
现任 | |
| 就任日期 2018年12月19日 | |
| 民主党第5任主席 | |
| 任期 2012年9月30日—2016年12月4日 | |
| 副主席 | 尹兆坚、罗健熙 |
| 秘书长 | 李永成 |
| 前任 | 何俊仁 |
| 继任 | 胡志伟 |
| 前线召集人 | |
| 任期 1996年—2008年 | |
| 前任 | 何秀兰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52年1月21日[1][注 1] 英属香港 |
| 籍贯 | 广东南海 |
| 国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 政党 | 前线 （1996年－2008年） 民主党（2008年－） |
| 配偶 | 波尔（1982年－1985年） 潘松辉（1989年－2006年）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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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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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政治手腕素来强硬，被认为是香港民主派中的“强硬派”，亦坚守立场及原则。自2008年推动前线与民主党合并，立场转向中间靠拢，尤其是在2010年领导民主党与香港中联办达成协议通过政改方案后。在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的“十大立法会议员排名榜”长期入榜。[4]与现时的激进民主派相比，虽然政治作风强硬，但她长年坚持“和理非非”的抗争路线（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并对攻击她的人甚少出恶言（恶意人身攻击除外）。
早年生活
刘慧卿祖籍广东南海，成长于英属香港，传媒称卿姐。 其父亲原是大地主，1948年因国共内战，由广州南逃香港，居于湾仔一幢唐楼。初时家境富裕，但刘父的六子返回大陆生活后被共产党扣押。为救家人刘家几乎倾家荡产，从此一贫如洗[5][6]。
刘慧卿母亲是刘父第二任妻子，刘父与两任妻子共育有十八名子女，刘慧卿排行第十八。四岁刘父去世，经济支柱顿失。那时候，刘家一家十多人与其他家庭共住唐楼笼屋内。刘母在富裕人家当家佣，子女则在异母兄弟或亲戚家中辗转寄住。直到她就读高中，有能力负担房租，才结束寄宿生涯。童年贫苦生活，加上刘母的影响，对其日后性格有较大影响[5]。
刘慧卿曾就读元朗钟声学校，后在玛利曼小学完成小二至小六课程（1962年起[1]），并升读玛利曼中学（1972年离校[1]）[注 2]。当时全港的中学普遍以英文授课，该中学亦不例外，最初她被同学取笑英文水平，经过一番努力，英语变得流利，成绩亦有进步。由入读中一年级开始，她为小学生补习帮补家计[注 2]。同时她常参与校内活动，如风纪、学生会代表等等，对她个性亦有一定的体现[5]。1972年曾在格致书院教授英文科。
在排行第8的哥哥的资助下，刘慧卿于1973年至1976年间负笈美国南加州大学[1]，原打算修读工商管理学系课程，但不久就觉得课程不适合自己。就在这时发生了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敢于揭露当权者的腐败，受此影响她在第二学年转读电视新闻学系课程，1976年取得学士学位[1]，返回香港，投身传媒[5]。
记者生涯
1976年，她打算应征无线电视新闻部，但因薪金过低而放弃。其后她自荐于《南华早报》，获得录用，专责报道卫生、福利和教育新闻。任职两年期间，她揭发公立医院和疗养院医护人员疏忽照顾长者及病床床位不足问题，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读后非常震惊，下令改善公立医院服务，停止使用帆布床，自此帆布床在港渐被淘汰[5]。
两年后她转职无线电视新闻部，上司为黄应士。她同时兼顾翡翠台（无线电视中文台）和明珠台（无线电视英文台）的频道，任职三年期间擢升至助理采访主任及高级编导。她制作时事节目《焦点》（即明珠档案前身），谈及香港主权移交问题，当时中国和英国就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但她对香港人无权参与谈判而感到愤怒[5]。
1981年，她再度出国留学，于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1]，可是她一准备入学，伦敦大学却以她没有国际关系学学位为由，要求刘慧卿先完成文凭课程，她据理力争，结果伦敦大学改变要求，命她参加测验，最后她测验合格，顺利入学，1982年毕业[1]，更在伦敦大学校长当面争取华裔学生的公平待遇。除了读书之外，她同时为英国杂志《远东经济评论》香港特约记者（1984年[1]），及兼任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部助理编导（1982年至1984年[1]），专责报导香港前途新闻，还采访过候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5]。
