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特遣队（德语：Sonderkommandos，德语发音：[ˈzɔndɐkɔˌmando]，字面意思为“特殊小队”）是由纳粹德国灭绝营犯人构成的劳工队。组成特遣队的囚犯通常为犹太人，他们在死亡胁迫下协助处理犹太人大屠杀毒气室受害者。[1][2]须注意在1938年至1945年间，党卫队也有名为“特遣队”的特设单位（SS-Sonderkommando），由党卫队的数个部门组建而成，与在押犯人组成的灭绝营特遣队并无关系。
死亡工厂的工人
特遣队成员并不直接参与杀人；杀人的工作由党卫队负责，而特遣队的主要任务[3]为处理尸体。[4]大多数情况下，特遣队队员是在到达集中营后立即征召的，随后在死亡威胁下被迫上工。关于他们将要从事的任务，纳粹事先不会给出任何告知。令特遣队队员惧怕的是，他们有时会在处理的尸体中发现自己的家人。[5]队员们没有拒绝任务或退队的手段，除非自杀。[6]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情景中， 特遣队队员会被委婉地称作“犹太劳力”（Arbeitsjuden），[7]还有些时候他们被称作“帮手”（Hilflinge）。[8]1943年，比克瑙集中的特遣队达到了400人；而当匈牙利犹太人于1944年到达集中营时，特遣队的人数增长至超过900人，以适应屠杀灭绝的班次数增加。[9]
德国人需要特遣队员保持胜任工作的身体状况，因此为他们提供的生活条件比其他在押者更为整洁：特遣队有自己的住宿营房，队员可以保留与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毒气室受害者带来的食物、药品和香烟。和一般犯人不同，特遣队员通常不会被卫兵随意杀害。特遣队员的生计和效益取决于他们维持纳粹死亡工厂运作的效率。[10]他们在灭绝营中生存的时间比其他犯人稍长——但只有少数活到了战后。
由于特遣队员对纳粹的大屠杀政策了然于心，他们被认为是“身藏秘密者”（Geheimnisträger），住处与被用作奴工的其他犯人隔开。[b][11]根据党卫队政策，每隔三个月，在灭绝营的杀人区域工作的特遣队员会近乎全员送入毒气室，以确保保密性。然而，有些队员因为拥有专业技能，能够存活一年以上。[12]特遣队新队员的任务往往是处理前任队员的尸体。据研究计算，从一座集中营组建首批特遣队到集中营清场，大约会经历14代特遣队员。[13][页码请求]
1943年至1944年间，个别特遣队员可以得到书写工具，因此得以记录他们在比克瑙的部分体验和所见所闻。这些文档被埋藏在焚尸炉地下，战后重见天日。据辨认，这些手稿的作者有五人：扎尔曼·格拉多夫斯基、扎尔曼·莱文塔尔（Zalman Lewental）、莱布·朗夫斯、哈伊姆·赫尔曼（Chaim Herman）与马塞尔·纳贾里。前三人使用意第绪语写作；赫尔曼使用法语；纳贾里使用希腊语。其中的大部分手稿存放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国家纪念博物馆的档案馆中；赫尔曼的信存放在奥斯威辛-比克瑙被驱逐者协会（Amicale des déportés d’Auschwitz-Birkenau）档案馆中；格拉多夫斯基的一份文档存放在圣彼得堡的医学军事博物馆，还有一份存放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中。[14][15] 其中一些手稿由贝·马克编成《奥斯威辛卷轴》（The Scrolls of Auschwitz）出版。[16]另一些手稿由奥斯威辛博物馆出版，题为《在罪案的梦魇之中》（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17]
奥斯威辛卷轴被认为是关于犹太人大屠杀最重要的证词之一，因为其中包括了在比克瑙毒气室工作的同期目击记述。[15]
下文的记述被埋藏在奥斯威辛焚尸炉下面，是由在集中营起义中身亡的特遣队队员扎尔曼·格拉多夫斯基在1944年10月7日所写：
致找到这些记录的人，我求你一件事情，这也是我写作的实质目的……那就是我在地狱的日子、我无望的明天，将会在未来呈现其意义。我传达的只是发生在比克瑙-奥斯威辛地狱中的一部分。你将会意识到现实是怎样的……从这一切你将会了解到我们民族是如何灭亡的。[18]
据记载，在曾被迫在纳粹灭绝营工作的成千上万名特遣队员中，只有不到20人活到了解放并能够作证（不过有些来源声称的人数更多[19]）。其中知名的有亨里克·陶贝尔、菲利普·米勒、丹尼尔·本纳米亚斯（Daniel Behnnamias）、达里奥·加巴伊、莫里斯·韦内齐亚、什洛莫·韦内齐亚、安东尼奥·博尔德林（Antonio Boldrin）、[20]萨穆埃尔·维伦贝格、阿布拉姆·德拉贡（Abram Dragon）、大卫·奥列尔、亨里克·曼德尔鲍姆以及马丁·格雷。除此之外被确认的幸存者最多还有六七名，但他们没有证词记录在案。后来在一些集中营还发现了被掩埋和隐藏的特遣队员记述。[21]
