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空气行动(Clean Air Network, CAN)是一家专门聚焦香港空气污染问题的独立非政府组织。CAN旨在教育公众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影响,唤起公众对香港空气净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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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 2009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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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 非政府组织 |
总部 | 香港 ![]() |
地址 | |
首席执行官 | 冯建玮 |
网站 | https://hongkongcan.org/ |
历史
CAN在思汇政策研究所2009年1月一场聚焦香港空气污染情况的会议后于同年7月建立。[1]这场以“我们呼吸的空气——一场公众健康对话”为题的会议期间触发了关于一家专门聚焦空气污染,旨在制造政府最高层的改变的组织的主意。[2]
2017年,CAN主要关注解决当地路边空气污染,以及船舶、发电厂和区域源的排放。近年来,CAN专注于成为顶级环境教育合作伙伴,并敦促香港加快从特许经营公交车、公共轻型公交车和重型货车向零排放模式的过渡。[3]
目标
经织透过倡议、充权、知识三大范畴,改善香港的空气质量,以保障公众健康及缓解气候危机。其首要关注是路边空气污染及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亦会监察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源头,还有船舶污染与发电厂排放。近年多从事教育项目,并希望加快专营巴士、公共小巴、重型货车转用零排放车辆。
途径
CAN将自己描述为“网络”,意指力求聚集和放大个人、团体和组织的声音,促使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清洁香港的空气。该组织认为自己支持政府以非对抗方法努力净化香港空气,扮演一个“诚实的镜子”的角色。[4]CAN希望与立法会的议员、官方以至私营企业合作,并维持和环境保护署联系,透过提供研究报告、说明书和其他关于帮助提升意识和为决策人提供信息的议题的文档的方法,以改善香港空气质量。[5]
该组织与教育界保持对话,包括本地和国际的学校发言及与香港多间大学的学生团体对话。
该组织也提出一个学生空气监测活动,让学生得以第一手切身监测自己学校和家庭环境下的空气污染物。在2011-2012学年内,共计11所学校参与活动。该组织相信,青年的参与在奠定创立一个具有环境意识的社会的基础上是必须的。
CAN经常使用包括YouTube[6]、Twitter、[7]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以传播信息和提供与空气污染相关议题的修正[8]。该组织提供实时电子邮件警报,指出空气污染水平达到危险水平(API超过100)。[9]
CAN也提供一份电子通讯,概括新闻头条、事件和与空气污染及操作相关的其他信息。此外,他们还举办以公众为目标的教育活动,从寻宝活动到电影节。例如,CAN在深水埗地区举办了一个面具设计比赛“罩量─深水埗口罩设计较量”,吸引了当地艺术家参与,以强调香港空气污染的严重性。
CAN亦通过研究及收集业界数据等组成数据库,以收集公众意见。例如,该组织曾从10个儿科医生的诊所联络求诊儿童的家长,以分析家长就空气质量对孩童呼吸道健康的知识和态度。[10]
工作
《汽车引擎空转(定额罚款)条例》(即公众简称为“停车熄匙”的规定)旨在防止汽车驾驶员在汽车没有运转时继续开动发动机。新例提供了一个运行或各种免检下的车辆每小时3分钟的宽限期。[11]
2010年6月,立法会聆听公众对《汽车引擎空转(定额罚款)条例》的支持和反对声期间,支持法倒的CAN联络香港医疗组织香港儿科学会和香港哮喘学会代表出席,回答反对条例人士的意见。[12]CAN亦助汉基国际学校学生到场,恳求立法会议员以行动保护他们的健康 。[13][14][15]
CAN致力于鼓励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检视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的情况,以便作出修订,使公众健康能在基建工程的评估中得到适当考虑。该公司曾向立法委员会发信,概括了技术备忘录可能的修订案,相关建议提及环境影响评估对环境和社区可能造成的改变及影响,而认为政党应该提出的可能缓解措施。[16]
就香港机场管理局建造第三条跑道的方案时,CAN提倡香港机场管理局在进行工程前,应实施一套完全综合的环境影响评估。该组织曾发信敦促环保署,从香港机场管理局方面寻找进一步信息,以确保符合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在公众咨询期,CAN出席与11家其他环保团体以表达关注。《南华早报》指,该公众咨询是“环境影响评估史上,引发环保团体最高度的关注项目”。