她于1984年辞去英国广播公司的职务，返回香港。无线电视翡翠明珠两台欲邀请她回巢，但她认为薪金过低，遂转投《远东经济评论》。她曾在中英联合声明的记者招待会上，向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质询：“你把五百万香港人交给一个独裁的共产政权，道义上是否说得通？”撒切尔夫人回答：“香港人欣然接受这份协议，你是唯一例外。”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储文曾借口替她补习普通话，两度约见，实则是讨论时事与了解她的见解[5]。
1989年3月，她和其他六名关注民主人权人士应中国异见人士方励之要求，带同香港23000多个市民签名到中国，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七人一踏入天津机场，其中庄思明被原机遣返，而联署则被没收。她乘火车前往北京途中，大批便衣公安沿途监视监听。到达北京，六人草拟致人大常委会的信，送抵人民大会堂，公安人员筑成人墙包围，还被武警持来福枪威胁[5]。
公安指称六人之一陆汉思牧师为外籍人士，非香港人，阻止他进入人民大会堂。刘慧卿争辩但无功。最后一名不愿透露名字，声称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部的人员收了信件。离开北京之前，六人召开记者会，中外记者采访，而她与公安争吵的图片，登上了《南华早报》头版。4月她以记者身份再度前往北京，目睹天安门广场聚集悼念胡耀邦的学生，这是她最后一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5]，自此她被禁止踏足中国大陆。两个月后，六四事件爆发。
1987年至1990年，刘慧卿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以及香港大学授权的新闻系校外进修班讲师。1989年至1991年间，她登上记者生涯最高峰，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并多次就香港的重大事件担当发言人[5]。
弃笔从政
刘慧卿原本没有从政念头，直到1987年，她赴英访问时任外交部次官的李连登，刘慧卿问他为什么英国政府不容许香港举行普选，连顿反问她若有普选是否会参选，她毫不犹疑说会；加上前律政司唐明治的鼓励，与及希望推动香港民主，她决定弃笔从政[5]。
她的亲戚反对她从政，但她决意从政，并辞去《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及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职务，公开筹募近三十万元选举经费，1991年香港立法局选举于新界东出选。在六名候选人中，她与黄宏发两人胜出，她更成为“票后”（得票最多的女性），为香港第一位通过直选进入立法局的女性议员，亦是当届唯一一位民选女议员，开始全职议员生涯[5]。
当选后，她争取了解不同范畴的议题，非她所属的事务委员会，她都会列席。同时推动立法局（后来的立法会）不同党派合作，谋求共识[7]。她对政府官员言语辛辣，不留情面；在一次会议之中，她曾掷铅笔表达对官员回应的不满[8]。
无论政府官员[8]、泛民主派，还是与她政见不同的议员，都认同她不偏私的作风，若议员违反议事规则，她会适当处理[9]。她在议会上极注重遣字用词，绝不容许任何贬低女性的词汇出现，例如“婆妈”（犹豫不决）、“二奶”（情妇）[10]、“婆数”（麻烦事情），包括以开玩笑的形式，她也绝不接受[11]。她也不喜欢见到别人说话时中英夹杂，认为这是香港人的通病，不尊重语言，遂要求议员一是全用中文，否则就全用英文，此后议员和官员在会议中有刘慧卿出席时不再用中英夹杂方式说话[5]。
2001年4月，金管局绕过立法会，直接动用39亿外汇基金储备购入正在动工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顶层作新总部。刘慧卿在立会内外就此事多番质疑，认为金管局浪费纳税人金钱以作铺张。其后两年，香港经济、楼市低迷，金管局的这项物业投资面对更大压力。直至2003年底，香港经济开始复苏，国金写字楼售价、租金回升，金管局才稍纾压力。
2003年9月，刘慧卿提出在立法会讨论联系汇率存废问题，引致港汇一度波动。有人批评她设想不周，忽略了在立会讨论联汇可能令投资者对港元失去信心，炒家有机可乘。刘为此解释，认为市场反应过敏是因为外国投资者以为香港是实行议会民主，误以为立法会的讨论对行政主导的特区政府有重大影响。而其实立法会权力有限，更因并未取消功能组别而让亲政府力量稳占半数，立法会讨论根本影响极微。
2006年10月6日，刘慧卿与陈鉴林竞逐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出席的投票的议员除了泛民主派议员21人，还有建制派议员29人，两人同取25票，最后以抽签来决定胜负，刘慧卿得以蝉联[12]。