起义
在莱茵哈德行动期间建造的灭绝营中，有两起已知的特遣队员起义。
- 特雷布林卡
第一场起义于1943年8月2日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爆发、100名囚犯成功逃出。[22]他们复制了营地军火库的钥匙，从库房偷走了20到25把步枪、20枚手雷、以及几把手枪。下午3时45分，700名犹太人发动了一场持续30分钟的叛乱，攻击灭绝营的党卫队守卫和特拉夫尼基人。[23]营地的建筑物被烧毁，一个油罐被引燃。配备武装的犹太人攻打正门，其他犹太人试图翻越围栏。然而，全副武装的卫兵们集中火力攻击囚犯，几乎将起义者屠杀殆尽。约有200名犹太人[24][23]逃出了灭绝营，[c]但由于他们没有切断电话线，党卫队得以从四个不同的城镇调派援兵，设置路障。[23]半数逃亡者死于乘车或骑马的纳粹的追逐。[25]
幸存的逃亡者部分被波兰家乡军游击队员送过河，[26]其他人则得到波兰村民的帮助和供养。[25]700名参加起义的特遣队员中，有100人成功逃出灭绝营，其中已知活到战后的有70人。[27]幸存者包括合著了“特雷布林卡回忆录”的里哈德·格拉扎尔、希尔·拉伊赫曼、扬凯尔·维尔尼克、以及萨穆埃尔·维伦贝格。[28]
- 索比堡
特雷布林卡起义两个月后，一场相似的起义于1943年10月14日晚在索比堡一号营爆发。[29]特遣队隶属于“劳动犯”（德语：Arbeitshäftlinge），即运作灭绝营所需的一般奴隶劳工（如在到达中心工作、处理受害者的物品、组建工作小组等）。[30]在来自明斯克的苏联犹太战俘亚历山大·佩切尔斯基的领导下，[31]特遣队员秘密杀害了11名德国党卫队军官，制服了集中营的看守人员，并夺取了军械库。[32]起义原计划杀死所有党卫队和特拉夫尼基看守，从灭绝营大门走出；然而由于刺杀行动被发现，犯人们不得不冒着被枪杀的危险逃生。
荷兰历史学家，索比堡幸存者尤勒斯·斯海尔菲斯估计，一号营的600名特遣队员中有300人在起义中逃走。其中158人被卫兵杀害，或者被环绕灭绝营的雷区炸死。107人在党卫队、国防军或 秩序警察营的追捕中丧生。另有53人逃亡后因其他原因在1945年5月前丧生。目前已知的起义幸存者只有58人，其中男性48人，女性10人。索比堡毒气室所在的三号营中的特遣队员未参加起义，于起义次日被全数杀害。
索比堡的起义后来被改编为电影《逃出索比堡》。
1944年10月，奥斯威辛二号营的特遣队员在四号火葬场起义。先前的几个月，犹太女青年从韦克塞尔联合金属厂（Weichsel-Union-Metallwerke，位于奥斯威辛一号营和二号营之间工业区的一座军火工厂）走私小包的火药。最终，这些火药沿着走私链条，被传到了四号火葬场特遣队手中。队员计划先摧毁毒气室和火葬场，然后发动起义。[34]
然而在1944年10月7日上午，集中营的抵抗组织提前警告四号火葬场的特遣队员，说他们将被杀死。特遣队员用两架机枪、斧头、刀具和手雷攻击了党卫队和囚监，造成卫兵3人死亡，12人受伤。[35]一些特遣队员从营区逃生，但大多数在当天晚些时候被重新抓获。[13]在那些没有死于起义本身的人中，有200人后来被迫脱光衣服，面朝下躺在地上，然后从后脑勺枪杀。当天共有451名特遣队员被杀害。[36][37][38]
文学作品和媒体中的描写
总体而言，特遣队的早期形象是不光彩的。米克洛斯·尼斯利在《奥斯威辛：一个医生的目击报告》（Auschwitz: A Doctor’s Eyewitness Account）一书中写道，当其他囚犯正被饿死的时候，特遣队享受着配有吊灯和烛光的盛宴。尼斯利是一位公认的纳粹勾结者，曾协助约瑟夫·门格勒在奥斯威辛囚犯的身上做医学实验。他在二号火葬场的中有一间办公室，似乎应该能够很好地观察特遣队的行动；但是，他对火葬场中的一些实物描述严重失实，降低了他在这方面的可信度。历史学家吉德翁·格赖夫认为尼斯利的著作属于有关特遣队的 "流言与其他错误和诽谤性的说法"之列，只是由于缺少幸存的特遣队员第一手证词，才让这类说法得以盛行。[39]
在《溺水者与获救者》中，作者普里莫·莱维将特遣队描绘为距勾结者只有一步之遥。尽管如此，他要求读者不要谴责。“因此，我要求我们对'火葬场的乌鸦'的故事要有怜悯和严格的思考，但要暂缓对他们的判断。”[40]莱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间是在第三营/莫诺维茨（丁腈橡胶厂）度过的，可能没有直接接触过特遣队。他的描述据称是根据尼斯利的说法描绘的。