CAN曾将空气污染问题置于2012年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的关注议题上。2011年12月,CAN给三位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唐英年、梁振英、何俊仁一份《健康空气投票》和一对象征性的黑肺。三位候选人承诺会改善空气质量。[17]
2012年3月3日,CAN和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绿色和平、地球之友举办了一起环保政策论坛[18]。本次论坛启动了关于环境问题的对话,三名特首候选人在其公众对话环节,与大众表达他们的担忧。[19]
CAN在政府释放空气质量数据之前,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两次提供自我监测空气质量报告。他们的数据基于上环办公室的空气质量每小时平均值。当API水平达到危险水平(API超过100)时,CAN会发出警报,并在网站及各种社交媒体如Facebook和Twitter等发布。CAN亦设出租PM2.5监测机器SIDEPAK AM510s服务,以便各界人士可以监测自家和邻里的空气质量。他们最初的空气质量监测显示PM2.5水平超过了WHO的推荐指标。
组织游说政府实时发布全城PM2.5水,使环保署每小时监测PM2.5水平,并将信息透露给公众。如今数据从14个不同的监测站收集,尽管该组织仍然发现政府的行动并不充分,因为大部分监测器被放在地面上,不能精确测量个人平均被暴露在多少污染物之下。
除了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外,CAN还用其他技术方法与公众联络。2009年9月,CAN与青年电影制片非政府组织Focus on Film合作提高公众对香港空气质量问题的警觉。《空气清洁1-2走》(英:Clean Air 1-2 Go)包含200名学生制作关于香港空气污染、最终得以在香港的主要购物中心的屏幕上映的短电影。[20]
2010年夏,CAN引入一系列创新的环境信息工具,由一款纪录空气污染实时Facebook的小程式、空气污染实时电子邮件警报(Beta)、一个iPhone应用程序和每日午饭时间路边污染的警报所组合而成。这些工具给公众即时的升级的关于空气污染的说明,在一些情况下以方便可理解的方式发布警报,使得他们可以实时掌握空气污染状况。
此外,CAN请来电视界明星名人吴彦祖、Ana R.、Simon Yin和Cara G拍摄公益广告。广告以一则关于罐装氧气品牌的假广告,引起观者想像空气污染恶劣至人类需要购买健康空气生存。该电视广告被称为香港非政府组织史上最成功的广告,其广东话版累计逾21万人次观看。[21][22]
2009年前,香港的空气质量指标已有20多年没有修订。CAN认为设空气质量指标对指动良好的空气质量是必需的,政府才可以按此保护公众的健康。2011年1月,CAN、地球之友和其他绿色团体向申诉专员公署作出投诉,指政府未能兑现空气质量方面的承诺。这些组织要求政府定下时间表,以兑现目标,并对公众解释是否取得了进展。尽管这次投诉结果是政府不涉行政失当,但引起公众的关注。[23][24]
CAN曾于2011年6月组织了香港首次关于空气污染的快闪行动。约80名志愿者穿上防毒面具和写有健康讯息的T恤,伸开四肢躺在香港崇光百货外的人行道边,装作死于空气污染。[25]同年11月,CAN举办了一场黑暗圣诞嘉年华以抗议当时行政长官曾荫权逐步放宽对健康空气的取态。大约50名打扮成穿黑衣服和礼服的参与者聚在铜锣湾,在那里用污染的黑色空气去为气球充气。示威人群随即持黑色气球走到政府总部,并在此放走气球,以示被污染的路边空气作为礼物,送给曾荫权。
鉴于曾荫权未能守约在2011年内宣布新的空气质量指标和打系空气污染以保护公众健康的承诺,CAN与地球之友合作举行联署,期间共征集到10,000个签名。该组织围绕已发布的新空气质量目标的问题进行了独立调查,包括一份概括了政府对清洁香港空气的经济投资的预算研究。
CAN很大程度上聚焦于通过各方面散播空气污染信息以达成大范围人口统计。2011年春,CAN和苏富比一起和40名国际艺术家举办了健康空气拍卖会, 这是亚洲首次有此种类及规模的活动。3月,以环境为主题的艺术品被展示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椭圆形中庭,4月在香港会展中心苏富比香港当代亚洲艺术春季拍卖会上拍卖。拍卖会最终卖出42份,筹集到资金共计$2,200,000.[26][27]
此外,CAN每年均会空气迷宫比赛,以引起公众对空气污染警觉。[28]2011年6月25日,CAN举办了第一季的空气迷宫比赛,近300名学生代表75所学校参与竞赛。竖年参与人数增至800名学生。
2011年上半年,CAN为中学师生写了六个关于空气污染的双语教育模组,以助香港中学的通识教育科目要求。教材透过《明报》通识教育平台为公众取用。该机构亦曾与20所香港地区学校举办学生空气质量监测项目。
2024年2月3日,CAN举办“室内空气质量论坛”,吸引近100名来自政府、社福、教育、医医和建筑界代表,探讨香港室内环境的前景和面临的挑战。该机构席间展示与科技大学环境研究所合作展开的“校园新气象”计划成果,即参与学校收集到空气质量数据,并计划将室内空气和绿色建筑的意识扩展至社区。
此外,该机构于2022年1月至2024年3月间,与香港科技大学(IENV HKUST)环境部合作进行“香港清洁空气学校”(CASHK)项目,为人口稠密的深水埗和屯门区的八所参与小学提供个人化行动计划,以建立第一个基于学校的空气监测网络。[29]
