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AI tools
王莽新朝时对六种经济事业的管制措施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六筦,同六管,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这些措施于王莽即位的次年起,先后公布施行,合称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
![]() |
始建国二年(10年),初设“六筦”之令,对酒、盐、铁、铸钱、名山大泽、五均赊贷等六类与民生物资或经济活动进行管制。[1]其中酒、盐、铁、铸钱、名山大泽在西汉武帝时代即已管制,五均是武帝平准事业的扩大,而官方贷现金给百姓,则是王莽的独创。[2]
五均是丝、绵、布、帛、五谷等五种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管制。[3]王莽在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为“五均同市师”。长安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4]
赊贷事业,西汉已有。官家常贷给百姓种子、粮食、牛只等,而且常免其还债;然而贷现金给百姓,只有民间才有;私人钱庄往往放高利贷以剥削有急需的百姓。王莽推动的贷现金予百姓政策,凡因祭祀、葬丧而贷者,不计利息;因经营而贷者,扣除本钱,仅以净利的十分之一计息,相较于当时通行的二成利息,实优厚许多。[5]
六筦中,盐、铁专卖和政府铸钱都系承袭汉武帝刘彻以来旧制。酒的专卖,武帝时一度施行,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之议后废除,改收酒税,新莽时恢复专卖,规定卖酒毛利三分偿付各种材料、燃料、工具消耗及人工费用,七分作为纯利入官。名山大泽产品的征课,过去亦曾实行。这时更规定,凡开采金、银、铜、锡和采捕作为货币原料的龟、贝的工商业者,其产品不许在市场上自由出售,都要向政府申报,而政府会在一定时期予以收购。凡从事鱼鳖、鸟兽等的捕捞猎取和从事畜牧的,也同其他小工商业者及出售家庭副业产品者一样,收其利润的十分之一以为“贡”(相当于后世的所得税),经营这些产品不向政府申报和申报时有隐瞒的,产品没收,并罚一年劳役,以示惩诫。
《汉书·王莽传》: “始建国二年,初设六管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所谓六筦制度,就是由官府统制筹钱,专卖盐、酒和铁器,征收山林湖沼的生产税。六筦制度中除了酒之外,其余几项都是效法汉武帝干预工商的政策。而增加对酒的管理,则是采纳了大羲和鲁匡的建议: “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 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鲁匡的这一建议同样具有鲜明的复古色彩。儒家历来有限酒、反对过量饮酒的传统。《尚书》中有《酒诰》,孔子也说: “唯酒无量,不及乱。”但将酒列为国家专卖,还是王莽的首创。
《汉书·食货志》对此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夫盐,食肴之将; 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 铁,田农之本; 名山、大泽,饶衍之臧; 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 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在王莽看来,由国家经营盐、酒、铁器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有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而且能够抑制豪民富贾的囤积居奇,因而不惜动用严刑峻法推行贯彻,有“犯者罪至死”。
始建国二年( 公元10 年) ,国师公刘歆依据《周礼》提出建议: 周代有泉府职官,收取卖不出的存货,出售买不着的紧俏、短缺货物。这就是《周易》所说的“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王莽采纳了刘歆的建议,下诏说: “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按照王莽的诏书,“五均”来自于《乐语》,颜师古注引臣瓒曰: “其( 《乐语》) 文云: ‘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馀,恩及小民矣。’”《周书·大聚解》中亦有: “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而赊贷之举则脱胎于《周礼·泉府》: “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从《乐语》、《周书》以及《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五均”政策其着眼点在于“恩及小民”,目的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诏书颁布之后,王莽在长安、邯郸、宛城、临淄、成都等六大城市设置五均官,把市令或市长改称为五均司市师,各郡县设置司市,大都由地方官兼任,统称为市官。市官下面设置交易、钱府两种属官。交易官的职责是平均物价,抑制商贾囤积居奇。每季度第二月订定本市货物价格,按质分为三等,称为市平。市场上买卖五谷市帛等生活必需品,如果供过于求,交易官就按照货物实价全部收购。如果物价超过市平,听凭买卖双方自由交易。钱府官的职责是收税和办理借贷,借贷的目的在于抑制高利贷。具体规定是: “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贫民遇有祭祀、丧葬,无经费可举行,可以向钱府借钱,无利,限期归还。产业收入,除去经营者的衣食费用,钱府收取利子钱,每年不超过纯利的十分之一,或者每月收取本金的百分之三。
五均的设立是为了平定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进行敛财,维护市场稳定。尽管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此带来的好处却很难落实到百姓的身上。货物价格低的时候不买,货物价格高的时候又抛售出去,这种做法使得生产者难以从中获利。这对于抑制商人谋取暴利确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对于小生产者来说,却会使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对于赊贷来说,这一政策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缓解百姓的燃眉之急,对于放高利贷的豪强门阀具有一定的冲击,由官府进行放贷亦可使利息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来源的一部分。可以说赊贷是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仁政。但对于贷款治产业者,除了要每年缴纳十分之一的利息,还要缴纳王莽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这对于百姓来说并没有起到“减负”的实际效果
“五均六筦”制度制定者的初衷为了抑并兼,齐众庶,但因王莽管理不力,用人不当,致使这一政策的执行者——各级官吏将其演变为横征暴敛的捷径,成为富贾豪强借以巧取豪夺、的机遇。
总结其失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