菲利普·米勒是少有的在战争中幸存的特遣队员之一；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在特遣队中服役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长得多。他在《奥斯维辛的目击者：毒气室中的三年》（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中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于1979年出版。他在书中讲述了多起事件，包括他怎么试图进入毒气室，好与一群同胞一同赴死；但一个女孩阻止了他自杀，要求他活下来做证人。[41]过去几年中，一些对特遣队更为同情的记述得以出版。首先是吉德翁·格赖夫自己的著作《我们欲哭无泪》，其中包括对前特遣队员的详尽且时而痛苦的采访。格赖夫用君特·安德斯的诗歌《你会怎么做？》（And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作为此书的序言，指出没有经历过特遣队的处境的人，无权对他们作出裁决：“你不能，我不能！我们没受过那样的折磨！”[42]
第一部描绘特遣队起义的剧作由卢多维克·布鲁克斯坦在1947写成。布鲁克斯坦于1920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穆卡切沃（今属乌克兰），1944年5月在锡盖特被捕，送往集中营。布鲁克斯坦的剧作题为《夜班》（Nacht-Shicht），于1948年至1957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意第绪语剧院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43]
1996年，在道格·休斯执导下，纽约MCC剧院制作了剧作《灰色地带》，是一部探讨特遣队员的道德困境的戏剧作品。[44]该剧后来由制作人提姆·布雷克·尼尔森改编为同名电影。[45]该片的基调与大部分情节基于尼斯利的著作，将特遣队的成员描绘成跨越了界限，从受害者变为加害者的人。比如片中的特遣队员霍夫曼（大卫·阿奎特饰）在一名微笑的党卫队员注视下，在脱衣室将一名男子活活打死。尼尔森明确表示，这种道德模糊性正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下的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许会有这样的行为，因为我们是人。但我们不是圣化的受害者。”[46]
2014年的“小说化”回忆录《破镜》探讨莱一名前特遣队员为了获得宽恕和终结所付出的努力：“善良的人可以被迫做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那么善良。”这位幸存者这样评价自己，“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错的就不那么错。”[47]
2015年由奈迈施·拉斯洛指导的匈牙利电影《索尔之子》详细描述了一名特遣队员将一个死掉的孩子看作自己的儿子，并试图埋葬这个孩子的故事。该片在第68届康城电影节上赢得评审团大奖。影片主演盖佐·勒里格对一名记者将特遣队员说成“半受害者，半刽子手”的说法表示愤怒。他说，“话必须说明白，他们100%是受害者。他们没有犯下喋血罪行，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杀戮。他们一到场就遭到了死亡威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和奥斯威辛的其他囚犯一样，都是受害者。”[48]
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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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队，
1944年8月（秘密照片） -
奥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队，
1944年8月（秘密照片） -
奥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队，
1944年8月（秘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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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队焚烧尸体 -
奥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队焚烧尸体 -
奥斯威辛-比克瑙的特遣队将人送往“淋浴间”
参见
注解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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