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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派别，一般指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其代表性组织是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和6月2日成立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1]:5。老红卫兵大多为高干子弟，活跃于1966年6—9月，红八月期间达到高潮。老红卫兵主要集中在北京市的中学，但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创了红卫兵运动的范式，其影响遍及全国。在各地学生纷纷仿效北京成立红卫兵组织并出现派别分歧之后，“老红卫兵”就成为建立最早、资格最老的一批红卫兵的派别名称[1]:5。
老红卫兵的特征是[1]:6：率先在学校“造反”、批判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运动中坚持不受工作组约束、宣扬实行家庭出身歧视（血统论）的“阶级路线”、冲击所谓旧文化、打击阶级敌人（“黑五类”）， 而反对把运动的矛头指向党政领导干部、反对普遍冲击文教界之外的“党内当权派”。
1964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教育界，从对教育方法的批判，发展到从政治上全面否定教育界，号召学生在学校革命、“造反”。毛泽东批评教育界的讲话在干部子女中流传[2]，引发了1964-1965年间北京的四、六、八学潮[a]，成为红卫兵造反的预演[1]:9。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教育革命”的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1966年6月初，许多中学，特别是干部子女集中的重点学校，踊现出一批带头批判本校领导和教师的学生，其中干部子女占大多数，当中大部分人后来成为老红卫兵的领袖或骨干[1]:9。
北京教学水平比较高的中学，如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师大女附中学校，往往既集中干部子女，又集中了旧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的子女，例如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职员、资本家的子女。前者的优势在于政治，而后者的优势常常在于专业学习。“老红卫兵”提出的教育革命要求，重点之一即是贯彻阶级路线，对学生实行家庭出身的歧视性区别对待政策[1]:12。
在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学校内，工作组进驻后，“老红卫兵”最初受到支持。但随后产生分歧[1]:20-22：
- 红卫兵倾向于“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命）”，主张进一步批判斗争学生；而工作组因循1957年反右运动的政策，在中学生当中，一般不打击右派分子、 反革命分子；
- 红卫兵组织是自发成立的，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突破了党组织全面、直接、严格控制一切群众组织的常规；工作组不能容忍不受领导的红卫兵组织的长期存在；
- 红卫兵不把工作组放在眼里，工作组的上层消息不一定比他们灵通，工作组领导人的官阶不及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家长；
双方的矛盾日渐尖锐。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清华附中先后贴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篇大字报反对工作组，断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3]前两篇大字报于7月28日前后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首日亲笔回复，即《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对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红卫兵”自此蓬勃发展[4][5]。
在工作组被毛泽东撤销后，北京的另一些学校例如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高级干部子女从依靠工作组迅速转到批评工作组，也加入了老红卫兵的行列，并且以显赫的家庭背景在红卫兵中享有了核心的地位[1]:22[b]。
1966年8月17日，北京二中红卫兵酝酿“破四旧”的倡议[6]，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7][8]，并迅速发展成波及全国的运动。红卫兵的“破四旧”不仅仅是散发传单和通牒，更换街道标牌和商店的招牌，在大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更采取强制和暴力活动制造“红色恐怖”：包括砸毁文物古迹、焚烧图书、捣毁寺院教堂、对所谓“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产，驱逐“四类分子”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离开北京等城市[1]:25。老红卫兵攻击对象主要是四旧、黑五类、知识分子（包括所属中小学的教师）。例如，8月5日，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有说法称打人者包括邓榕，刘亭[9]。又如，习仲勋因《刘志丹》案于1963年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之首，习近平就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反党分子”子弟），在1966年红八月期间（当时13岁的习近平为六年级小学生）被北京市八一学校的老红卫兵批斗。[10]据习近平后来回忆，两年后他又被造反派批斗。[11]
老红卫兵的主流派，在残酷地打击传统“阶级敌人”的同时，明确无误地反对冲击领导干部。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12]。26 日发布第二号通令说：“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次日的第三号通令又要求：“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虽然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老红卫兵”以批判工作组，但也倾向于反对“老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如在这些红卫兵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的时候，江青提出了批评性的劝告：“我不完全同意（对联）”，并称其为“封建术语”，要求红卫兵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下去，妨碍实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1]:18。9月25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红卫兵时，提出高级干部子女把持领导权对运动不利，并以个人名义建议：高级干部子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该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子弟领导文化大革命[13]。 1966年10月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将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引向党政领导“当权派”，老红卫兵日益受到打击，其赖以维系特殊地位的革命父母——领导干部受到了冲击，其“阶级路线”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责为“血统论”[1]:18。老红卫兵感觉到文化大革命不再是他们想像中的革命，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再是他们的支持者，因而逐渐走向反抗[1]:18。12月5日，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正式宣告成立，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其实就是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动”的政治要求主要是：
- 反对普遍冲击领导干部，即“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 反对打击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老红卫兵”；
- 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老红卫兵。
中央文革小组在反对工作组的时侯，声称不准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但是当面对“联动”和保守派的激烈反抗时，它却毫不含糊地把“联动”打成“反动组织”，“联动”组织了数次冲击公安部的行动，要求释放被抓的“战友”，结果招致更沉重的打击[1]:32。1967年1月，中央文革下令逮捕“联动”成员[14]，老红卫兵自此失势。
毛泽东1967年2月谈道：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反革命的[1]:32。
“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区别主要在于[1]:36：
- 成为保守派的学生在工作组（或党委）领导运动时期，很少有独立的声音，他们通常是按照工作组的意图行事，也没有成立红卫兵组织；
- 老红卫兵政治权利的依据来自血缘关系的“老子英雄”——领导干部的家庭背景，而保守派的政治依据则来自政治关系——工作组或党委的培养和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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