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德，JP（Charles Montague Ede，1864年10月7日—1925年5月22日），香港保险业商人，1908年至1924年间任广州于仁保险公司总司理，曾于1911年、1913年和1924年三度暂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另在1922年和1924年两度暂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位于九龙塘的花园城市，最先由义德主持下于1920年代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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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德在1884年至1924年间任职于于仁保险，在1908年出任总司理前，曾先后在香港、上海、华北和日本横滨各地的分行任职，在华期间，他曾经在1900年至1902年、以及在1903年至1904年，两度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此外又尝任两江总督和四川督军的私人顾问。
义德在1908年出任于仁保险总司理后定居香港，在港期间曾参与创办香港大学，是港大的创校校董之一。他在香港最为后人熟知的事迹，是在1920年代于九龙塘主持建造英式花园城市。工程在1922年展开，目标投放300万港元，在80英亩土地上建造约250所花园洋房和其他像游乐场和学校的配套设施。然而，工程在义德于1925年病逝后陷入困难，最后经港府和富商何东爵士等人出资介入下，工程才于1930年竣工。港府后来为纪念义德对开发九龙塘立下的贡献，把区内一条道路命名为义德道。
生平
义德祖籍英格兰康沃尔郡，1864年10月7日生于奥斯曼帝国（今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1][2]父母分别是爱德华·法兰西斯·义德（Edward Francis Ede）和玛丽·克拉奇利（Mary Crutchley）。[3]义德少时居于君士坦丁堡，在家中排行第二的他有一名兄长和一名胞妹，他的兄长名爱德华·霍恩比·义德（Edward Hornby Ede）曾于威尔士卡迪夫任执业律师，其子哈罗德·史丹利·义德（Harold Stanley Ede，1895年－1990年）是艺术收藏家，尝任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副馆长。[3]义德的胞妹莫德·卡罗琳·义德（Maud Caroline Ede，1875年－1960年）是画家和作家，1908年于瑞士卢加诺嫁给美国诗人和艺术史学家腓特烈·莫蒂默·克拉普（Frederick Mortimer Clapp，1879年－1969年），克拉普夫妇后来定居纽约。[3]
义德的父亲是律师出身，曾受雇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负责在近东一带监督公司的保险业务。[3]义德另有一位名叫纳撒尼尔·约瑟·义德（Nathaniel Joseph Ede）的叔父，这位叔父在香港生活，1871年至1899年间出任广州于仁保险公司（The 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总司理，曾获香港政府奉委为洁净局绅。[4][5][6]义德的叔父早年在山顶炉峰峡建有大宅，大宅土地后来于1880年售出，并改建成为山顶酒店，也就是山顶广场的前身。[7]
与他的父亲和叔父一样，义德很早便选择投身保险业界，他在1884年3月远赴远东，加入叔父任职的广州于仁保险公司，当时他年仅19岁。[8]广州于仁保险公司在1835年于广州成立，但早于1841年香港开埠时，便已经把总部迁到香港，因此于仁保险实际上是一所以香港为基地的英资船务保险公司。[5]虽然叔父是于仁保险的总司理，但义德仍旧从低做起，先后在香港、上海、华北和日本横滨各地的分行任职，后来成为上海的分行司理。[1][8]
在1908年，义德前往澳洲巡视业务后，获董事会通过返回香港出任总司理一职，一任16年，至1924年6月才因病请辞。[8]在总司理任内，义德积极扩充公司的业务，新设的分行遍及东京、汉口、天津、印尼泗水、孟买、悉尼、阿德莱德、布里斯本、珀斯、奥克兰、威灵顿、基督城、温哥华、多伦多、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和约翰内斯堡等地。[1]在1911年，他又促成于仁保险与另一保险行保家行（North China Insurance Company）合并；[9]后来又在1915年与上海泰安火险行（China Fire Insurance Company）合并，使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1]