1992年，时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发表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提及政改方案，改革立法局选举制度，除了要“两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议席，又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新九组），使所有在职人士都有资格投票（使这九个议席成为变相直选议席）[5]。
刘慧卿认为这是不民主的间接选举，自行以私人草案提出“九五直选”方案替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她的私人草案将香港划分为六十个选区，全部单议席单票制，以普选方式选出六十个立法局议席。这草案推出之时，引起立法局通宵达旦激烈辩论。据刘自传称，当时港英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三大政权分别向不同党派的立法局议员施压[5]。
泛民主派议员方面，香港民主同盟（民主党前身之一）支持刘慧卿的私人草案，但李华明、狄志远、黄伟贤三名汇点（民主党前身之一）成员却表示她的私人草案违反《基本法》，全体投弃权票。彭定康也亲自打电话游说刘慧卿支持政改方案[13]。1994年6月30日清晨4时50分辩论结束，“九五直选”方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采用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此后香港立法会仍然采用半直选半间选功能组别议席制[5][14]。
1996年8月26日，刘慧卿与其他路线相近的盟友刘千石、李卓人、梁耀忠、黄钱其濂、何秀兰共同建立新政党“前线”，何秀兰为首任召集人。创立前线者几乎全是泛民主派议员，唯有黄钱其濂是原政府高官出身，曾担任卫生福利司[5](但黄在香港主权移交后淡出政坛，专注写作英文小说)。
前线以“争取普选、捍卫人权、全民制宪、维护法治”为纲领，是民主派非政府、非牟利的政治团体，早前会址并设在中环，其后转迁油麻地[15]。刘慧卿同年继何秀兰之后成为召集人，直到2008年前线与民主党合并。但她将精力全放在立法会上，加上她不擅处理组织工作，致前线人事纠纷频繁，七十多名创会会员只有少数留下；前线未能壮大，亦未能栽培第二梯队，刘慧卿承认她要负责[5][16]。
1996年，立法局通过《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刘慧卿根据法律中“个人资料使用者必须在四十天内回复是否持有查询者个人资料”的规定，向原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社长周南提出查询，但是新华社一年后才回复，称没有她的个人资料[17]。
刘慧卿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投诉，专员将投诉转介至律政司，但时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以公众利益为理由[18]，拒绝控告新华社香港分社违反条例。
后来律师陈爵建议刘慧卿以个人身份向法院控告新华社香港分社，裁判官批准她以私人传票方式，刑事控告新华社香港分社，但是那时《法律适应化修改（释义条文）条例草案》刚刚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北京政府驻香港机构因此具有豁免权[19]。于是刘慧卿改向法院控告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姜恩柱[17]。
但姜恩柱以“事情发生时非他在任”为理由，提出司法复核撤销对他的起诉，最后姜恩柱胜诉，刘慧卿要支付姜恩柱的律师费一百六十多万元。一年半后，她仍未能还清款项，故姜恩柱便向法院申请拖欠诉讼费的刘慧卿破产。由于刘慧卿通过公开筹款、申请公民政治权利基金和个人储蓄，在法院开庭前四天，即2001年3月23日还清了总共174万港元欠款，使她免于成为香港第一位遭破产申请的立法会议员[20][21]。但文汇报为首的左派报章批评她并非没有偿还能力，因为她月薪不低，而且在瑞士设有公司，买卖基金及投资等，质疑筹款是“政治把戏”[22]，刘慧卿表示，她是希望透过筹款方式向公众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5]。
1996年12月10日，刘慧卿与郑家富、何秀兰及李卓人参与反对香港行政长官四百人推选委员会小圈子式选举静坐抗议，几百名警员戒备。抗议人士在警方指定的示威区游行，众人发现没有铁马包围的缺口，遂走近会议展览中心[5]。
警方立即驱赶他们，结果两方对峙，众人躺在道路中央，警方逐一将之抬上警车押往湾仔警署。刘慧卿在扣留之中用电话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对话，以全球直播方式作现场报导。尽管躺在道路中央的抗议人士不只她一个，而且以后示威亦未作如此举动，但她成为众矢之的，左派人士及报章讥称刘慧卿为“瞓街卿”，不过现时“瞓街卿”的用语以激进民主派和网民作为称呼她，至今未休[23][5][24]。
太平绅士是刘慧卿少数公职之一，太平绅士权能和职责是可巡视监狱、庇护工场、男女童院和医院，而且是终身名衔，本来以她立法局议员的身份也有相同权能，但1997年之后，原先的立法局议员全体下车，刘慧卿亦同时卸任，她却不接受非民选的临时立法会，整整一年没有议员身份，直到1998年香港立法会首次选举再次当选[5]。
