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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帝国陆军大将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冈村宁次(日语:岡村 寧次/おかむら やすじ Okamura Yasuji,1884年5月15日—1966年9月2日),日本陆军军人,大东亚战争时期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1944年11月 - 二战结束)。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11军军长等,官至勋一等功一级陆军大将。父亲冈村宁永曾任职于江户幕府。第一任妻子是星野理枝,后因故过世;第二任妻子是贵族院议员加藤宇兵卫的女儿。陆军三羽乌之一。
1884年出生于东京,1897年小学毕业,进入东京专门学校中学部。
1898年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后升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3年毕业。
1904年10月以第16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期毕业有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安藤利吉,是在士官学校比何应钦(第二十二期毕业生)高五期的学长[1]:167-168,同年11月任步兵少尉,步兵第1联队补充副队长。
1905年4月,冈村宁次在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日俄战争桦太岛(即库页岛)战役。其后驻扎在日本侵占的朝鲜。1907年至1910年的3年间,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队中尉副队长。因为他在军校时的学习方向为中国研究,在学生队中负责中国留学生的教育。
1910年12月,被推荐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在学校中升为大尉,并于1913年11月以第25期第8名的成绩毕业。27岁娶星野理枝。次年10月得子冈村忠正。毕业后回到步兵第1联队任中队长。
1914年8月,调任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
1915年2月,被日军参谋本部派到青岛搜集日德作战史资料(日本1914年占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势力范围)。作为驻北京人员,有6年的工作经验。
1921年6月,被陆军省选派与土肥原贤二等人赴欧美考察,在英国、法国、瑞士、德国停留,会见当年的学友东条英机、山下奉文等年轻军官,畅谈刷新日本陆军人事、改革军制、陆军现代化及确立国家总动员体制拥立、早期解决满蒙问题。之后,缔结了“巴登巴登盟约”,结成了日后在军界政坛的盟友集团,他与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并称为“三羽乌”[2]:52。到了昭和时代,这些人正式成立了“二叶会”,而后与木曜会会员共同成立“一夕会”。
1922年2月归国,就任步兵第14连队大队长。1923年驻上海。在1920年代初期,受孙传芳聘请任军事顾问。在此期间,取得江浙、华中中部一带的军用地图。日后,日军在武汉作战所用地图大部分就是此次获取的。
1927年7月,任日本陆军步兵第6联队大佐联队长,在山东济南惨案时奉命率部支援暂驻青岛。
1928年,回国调任参谋本部国内战史课课长。1929年8月,陆军省人事局补任科长,在人事局任职期间参与了三月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的一批军官,试图建立军事政权,在过程中使用了暴力手段。
1932年2月,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8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1933年1月长城抗战爆发。2月,兼任驻满洲国驻在陆军武官。5月31日,与国民政府军全权代表熊斌签订了《塘沽协定》[3]:592-593。
1935年3月,回归参谋本部,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10月26日,抵达广州分别访晤李宗仁、陈济棠,就中日邦交问题交换意见,并对航空、广东贸易、中日“经济提携”等问题作具体研究[4]:4987。
1936年3月,以陆军中将的身份补任第2师团师团长。
1937年4月重新部署到中国东北地区。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1938年6月,任新建立的第11军司令官[5]:501。第11军统辖有7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这些下属部队被编入华中派遣军,参加了武汉会战。8月1日,冈村宁次下达进攻命令,用第6、第9、第27共3个师团沿江而上,在海空军的支援下,突破田家镇要塞,击退沿途的张发奎、李品仙两兵团,最终占领武汉。在此期间,指挥第106师团孤军深入到江西九江德安县万家岭地区,被中国第九战区薛岳部队围攻13昼夜,日军损失1.4万[6]。
1939年5月,冈村宁次发起随枣会战。9月17日,发起第一次长沙会战。9月19日,日军沿新墙河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9月23日将国军逐出新墙河地区,其第6师团及第13师团在炮火支援下渡河及沿汨罗江向南推进。中国军队向南撤退以吸引日军,同时其增援部队到达东西两翼以实施包围,9月29日日军到达长沙外围,但未能攻占该城,至10月14日,日军全线撤退[7]:322。
1941年4月,授衔陆军大将。同年7月,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8]:12。 冈村任司令官期间,根据“灭共爱民”的理念[9]:286,于11月发布“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制造“无人区”[10]:151-170。冈村彻底停止了在军内的风纪执法,使得放火、杀人、抢劫行为常态化,华北方面军的纪律进一步崩坏,直到1943年才有所收敛。
1942年5月,冈村宁次针对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发起“五一大扫荡”,冀中八路军主力被迫转出,根据地几乎全部毁灭[11]:137。同时,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区发动大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阵亡[11]:138。这一时期,中共解放区人口由1亿降至5千万,八路军由40万降至30万[12]:695。
1944年指挥大陆打通作战的河南地区部分,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13]:841。8月,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桂柳会战,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省独山,震动重庆[13]:1032-1033。11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统辖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所有部队,兵力为100万左右。在中国大陆,已经获取了武汉三镇、广东,再发起攻势就很困难了,所以大本营决定部队直接驻扎在所在地。
1945年,冈村宁次曾提出进攻重庆,以应对美军登陆的计划,但被大本营否决[14]:458。1月,从衡阳南下的日军与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15]:58-59。2月以后,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13]:1034。在河南,日本军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11]:559;之后国民政府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4月9日,日军发动湘西会战,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遭受挫败,退回原阵地[13]:1035。
