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0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期出现的文学创作思想，是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的文学潮流，一度成为1980年代文学思潮的主流^[1]^[2]。伤痕文学主要表现文化大革命为人们带来的精神、物质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反思国家民族前途，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与“反思文学”密切相关，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2]^[3]。“伤痕文学”的名称来源于卢新华于1978年8月1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小说《伤痕》^[1]^[4]。

开端

文革晚期

1974年11月，陈若曦在香港《明报月刊》107期发表短篇小说《尹县长》，将陕西一位接受招降并当上县长的前国民党上校在文革时被逼害致死的故事，以小说形式写出，细腻的刻划出文革时期对人性的扭曲及对百姓的迫害。该小说是第一篇以中共文革为背景的小说，成为“伤痕文学”的先声，甫一刊载，便引发极高的关注与讨论，并在1999年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5]^[6]^[7]^[8]

拨乱反正时期

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班主任》主要价值是揭露“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内伤”，有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9]^[10]

1978年8月11日，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小说《伤痕》。这小说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11]

1979年，白桦发表反映文革苦难的电影剧本《苦恋》，写了名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1949年后他从海外返国，在文革期间全家受到逼害，他被打致遍体鳞伤，无处容身的女儿决定和华侨男友离开中国，她问凌晨光：“爸爸！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剧本深刻反映文革苦难，被认定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并于1980年被拍成电影《太阳和人》，但电影引起政治批判风波，成为内地禁片。^[12]

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早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与“反思文学”密切相关，二者均在“新启蒙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创作^[1]^[3]^[13]^[14]^[15]。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较大影响者，包括陈若曦在1974年发表的《尹县长》、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及古华的《芙蓉镇》。

发表年份	作者	作品
1974年	陈若曦	《尹县长》^[5]
1977年	刘心武	《班主任》^[16]
1978年	卢新华	《伤痕》^[9]
1978年	陈若曦	《归》^[17]
1979年	白桦	《苦恋》^[18]
1979年	冯骥才	《啊!》
1979年	从维熙	《大墙下的红玉兰》
1979年	郑义	《枫》
1979年	周克芹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1980年	戴厚英	《人啊，人！》
1980年	莫应丰	《将军吟》
1980年	张贤亮	《灵与肉》
1980年	张弦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1980年	袭巧明	《思念你，桦林！》 ^[19]
1981年	王安忆	《本次列车终点》
1981年	古华	《芙蓉镇》
1981年	古华	《爬满青藤的木屋》
1982年	陈建功	《飘逝的花头巾》
1986年	郑义	《老井》
1986年	戴厚英	《诗人之死》

评价

正面评价

伤痕文学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它摆脱了“假、大、空”，使文学重新回到真实的艺术世界；它一反空洞说教的文艺观，而强调了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它用真实感人的艺术人物与“三突出”模式的脸谱化人物作出强烈比照。
伤痕文学以清算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采用文革历史中缺席的无辜的受害人、勇敢的抗议者、清醒成熟的智者（包括“真正的共产党人”）与邪恶、非人的恶势力出演的惨烈悲剧为素材，以改写历史，进行文化遮蔽，是一次成功的意识形态实践。^[20]

负面评价

伤痕文学作品也有明显的不足。当年许多作品有的因情节离奇、有的因片面渲染鲜血淋淋而引起过争议和非议。
由于很多作品的主要内容在描写苦难和痛苦，中共官方态度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中邓小平又曾批评伤痕文学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21]^[22] 相比起文革时期和之前，当时官方劣评一般就故事内容批判，并不针对作者本人。^{[来源请求]}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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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伤痕文学精选（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卢新华：伤痕文学是短命的（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电台节目《神州五十年》之‘伤痕文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香港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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