彭定康见及此，询问她会否接受委任太平绅士，刘慧卿考虑到1997年之后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未必给她同样机会，遂在1997年6月13日接受任命，继续处理事宜。刘慧卿特别关心囚犯事宜，常常前往探访和接受投诉，本来按规矩，是由一名官守太平绅士和一名非官守太平绅士（刘慧卿属非官守[25]）一同前往，但她怀疑有人事先通风报讯，另作安排，令人看不见真相，故她宁愿独个儿突击巡视[5]。但这回引起惩教署不满，惩教事务职员协会召开记者会，表达对刘慧卿的不满，认为她的作法不合规矩，有无视惩教事务职员的专业操守之嫌；但亦有意见表示，刘慧卿当时已和时任署长的伍静国通电，并得署长许可。根据监狱规则规定，刘慧卿是乎合规定的[26][27]。
2003年8月，刘慧卿及另一位立法会议员、民主党的涂谨申赴台湾参加“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的研讨会。此研讨会由群策会举办，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协办，由民主进步党籍的总统陈水扁主持开幕，因此此会颇具台独色彩[5]。刘慧卿在研讨会中表示：
“香港有香港的状况，台湾很多人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完蛋了，没有希望了，我不会这样说。……不管两岸统一，还是台湾独立，只要台湾人的选择，我都尊重。……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5][28]
“香港与台湾最大的不同是，香港没有选择自己政府的自由。如果支持民主改革的民主派可以超过半数，直选特首及立法会普选的诉求就更容易达成。...直选特首须先求民主派过半，这从台湾国会改选中可以得到经验。...这部分台湾经验的交流很重要。”[29]
刘慧卿说民主派若过半就可以向特区政府、北京提出直选特首议案，若是特区政府置之不理，不但立法会可以否决特区政府任何违反人权、法治的法案（如国安条例），而且还可杯葛特区政府的任何议案作为要求民主改革的手段。她指出，七一大游行提出直选特首、普选立法会、撤换董建华等诉求，她不认为港府仅对国安条例做让步，港人就会罢手，在获得民主改革前，要求民主的力量不会涣散的。[30]
不少亲中共的左派人士对于她出席论坛以及认可台湾自决的权利非常不满，并就此事发表很多批评言论及文章，指她身为香港议员不应出席这类活动。亲北京人士其后更诬蔑刘慧卿是支持台独，对她的攻击更为强烈。[31] 其中民建联区议员陈云生质疑刘在当选立法会议员时发假誓，并无真切效忠基本法，提出要报警拘捕刘慧卿；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亦多次公开要求跟刘慧卿辩论此事，然而两者的要求最后都不了了之。她后来又在一次访问中拒绝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引起了更多的批评[5][32]。刘慧卿认为这是“中央喉舌及所谓爱国人士”歪曲她的言论，又认为“香港人连自身的前途都未能作主，反而讨论台湾人的前途问题十分可笑”。[33]
由于刘慧卿的政见经常与建制派议员针锋相对，使她经常被亲共人士的恶意攻击和侮辱。她曾被电话恐吓，办公室曾遭倾倒食物和粪便。一名妇女和一名老翁因此被警方逮捕并被罚款。2004年6月21日有人在刘的办公室外纵火。放在办公室外呼吁参加2004年7.1集会的宣传单张被烧掉，墙上留下了“所有汉汗（奸）都要死”的字句。此外，她的办公室还不断受到假人类免疫缺乏病毒、假炭疽病菌等不同方式的搔扰。另根据刘慧卿在2006年12月16日出席电台节目《发酵的男人》时声称，她怀疑虽然安装了保安系统，但自己的住宅及办事处仍经常被不知名人物潜入，而且未有得到警方的重视[34][35][36][37][38]。
在刘慧卿推动下，前线的主流派和民主党于2008年11月正式合并，刘慧卿和原民主党的单仲偕及何俊仁组成内阁参选民主党中常委选举，三人全部顺利当选，何俊仁出任主席，而刘及单则出任副主席。何俊仁因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失利而辞任主席，由刘慧卿署任党主席直至年底改选。
2012年，曾扬言在应届民主党领导层改选中“裸退”、应“交棒”年轻党友的刘慧卿，忽由“裸退”变“裸选”，竞逐党主席一职。结果刘慧卿以149票，击败133票的单仲偕及14票的区诺轩，当选民主党主席[39]，她亦成为民主党成立18年来首位女性主席。
政治立场
刘慧卿是人权议题、民主化进程以及其他一些政策的直率批评家。她的行为在一些场合曾引起争论。她曾多次在主权移交前后对“一国两制”表示质疑，认为北京方面不会同意给予特区政府各种自由，而会不断透过各种方法来直接或间接干扰香港的内部事务。另外，她亦在主权移交前就中共中央对香港一些做法，指责中共是“野蛮”[5][40]。
