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汉番界碑，是原设于今台湾台北市北投区的土牛界线界碑，被列为台北市文化资产，今各迁至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捷运淡水线石牌站。
由来
雍正、乾隆初期，漳州人赖、魏、谢三姓为开发北投庄而侵占原住民土地，时起争端，淡水同知曾日瑛为此而立下界碑[1][2]。刻写“奉宪分府曾批断东南势田园归番管业界”指明将唭哩岸庄东边的水田、南边的菜园标示原住民的产权，这两地分别即今日的行义路与石牌路交会处、石牌派出所周围[3]。设立时间约于乾隆十年（1745年）到十三年（1748年）间[3]，传说界碑四座[2]、三到五座[4]。
石牌庄汉番界碑
其中一座立于石牌庄[2][3]，乡人转音以“碑”为“牌”成为当地地名[1][5][6]。附近种有凯达格兰族称“Ratoo”的莿桐，他们借此莿桐花开季，作为猎鹿捕鱼、采收粟米、杵臼丰食、迎接婚庆的指标[7]。碑在日治时期一旁就是石牌火车站[2]，后送入台湾总督府博物馆[3]。1986年台北市立文献会将收集到残碑于新公园辟建碑林[8]。此放此碑外，尚有奉宪示禁私挖煤灰者立毙碑、敕建凤山昭忠祠碑、添建艋舺大渡碑、有夷之行碑、客路须知碑、经理谢打马众番界址碑、刘门许氏立存田屋业牌[9]。
矿溪庄汉番界碑
另一座立于矿溪庄[1][3]，即北投永和里[1][3]，原在今日振兴医院附近的明德路旁[6]。碑高120公分[1]、宽35公分[5]、厚27公分[3]，石材为观音山的安山岩[3]。1935年迁移至石牌派出前庭院保管[1][3]，当地人余加仪称是他所移动[6]，地区今日属于文林里[10]。
1994年5月7日，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开始对史迹学者初步建议的全市21个历史性建物名单，由民政局长庄芳荣领队，参与的学者包括淡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宗贤、文化大学教授李干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富三、古风史迹协会理事长张文及内政部代表、台北市议员资馨仪及张秋雄，第一站来到石牌派出所，与会人员对于该界碑的历史价值多给予肯定[11]。6月3日，民政局开会决议将界碑、东和禅寺钟楼、台湾大学校门、师大行政大楼提报为三级古迹[12]。8月23日，此碑被以“唭哩岸汉番田园界碑”之名由台北市政府市政会议同意提报为三级古迹[13]。
1996年11月5日，因石牌派出所将改建，众人商讨此碑保存问题[2][14]。由于北市文献会提供的解说资料上有错，将二二八公园碑林中的汉番界碑，误认是今日在石牌派出所的界碑，导致在场的师大教授王启宗误会，便和当地里长蔡阿梯争吵历史，最后由石牌派出所主管林志诚发言，证实石碑在该所至少已留存廿年以上，及蔡里长火速回家抱来一面1975年间北市文献会的解说碑，方澄清误解[14]。市议员陈进棋等人建议迁往捷运石牌站内置放、或原地保存[2]。
1999年5月11日，北投吉庆里的唭哩岸社区博物馆负责人黄胜宗和社区发展协会、志工研商后，对接手此界碑表达高度意愿[10]。同月18日上午，民政局前往会勘，由于只邀请两个里参加，引起未受邀请的里民抗议，受邀的里民又各自坚持要将碑立在自己的里内，现场一度相当吵闹，妥协之下将界碑设在捷运石牌站，才解决争端[4]。次日，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长叶良增、立农、文林、福兴、吉庆、裕民里长陈海山、刘宪昌、吴廷彦、黄胜宗、谢延龙等人一同在石牌站实地会勘，由八旬的耆老余宗道解说历史，最后决定以石牌站前广场作碑址[15]。7月13日，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与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李博文、市府民政局长林正修、警察局局长王进旺等人共同为迁至石牌站的汉番界碑揭碑[1]。
碑体配合碑文意义，面向西方，即告诉河岸向内陆开垦的汉人，越过此碑以后就是原住民之地[3]。2002年6月1日，由台湾平埔原住民协会、台北市凯达格兰协会、台北县凯达格兰协会、台北市文化局、山水客人文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二〇〇二凯达格兰族地．莿桐花开平埔文化祭”，选在此处集合，沿大兴街、福安宫、北投陈济棠墓园健行上山，登上北投高地丹凤岩，点唱十九社名，进行敬天祭祖仪式，明日巡礼番仔厝保德宫、各旧社十一株莿桐树，最后登上崎嘎劳别顶社，俯瞰北投社平原日落[16]。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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