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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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江淮水灾指该年夏季在中国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的洪水。6—8月江淮流域降雨日数多达35—50天，其间大雨暴雨不断，造成大范围的水灾[1]。最严重是8月26日凌晨5时许[2][3]江苏高邮里运河大堤决堤。全国共15万人淹死。如包含病死、饿死的总死亡数字，有案可查的为422,499人[4]，官方报告考虑漏报情形而估计有200万人[5]。灾民5311—6000万人不等，受灾区域达16省672县。农田涝灾至1932年春退水，造成饥荒、蝗灾、霍乱，“水中尸骸积久腐坏，一经烈日之薰蒸......高邮、邵伯、泰县、东台、泰兴等处，霍乱流行”。[6]在1931年冬天“农民均栖息于水中”[6]，“秋收绝望，来年也无力耕种”。[7]165万人逃荒[7]。饥荒以安徽北部最严重。[8]包含病死、饿死的总死亡数字，以安徽省、河南省死人最多。[4]
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洪水时忙于第三次江西剿共，先在7月23日通电《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9月1日再通电《呼吁弭乱救灾》指“天然灾授，非人力所能捍御”、“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9][10][11]赈灾实际由上海租界青帮大亨杜月笙在背后向上海工商界打关系、募款、并在上海发起戏曲义演、赛马募捐，其募款和个人捐款累计53万元，占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所募的20.3%，“为水灾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2]1931年正值黄金十年，留下很多水灾历史照片。[12]
华中地区1930年冬季大雪，1931年从春季开始就下大雨。4月，湘江、赣江上游月降雨量在300mm以上，是常年同期的1.5至2倍。6月下旬至7月的梅雨期间，雨带长期维持在江、淮流域，其中6月底至7月上旬洞庭湖水系与唐白河流域均发生大暴雨；7月下旬长江下游及湘西澧水流域、沅江流域均出现大强度暴雨[1]。华中7月就发生了7次台风（一年平均两次），长江沿岸4个气象站7月的降雨量为600mm，西藏高原的融雪使长江水量更大。淮河流域7月雨量亦是同期的2-3.5倍[13]。8月上旬梅雨季结束后雨带北移，黄淮之间、汉江下游以及川西又出现强降雨。
1931年长江汛期开始较早。4月23日湘江长沙站录得全年最大洪峰12500立方米/秒，4月26日赣江外洲站出现全年最高水位23.38米。4月中旬至5月，长江中下游水位迅速上涨，至6月涨势方才平缓。7月5日后长江干流水位再次迅速上涨。8月初中下游洪水与川水、汉江洪水遭遇，8月19日汉口录得最高水位28.28米，水位超警戒1.98米，比汉口江滩高平均1.8米，流量59900立方米/秒。洪峰9月到达下游，南京于9月15日达到最高水位9.29米，超警戒0.79米。汉口以下各站水位在大范围降雨结束后缓慢退落，水位超警戒时长达到2-3个月[1]。
7-8月，淮河干支流先后出现最大洪水，干流洪水历时长达4个月。8月9日，中渡录得最大流量16200立方米/秒[13]。
1931年8月10日上海《申报》报道：“5月至8月（注：至8月9日），苏皖鲁豫诸省发生特大洪灾，江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财产损失24,871,118元。”
1931年洞庭湖水系的湘、资、沅、澧发生多次灾害性洪水，其中沅水、澧水流域和洞庭湖滨湖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全省有61个县、636万人受灾，5.4万人死亡。[1]
1931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长江干流、汉江和东荆河先后漫堤、决口88处，江汉平原约500万亩（约3000平方公里）农田被淹，汉江下游的钟祥、荆门、潜江、天门、沔阳和长江沿岸的松滋、公安、江陵、监利受灾严重。武汉市区内水深数尺至丈余，完全未被水淹的区域仅0.5平方公里，市区浸在水中的时间长达3个月。全省有57个县、826万人受灾，6.5万人死亡。[1]
江苏泰州城淹水4米，城里半年才退尽了洪水；而里下河平原（江苏中部平原）到第二年春天才退尽了洪水。
1932年4月23日《申报》载：“江淮云汉诸区，经洪水浩劫后，孑遗之民，无以为生，入春以来，又遭久旱，蔓青不发，即高阜之地，潦退较早，种麦者，亦必待至6月方能收获；种稻者至9、10月，始有收割，在此数月间饥馑殆不可免。安徽、江苏、湖北等省荒情共同，地方元气既伤，人民生机几绝，迩值春荒，于是饿殍遍野。因去岁禾谷被水漂没，无粟可食，乃剥取树皮，磨成粗粉，掺以水藻、草根、树叶等物，蒸而食之，虽难下咽，聊胜枵腹。各河溪沼，凡生产水藻之处，均有主管者昼夜看守，不许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暮春之时，以树皮、水藻采食殆尽，灾民乃联群结队，纷往田间，剥取大麦苗，回家煮食，因缺乏滋养性，食后面皮无不浮肿。尸骸遍野，无人掩埋，加以天气亢旱不雨，以至时疫流行。穷乡僻壤之所，卫生毫不设备，一旦染疫，速于瓜蔓，一人得病，传染一家，死者无棺盛殓，往往弃尸田野，种种惨情，目不忍睹。棺木出售一空，大小木店概改制棺木。”[15]