经过一连串的扩充，于仁保险的公司资本由1915年的400万港元，大幅增加至1919年的200万英镑。[1]至于在公司总资产净值方面，也由1908年的只有100万英镑，增长至1924年的超过500万英镑，成为当时全球数一数二的船务保险公司之一。[1]于仁保险的总部本设于中环皇后行（今香港文华东方酒店），[10]在1921年，义德购入毕打街一座五层高商业大厦作为于仁保险总部，大厦遂改称为于仁行（现址为遮打大厦）。[11]
早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义德已热心关注公共事务，他曾经在1890年代参与筹措一个协助当地华人的饥荒救济基金，并且在1900年3月至1902年3月、以及在1903年3月至1904年3月期间，两度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在上海具一定影响力。[12][13]此外，他也曾经兼任两江总督和四川督军的私人顾问。[1]
在香港，义德在1909年至1911年间促成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联手成立富争议性的对华国际银行团（The China Consortium），负责统一对清廷拟兴建的湖广铁路（即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进行贷款，但事件后来却引发促使清朝覆亡的保路风潮。[14][4]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义德曾参与创办香港南华商务传布所（Publicity Bureau of South China），协助英资在华南地区通商和促进贸易，以便在战时拓展新的市场。[15][16][4]
在1908年2月，义德获港府奉委为非官守太平绅士。[4]随后在1911年4月至10月，义德首度获港督卢嘉爵士奉委为立法局临时非官守议员；[17]在1913年2月至10月，代表非官守太平绅士的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普乐离港休假，义德遂获推选临时填补有关议席，并由港督梅含理爵士作出有关委任。[18][19]在1924年6月至12月期间，义德再获港督司徒拔爵士委任为立法局临时非官守议员，是为第三度获得委任。[20]除了立法局外，义德也曾分别在1922年5月至10月、以及在1924年6月至12月期间，两度获港督司徒拔奉委为行政局临时非官守议员。[21][22][23]
义德曾支持港督卢嘉爵士兴办香港大学的构想，后于1911年港大成立时获委任为首批创校校董之一。[14][4]在1912年，英国外交官兼雪菲尔大学创校校长仪礼爵士获聘为香港大学首任校长，义德对有关决定予以支持，并认为“以2,000英镑年薪聘得拥有如仪礼爵士般的地位和才学的人，算是相当便宜”（A man of Sir Charles Eliot's standing and attainments was cheap at £2,000）。义德虽然不是港大的终身校董，但他却一直获得续任，直至1925年逝世为止。[4]
在工商界方面，义德曾长年出任香港总商会理事，在1922年的时候曾代表商会出任威尔士太子访港招待委员会主席。[4]在1924年，义德构思成立香港工业保障社（Hong Kong Industrial Security Association），提出以类似劳工保险的形式向参与计划的劳工提供保障，有关构思还包括在九龙油麻地成立“同业大厦”（Trades Building），向劳工提供培训之余，还开设餐厅、杂货店和医院等设施，从而长远改善劳资关系和减低发生罢工的机会。[4]可是，随着义德在1925年病逝，加上同年爆发省港大罢工，有关计划最后无疾而终。[4]
因应市区住宅供不应求，义德在1912年向港府倡议购入黄泥涌村后方渣甸山山脚一带的土地，兴建一个称之为“贾梅士城”（Cidades Camoens）的英式花园城市，销售对象以多数属于中产阶级的葡籍居民为主，并且以分期付款作招徕，可是计划在当时遭遇不少反对而未能落实。[1][24]一直到1920年，义德改为向港府提出在九龙塘一带兴建花园城市，计划投资300万港元，在80英亩的土地上建造约250所花园洋房和其他像游乐场和学校的配套设施。[1][25]
在1922年，时任行政局议员的义德几经磋商下，成功争取港府批准计划，义德遂与其他英商在同年成立九龙塘及新界发展公司（Kowloon Tong and New Territories Development Company），并由义德出任总司理一职，主持开发工作。[26]在同年9月，义德在九龙塘为开发计划立下奠基石，标志着工程的展开。根据港府与发展公司之间的协议，港府会负责平整发展地段内的土地，而发展公司则需要分期向政府缴纳地价。[26]为了减低成本，发展公司还在九龙塘自设工厂，自行烧制砖头和其他建筑物料。[26]