1945年8月初,收到了其他国家的电台有关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8月11日,收到了大本营核心内容为“即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报,但冈村不希望投降,因其指挥的中国派遣军的兵力还基本完整。8月14日,冈村上奏天皇,要求拒绝公告,继续进行抵抗作战。日本国内继续进行作战的呼声也很强烈,此时冈村上奏天皇,使得他被视为秉持“继续作战”观念的人的首领。8月15日,昭和天皇表示已经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通过电报得知这个消息后,冈村改变了想法,表示“承诏必谨”,严格地命令下级官员和士兵遵从投降的命令。8月16日,蒋介石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16]:234:“急: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电:
一、日军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浙江玉山机场)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在现地点,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在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16]:2358月17日下午5时32分,蒋介石接获冈村宁次之覆电如下[16]:235:“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副总参谋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十八日乘机飞至杭州等候尊命,再起飞玉山,敝处使用双引擎发动机一架,并无特殊标识,并请咨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
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印”[16]:235-236
1945年9月9日,南京举行受降典礼[17]:166-167,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政府签署降书[18]:166-167,冈村宁次的佩刀由何应钦将军接收[19]:167,目前收藏在中华民国国军历史文物馆。此刀材质为手工锻造钢,刀柄刀身共刻有5头狮子[20][21]。
按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指示,日本部队除中国东北外,中国大陆及台湾、北纬16度北越南境所有日军,必须立即向中国军事委员会及其代表投降。对此,冈村宁次表示绝对服从,中共则以中国解放区名义致牒英、美、苏驻华大使,强调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受降,唯有延安总部才有权代表参加受降工作。接着,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但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余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中共要求日、伪军受降未果,便开始包围袭击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日军及其技术人员;日方依上级指示,在完成向国民政府受降接防前坚守各防区,被迫反击。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拒绝遵从中共的指示,导致中共部队抢夺战略位置时造成死伤,被中共视为重要战犯之一[22]:848[23]:218-222。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联络班长”冈村宁次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1947年4月30日,新闻局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局长董显光在回答记者时称:“冈村宁次系日军投降及遣送事宜之联络班班长,其工作尚未完毕;至于本身战罪部分,尚待将来决定。”[4]:83441948年3月底被送往上海候审。同年8月中旬被正式送进上海战犯监狱,但不久以“保外就医”名义在上海黄渡路秘密住所被监视居住。
1949年1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无罪”释放,判决全文如下: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 三十七年度战审字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 本庭检察官
被告 冈村宁次,男,年六十六,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
江一平律师
杨鹏律师
钱龙生律师右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左: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其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三十三年(194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处判处死刑,松井石根经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犯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据上论结,应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一月二十六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 石美瑜
审判官 陆超
审判官 林健鹏
审判官 叶在增
审判官 张体坤
军事法庭采合议制,五位法官中三位在判决书上签字,庭长石美瑜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24]。后来中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最终冈村宁次还是被中华民国政府释放回日本。
返国初期,一直避免公开发表一切有关国际政治的内容或与某一个人谈话[25]:204。1955年,担任日本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1966年死于东京。
中华民国方面称冈村宁次在1949年招募日军军官成立白团,1950年白团成员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后来改称“实践学社”)担任教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则声称冈村宁次1950年被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军事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26][27]。
中共方面的观点认为他在日军投降后的合作态度与抗日战争期间对华北中国共产党的清剿成果,使得蒋介石对其身为中国战区最高负责人的战争责任并未加以追究[28][29]:28-30[30][31][32][3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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