1932年5月爆发霍乱。[16]
1932年6月2日《大公报》报道：“蝗患，则更形剧烈。至霍乱症传播更广，据国民政府卫生署公布之材料及其他有关报道，受疫者多达30余市县，占全国各省疫区之首者计：上海、南京……泰县、东台、淮阴、淮安、阜宁、盐城、南通、高邮、宿迁、铜山、沭阳等。上年水灾最重之高邮、邵伯两县，受疫亦最惨烈。江苏水灾以江北为最惨，延至次年（注：1932年）春间，水犹未退，农民均栖息于水中，寒暑侵凌，湿气内蕴，加以水中尸骸积久腐坏，一经烈日之薰蒸，疫疠随之发生。高邮、邵伯、泰县、东台、泰兴等处，霍乱流行，传染甚速，尤以高邮、邵伯为最惨，救治稍一俄延，甚至全家毙命。南京下关、徐州（铜山）亦发生虎疫，患之者数小时即行毙命。他如无锡，7月半月中染虎疫者一千八百余人，死者约六七百人。”[6]
1932年10月20日《申报》报道：“由于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饿殍盈途，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以霍乱症为主的大瘟疫，这是本年灾情的重要特点。上海、南京皆甚猖獗，江西尤烈。陇海线沿路俱有疫，潼关最重，蔓延东西，西安一带同受传染，豫西近亦波及。天津扰攘月余，今仍未退，而平绥路之包头、绥远，皆成疫区焉。然此仅著名都会有人注意之地而已，一般内地城乡，虽有疫亦不闻于全国。即概累计算，今夏全国死于虎疫之人民，已将以数十万计。据国民政府卫生署公布至7月底止，山西之霍乱疫区达25县；据该省当局统计，最严重者有16县，仅次于江苏，占全国各省之第二位。5月淮阴、淮安一带，忽发现一类害虫，长约一英寸，体软，有腹足多对，色分青褐，昼伏土中，夜出啮食秋禾及麦叶麦穗，农田秋禾及二麦遭虫伤害者，日益扩大，江苏继上年大水之后，本年转为亢旱，徐海10余县及苏南无锡、常州一带，数月不雨，农田干裂，禾苗枯萎；苏北害虫丛生；霍乱更形猖獗，全境被疫之县镇居全国首位，灾民多达210余万人。江苏系上年被水最重的省分之一，至本年春间，苏北大批灾民仍露宿山岗，无家可归。迨水退之后，又复亢旱不雨，灾祸连结。山东南部江苏北部8月间发生蝗蝻，遍野皆是。秋禾树苗均为食尽，农产物已无收望。津浦列车行经苏鲁，竟为蝗飞满所阻，其灾情之凶猛就可想见了，死者达千人。徐海十二县，亢旱成灾，豆类枯萎，江北不雨，已届三月，刻下江北淮阴、淮安、涟水、泗阳、沐阳、宿迁各县，天晴亢旱，晚麦仍未播种，乡农极盼霓。江北运河逐渐干涸，水运益形不便，而火警频传，日必数起。江南一带，如无锡亦两月不雨，天时亢旱，农田龟裂，常州、南通等属同被干旱。因水旱相继，天时不正，致使虫害丛生。”
据高邮市委副书记倪文才的专书考证，有三大直接原因，加上政府管治失当等远因。[17]
其它如水政腐败、体制弊端、人员渎职等也有直接影响，而南京国民政府当时主要精力、财力用于打第三次江西剿共战争（发生于同年7-9月，与水灾同期），被倪文才批评未能全力组织抗灾。[17]
高邮湖缺堤泱及泰州，美南长老会驻江苏泰州传教站首席牧师何伯葵（Thomas Harnsberger）给上海华洋义赈会写了报告，建议堵住高邮决口，不然下游水患不得解决。[18][19][20][21]华洋义赈会董事局同意，1932年2月何伯葵作为义赈会委派的灾后复建的总监，带着40万银元到高邮，工作到该年深秋才离开。[22]佛教徒林隐居士大力资助。由水利工程博士兼国民党大老王叔相督导。[23]。王叔相召集了15000名工人，纯手工（没机器）把堤建起来了。[24]
美国机师查尔斯·林德伯格在1931年创历史经阿拉斯加路线横跨太平洋飞行（注：此前皆经夏威夷路线）[25]，9月抵达亚洲的汉口，期间航空摄影测量到“很多湖”，稍后才知道是水灾，发回灾区照片令南京国民政府重视事件。因为他飞机能在水上降落，他自愿驾飞机运送救灾物资，其中他带着几箱医疗物资到达江苏兴化县，灾民误以为他带来了粮食，由此他的飞机被一群饥民划着舢舨包围，他不得不向天鸣枪。[26][20]
因饥荒死亡，最多为安徽北部和河南。水灾淹死，以江苏最多。两者合算总非正常死亡数字，为安徽、江苏、河南。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页
在重建高邮湖堤坝出了大力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何伯葵，其孙Steve Harnsberger在2007年写道“1931年这场水灾死的人比2004年印度洋海啸多15倍，但几乎没人对此事留下只言片语。历史只记得当年的其他灾难—中国忙着打第一次国共内战[a]、日本忙着侵略东北、世界忙着大萧条。”[37]
赈灾传教士何伯葵死后，其孙Steve Harnsberger在2005年12月30日高邮市文游台文物单位内开设“水鉴馆”，[38]作为“高邮1931年特大洪水及运堤修复展览”图片展的展厅，CCTV-9纪录频道有专题片报导。在75周年，2006年8月26日上午9时半，高邮市水务局在高邮湖畔立石碑揭碑仪式，石碑向何伯葵牧师、水利专家王叔相和执行航空摄影测量任务的查尔斯·林德伯格夫妇致意。[18][39]
2016年8月25日[40]，高邮市档案馆获收藏家朱军华捐赠民国老报纸，“1931年里下河特大水灾老报展”开展。2017年8月25-26日，置于一楼大厅。[41]
中华民国部分重大单次洪涝灾害
中国历史上部分重大单次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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