九龙塘花园城市的开发计划在初期进展良好，区内建有不少融合英国和葡萄牙风格的两层高小洋房，而区内的道路则多以英国的地方命名。到1925年，发展地段内四分一的土地已按计划移交予发展公司，可是，发展计划却在同年出现问题。[26]首先是，义德在1925年因病逝世，香港随后在同年爆发省港大罢工，导致劳工短缺，再加上楼市低迷冷却和台风袭港等原因，使到发展计划一再拖延，而发展公司更因此陷入财政困难，后于1929年宣告清盘。[26]
港府为免发展计划烂尾，唯有插手提供财政援助，[26]另一方面，富商何东爵士也注入资金支持计划，同时间协助居民成立九龙塘花园城俱乐部（九龙塘会前身），使计划得以维持。[25]到1930年，九龙塘花园城市的开发计划才大致完成，[27]而港府为答谢何东对计划提供的援助，遂以九龙塘南部一条道路命名为何东道；[28]另为纪念义德提出九龙塘花园城市的构想，以及对九龙塘开发初期所作的贡献，港府也以花园城市北部的一条道路命名为义德道。[28]
值得一提的是，在1924年9月的行政局会议上，义德曾建议在九龙塘笔架山山脚修建水塘，为区内的建筑物提供冲厕用水和其他灌溉用水。[29]港府当时以城门水塘正在兴建为理由反对建议，但赞成由九龙塘及新界发展公司自资辟建水塘，条件是港府对水塘日后的管理和维修概不负责。[29]然而，随着发展公司清盘和区内缺水问题持续，冲厕用水和灌溉用水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九龙塘的居民。居民一方曾多番要求港府提供有关用水，但港府却不为所动，使双方多年的争执没完没了。[30][31]港府后来在1930年代初才决定接管水塘，再加上有条件地答应向九龙塘居民提供冲厕用水和灌溉用水，有关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32]至于义德当年所修建的水塘，即为后人所称的小西湖。[33]
晚年的义德健康状况欠佳，在1919年，他到美国加州接受大型手术，虽然当时的医生估计即使手术成功，他也只有一至两年寿命，但出乎意料地，义德在手术后两年仍然存活下来。[14]在1924年6月，义德再因为健康理由，被迫告别服务前后40年的于仁保险，辞任总司理一职，但继续出任立法局和行政局的临时职务。[8]义德退休时，于仁保险董事会特别决定向他发放20,000英镑退休金和连续三年发放佣金，以答谢他多年来对于仁保险所作的贡献。[8]
不过，义德退休后的身体状况始终没有起色。在1925年，义德计划在5月17日启程前往美国旧金山疗养身体，但因为病情恶化而未能成行。[34]在1925年5月22日上午10时，久病不起的义德在山顶道10号达灵顿府（Derrington）大宅内病逝，终年60岁，死时妻子、女儿和女婿皆在旁照料。[1]义德死后，随即于同日下午五时在中环圣约翰座堂举行丧礼，各界前往致悼者众，当中更包括港督司徒拔爵士等知名人士，遗体在丧礼过后当晚即移奉往铜锣湾的火葬场火化。[14][4]在义德病逝当日，香港多处地方均下半旗致哀，在同年5月28日的立法局会议上，港督司徒拔爵士、局内首席非官守议员普乐和首席华人非官守议员周寿臣，也再一次对其病逝致以轸悼。[35]
个人生活
义德的妻子名格特鲁德·伊丽莎白·卢普顿（Gertrude Elizabeth Lupton，1868年－1937年），[36]两人共育有一子一女，分别为：
- 陆军上校伯特伦·孟塔古·义德（Colonel Bertram Montague Ede）：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军情五处位于马耳他的总管，其子查尔斯·理查·孟塔古·义德（Charles Richard Montague Ede，1921年10月22日－2002年5月29日）是英国伦敦精品收藏书出版商一页社（Folio Society）的创办人；[37]及
- 维奥莉·孟塔古·义德（Violet Montague Ede）：1913年4月12日于香港中环的圣约翰座堂，嫁给陆军少校奥斯汀·摩根·罗瑟勒姆（Major Austen Morgan Rotheram）。[38][39]
义德生前十分关注中国政治，曾在香港和海峡殖民地的报章撰写评论文章；[1]此外，他十分热爱日本，曾多次到访日本，并结交不少日本友人，日本天皇也曾向他颁授瑞宝章，表扬他对促进日本商务的贡献。[8]
义德在1925年5月身后，在香港共遗下逾122万港元遗产，根据他在1920年立下的一份遗嘱，遗产扣除遗产税后，全数由他的遗孀继承。[40]义德的妻子格特鲁德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上海参与支持比利时的慈善活动，因此在1920年获比利时国王颁授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后勋章。[41]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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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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