刘慧卿曾经属于泛民主派比较激进的一员（2006年社民连未创党前），她认为《基本法》与香港现有法律的矛盾应该由对香港法律有理论上的认识，而且更要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解释。因此，她支持对现行香港基本法进行修订，以消除两者之间的矛盾及灰色地带。[来源请求]亲建制派认为她的这个要求是“对中央不信任”及“意图挑战中央及人大常委决定的权威”[5][41]。她经常评论中国人权状况和香港民主进程等。她也曾经怀疑“一国两制”的落实，因此她的言论经常惹起争议[5]，受到亲中派的批评。[42] 瑞典奥普塞拉大学于2003年颁发蒙列斯文尼仁人权奖（The Monismanien Prize），以表扬她对香港人权和民主的贡献[43]。
另一方面，她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前往大陆采访，但除刘慧卿随2005年曾荫权率领全体立法会议员访问中国大陆之外，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未曾踏入正式中国大陆，故此多为认知了解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国官员官僚心态，在批评中共政府时通常比较强烈[44]。她多次要求中共平反六四[45]、落实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等[46]。此外，她主张重视公民权利，认为应立法保障人权、平等权利和知情权[47]。经济事务上，她主张公平贸易，反对输入外地劳工，和推动引入最低工资[48][5]。
2010年5月初，立法会主席曾钰成邀请全体立法会议员到访上海参观世界博览会，当时正进行五区公投，刘慧卿因为反对当时五位辞职的立法会议员未能随团到访，因而并无随民主党议员到访，并宣布不会再参加类似的交流团，以示抗议。2008年博益出版社结业，她曾一度决定销毁存货及不容许作者买回版权，其后博益让步，刘有份参与当中的争取工作。
同年5月24日，民主党三名成员，包括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刘慧卿、资深成员张文光，获邀与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法律部部长冯巍及副部长刘春华会面，讨论香港政制改革，这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21年来首次有民主派核心成员与北京政府官员作正式接触。
其后，北京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方案。6月21日民主党举行的会员大会讨论是否支持政改修订案（修订中加入民主党建议的区议会方案，五席新增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员由全港没有功能组别投票权的选民投票产生），部分民主党成员质疑如果支持新方案，民主党便违反其2008年立法会选举时的政纲及承诺，放弃争取2012双普选及取消功能组别，是欺骗选民。此举也引来社民连等其他泛民主派激进支持者的不满。
创党主席李柱铭及立法会议员郑家富亦为此声言考虑退党，另一立法会议员涂谨申亦表示须慎重考虑是否跟随党的投票意向，区议员范国威及民主党中委林子健亦同时表示反对党大会的决定。而民建联、工联会、自由党等亲建制派政党表示支持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而反对民主党方案的泛民主派议员中，社民连认为若民主党支持方案，便“不再属于盟友关系”。
民主党大会最后通过支持政改方案，方案在北京拍版支持下得到建制派议员的支持。[49]刘慧卿在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前，破天荒向亲建制派支持者示好及跟其握手[50]，并在会议上承认自己已改去以往强硬的形象，称日后需要“妥协、合作和凝聚力量”，为市民办事。不过，她被指不只改变作风，更是改变政治立场，消极接受在2020年前不能取消功能组别的规定。[51][52]
2012年，她代表民主党参加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出战新界东地区直选，成功当选。但她的名单得票比追击民主党的人民力量候选人陈志全低1003票（民主党在新界东的总得票超过6万）。
2021年5月，刘慧卿在《苹果日报》撰文，指出全国人大修改选举制度令香港政治制度出现大倒退，她形容参加经审查筛选的选举是“屈辱”，民主党是否参选，必须参考市民意见。[53]
婚姻
刘慧卿结过两次婚。
1982年，她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资深记者波尔认识，闪电结婚，但八十年代中便离婚。
1988年，她与大律师潘松辉代表香港观察社往英国就《香港基本法》草拟问题与英国国会议员会面后，在1989年3月宣布两人婚讯。2005年，刘迁出与潘同住荃湾汀九住所，转往跑马地独居，两人被指已分居。刘初时否认，但2006年5月，她承认正与潘办理离婚手续，并向立法会申请改变婚姻状况[54]。
著作
- 《刘慧卿面对香港》
- 《卿描淡写》
- 《偏向虎山行》
- 《我在民主党的日子》
- 《香港可以说不》
- 《议事论事：香港发展的重要议题》（刘慧卿，何俊仁合著）
注释
参考文献
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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