2019年3月25日,联同“空气质量关注组”其他环保团体及多个立法会议员朱凯廸、郭荣铿、谭文豪、梁继昌、郭家麒、陈淑庄、许智峯等于立法会大楼内进行记者会,抗议政府建议放宽微细悬浮粒子的可容许超标次数,由9次大幅放寛至35次,罔顾公众健康,团体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有关建议。[30]
2019年8月1日,CAN联同“空气质量关注组”其他环保团体,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香港空气质量指标检讨意见调查”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批评环保署修订空气质量指标不符民意。出席组织及人士包括“香港地球之友”、“绿色和平”、时任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及关注本港环境议题人士詹姆斯·爱德华·奥根登。[31][32]
2019年8月2日,与大屿山爱护水牛协会、生态巴士、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守护大屿联盟、自然脉络、长春社、食德好、香港自然生态论坛、香港海豚保育学会、创建香港、绿色力量、绿领行动、龙尾环境教育中心、环保触角、土地正义联盟及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响应“8月5日全港大罢工”。[33]
2019年8月13日,因应警方于2019年8月11日在葵芳港铁站使用催泪弹,《明报》委托“健康空气行动”于翌日在站内量度微量悬浮粒子浓度,期间CAN时任行动高级社区关系经理龙子维表示,虽然未能证明粒子浓度高与催泪弹有关,但反映了车站通风有欠理想,他指车站属半密闭空间,催泪弹烟雾难以吹散,冷却后会变回粉末散落地上,他质疑港铁重开车站的决定仓卒。[34]
2019年8月22日,发布“催泪弹对香港市民健康的影响”意见调查,了解其对社区环境的影响。[35]
2019年11月11日,于社交平台上载摄于香港理工大学附近量度微量悬浮粒子浓度的相片,表示校园充斥催泪弹气味及浓度超标。[36]
2019年11月18日,成员龙子维于《信报》撰写题为〈催泪弹会影响空气质量吗?〉文章,认为特区政府低估催泪弹对空气及人体的影响,并谴责警察在大学校园大肆发射催泪弹的行动。[37]
2020年1月,CAN公布2019年的空气质量回顾,发现臭氧廿年新高,政府束手无策。据《明报》的报导,健康空气行动分析环保署2019年的空气质量监测站数据,发现路边微细悬浮粒子(PM2.5)及二氧化氮(NO2)水平有轻微改善,惟影响能见度的臭氧(O3)按年大幅上升12.7%,是自1998年以来新高,情况严峻。CAN留意到O3水平呈上升趋势,政府必须加强研究O3在香港及邻近区域大幅增加的原因,尽快制定NO2及VOC的减排措施。”[38] [39]
2020年7月30日,《明周文化》发布文章〈实地研究:到底一条街可以同时承受几多粒催泪弹〉文章,当中“健康空气行动”成员龙子维认为讨论重点不在于争论何谓空旷,重点是有没有对民居构成重大影响。他指出“在空旷地方使用的目的,就是要减低对附近民居、路人、食肆造成的影响。在大厦或人口高密度的地方使用催泪弹,明显不合理。”[40]
2021年4月,CAN联同社区人士制订《民间清新空气蓝图》,检讨政府旧有的《香港清新空气蓝图》(2013)及香港空气污染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一系列新建议,期望进一步提升本港的空气质量。蓝图主要分为“检讨”及“建言”两大部分,并获多个团体支持,包括香港医学会、香港胸肺学会、香港胸肺基金会、美国胸肺学院(港澳分会)、香港儿童呼吸及过敏学会,与健康空气香港青年议会。当年有8个区议会(东区、中西区、湾仔区、观塘区、黄大仙区、深水埗区、油尖旺区、屯门区)通过要求“清新空气蓝图”的议案。[41]
2021年6月3日,联同“香港美国商会”、“香港英国商会”、“香港欧洲商会”、“香港意大利商会”及“香港瑞典商会”主办“联合商会活动 - 互联合作实现气候和清洁空气行动的系统改革”网上讨论。[42]
由CAN和石油街航空航天公司于2022年11月和12月共同组织的“空中”项目,由休闲和文化服务部主办。“空中”是一个公共项目,旨在重新激发公众对我们呼吸的空气的意识,也是探索创造力和合作如何为环境、城市和福祉问题带来新视角的持续旅程的一部分。CAN与当地艺术家叶启俊共同策划空气系列,并邀请奥地利艺术家和建筑师亚当·乌德克带上他的“无尘室”,让游客在无污染环境中体验不同寻常的感官体验。该项目还包括一系列研讨会、小组讨论和筛选,旨在激发进一步的对话和激励行动。
2023年2月4日,联同关注本港环境议题人士詹姆斯·爱德华·奥根登及市民于油塘一间非法水泥厂外示威,指涉事混凝土厂因为违反《空气污染管制条例》,前年被环保署拒绝续牌,厂方多番上诉,期间继续营运。到今年1月,高院拒批厂方的司法复核许可,厂房理应停工关闭,但事实上仍在运作,因此今日到厂房抗议,要求混凝土厂停工及促请政府部门立即执法。[43]
2023年2月6日,与绿色和平、绿色力量、创建香港、坪洲填海关注组、守护大屿联盟、环保触角、绿惜地球、绿领行动、香港观鸟会及香港海豚保育学会,拒绝出席政府“明日大屿”“中部水域人工岛”闭门简介会,并于同日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无主动公布、无主动咨询公众及无公信力,团体促政府在妥善回应填海工程的必要性及各界疑虑前,撤回明日大屿填海工程。[44]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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