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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杰（英语：Lai Kit，?—1946年）是香港日占时期九龙宪兵队特高课一名华人密探，战时对盟军人员进行侦查和刑拘活动，参与虐待多名被捕者。他于香港重光后被逮捕，经香港法庭审讯后被判绞刑。
黎杰战前曾任职于九龙巴士公司，担任票务稽查员。12月11日九龙沦陷前，他被目击与约10名大汉驾巴士到胜利米铺搬走白米六包，曾试图用锤子打开夹万不果，遂将整个夹万抬走，他于九龙沦陷后随即加入九龙宪兵队，在特高课三等曹长吉本（Yoshimoto）底下担任密探，持有宪兵队身份证明和手枪。[1][2]日占时期期间他对盟军人员进行侦查和刑拘活动，在金巴利道69号虐待多名被捕者。他于香港重光后被逮捕，还押至1946年4月受审，经香港法庭审讯后被判绞刑。[3]
黎杰一案由督察巴特利（S.I. Bradley）负责，1946年1月至4月于赤柱监狱进行认人手续。黎杰与其他五名通敌者是战后首批被控叛国罪的疑犯。[4][5]1946年4月4日，案件于中央裁判署进行初审，法官为关祖尧，主控官为史美（R. S. Smith），他没有辩护代表。黎杰被控于1944年6月15日至1945年6月期间，在香港内有叛逆英王之行为，合共有罪名12条。[6][7]1946年5月28日转到高等法庭正式审理。法官是署理按察司威廉士（E. H. Williams），主控官是兰士杜（A. Lonsdale），辩护律师是白朗尼（B. A. Bernacchi），黎杰否认所有控罪。[8]
受害人和其亲属的证词节录如下：
- 黎泽甫（Lai Chak-po），英军服务团成员，1944年6月15日遭森山一（Moriyama）、黎杰和刘炯仁拘捕。黎泽甫与其他被捕者先被押到金巴利道69号，被捕人当中还包括他的外父和他几位舅子（叶耀庭、叶锦荣），一行人再被押到宪兵队本部，黎泽甫被森山和通译井上神奈雄审问，同时遭灌水和殴打，遭拘留15天，期间他看到叶锦荣被森山、黎杰和刘炯仁虐待。1944年7月1日，黎泽甫被押到赤柱监狱囚禁6个月，期间被审问和虐待。1944年12月7日，他因间谍罪名被日本军事法庭被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45年8月获释。[9]
- 叶耀庭（Yip Yui-ting），1944年6月16日遭黎杰、森山一等人拘捕。他被押至宪兵队本部，被囚禁15天。6月20日，他在囚禁期间听到邻房已被捕的弟弟、英军服务团成员叶锦荣（Yip Kam-wing）惨叫，出来时一拐一拐。叶耀庭后来被解往赤柱监狱囚禁44天。获释后，森山和黎杰通知他其弟因脚病死亡，他到赤柱监狱领尸时留意到其弟心口瘀黑，体质似缺乏营养。[10][11][9]
- 岑清强（Shan Chi-chung），是黎泽甫的友人，在1944年6月15日被黎杰、森山和刘炯仁等五人上门追捕，他在屋外爬上天台躲藏一晚。他妻子赵丽卿（Ho Lai-hau）因放走丈夫遭殴打和拘捕。她被押到金巴利道69号，遭森山等人灌水，她晕倒数小时后获释。次日，岑下楼时被邻居当作窃匪，被刘炯仁拘捕，逐押至金巴利道69号，后再被押到宪兵队本部，遭拘留约12天。岑被押到赤柱监狱囚禁约80天后获释。[10][11][9]
- 梅少馨（Mui Siu-hing），英军服务团成员，1944年6月18日遭黎杰等人拘捕，她被押到金巴利道69号，后再被押到宪兵队本部，遭黎杰等人灌水。她被日本军事法庭被判罚3年，后减刑至两年3个月，1945年8月获释。[12]
- 杨月萍（Yeung Yuet-ping）与梅少馨的表哥、英军服务团成员黄永添（Thomas Wong Wing-tim）同住，1944年5月黎杰和刘炯仁到场调查黄下落。杨翌晨被押到金巴利道69号审问。杨后来被押到赤柱监狱囚禁40多天，当中一星期无法饮水和进食，没有被控告便被释放。
- 陈耀芳（William Chan），1944年6月19日被黎杰、黄佐治和刘炯仁等人拘捕，约一个月后被释放。1945年3月，陈再度遭宪兵队拘留，6月入广华医院治疗，伤势严重，全无知觉。陈母刘松娣最后一次到医院探望儿子，当时陈的头部已被殴至肿胀，难以医治，数日后死亡。陈的表妹陈秋桃也曾被囚，获释六天后死去。[13]
- 苏成汉（So Sing-hon），因被黎杰发现藏有收音机，于1944年6月被刘炯仁拘捕。黎杰向其妻梁惠玲（Yeung Hing-hung）勒索四万元军票换取丈夫释放。后来，黎杰通知苏的家属去见他，怎料是见其尸体，在湾仔殡仪馆其到丈夫的尸体，梁惠玲与妹妹梁宁巧和小叔苏成恩领回尸体，全身遍体鳞伤瘀黑。[10][11]
- 李松根（Lee Chung-kan），1944年6月15日遭森山、黎杰和刘炯仁等人拘捕，后被解往赤柱监狱囚禁56天。[14][15]
- 林巴芝洛（Rampal Ghillot），印度人，1944年6月遭黎杰等人拘捕。6月25日，他在金巴利道69号目睹朋友苏成汉遭受水刑，后押至赤柱监狱，遭黎杰棍殴，其中一次因未获批准开始吃饭便被殴。他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12年监禁，数月后获释。黎杰回应林巴氏的证词：“英军有像你这些情报员，我想很多都会死掉了！”[14][15]
黎杰在自辩时指，他的第一任妻子早逝，守军投降后约20天，一名日人在晚上闯进他家并把他第二任妻子强奸，次日他将全家搬到另一处。他还提到他的儿子因在街上穿过日军路障时被杀害，侄子因营养不良死去。1942年第二任妻子因贫穷而再改嫁到台湾，他以走私盐和原油到新界为生。他指自己从不是宪兵队成员。1943年2月，他遇到黄佐治的妻子并向他介绍其丈夫。1944年4月，黄安排他到自己在旺角的店铺工作，后又被森山邀请到金巴利道晚膳。自此为森山作个人跑腿差事。1944年6月，森山要求他加入逮捕叶锦荣的行动，他曾想推却但被森山掌掴故，只好听从，及后亦一同前往拘捕黎泽甫等人。在金巴利道69号，黎泽甫表示愿意供出名字，黎杰协助笔录并指自己私底下建议黎泽甫不要透露太多事情。第二天，他知道梅少馨刚被灌水，遂为她从家里取一些干净的衣服替换。他指自己只曾短时间为宪兵队服务，又指因要照顾女儿而不能离港。[3]
1946年5月31日，黎杰经审讯后被陪审团一致裁定罪名成立，法官判以绞刑。[16]1946年7月，高等法庭接受黎杰上诉，经复审后被法官按察司白乐高爵士（Sir Henry Blackall）驳回。[1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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