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耶斯佩尔·达林（Peter Jesper Dahlin，1980年5月30日—[a]），曾用名Pater Beckernrindge，瑞典籍人权活动家，以创办支持中国维权运动的组织保护卫士知名。2016年1月3日，彼得·达林被中国警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1月1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公布了他的“认罪”视频[2]，后彼得·达林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被拘禁的23天中接受日夜审问、不准睡觉、整夜不关灯等根据国际公约所认定的酷刑后被命令写悔过书，电视认罪是被强迫的，事先被要求在镜头前背诵中方指定的稿子[3][4][5]。1月25日，达林在获释后被驱逐出境返回瑞典。[6]
彼得·达林的被捕与中国当局公布其“认罪”视频的行为受到了中国大陆媒体、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他是第一位因为支持中国人权运动而遭逮捕拘留的外籍人士，也是中国官媒公布“认罪”言论的第一位外籍人士，评论人士担忧，这表明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寒冬将至。[6]
关注中国维权运动
彼得·达林从2007年开始在中国生活。2009年，彼得·达林与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维权律师王全璋等人在香港共同创办了“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组织，该组织以“Joi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Limited”（JDI）的名义在香港注册。JDI在北京以非政府组织“维权紧急援助组”[7]的名义活动，在中国内地设立了10多个法律援助站，为寻求促进法治发展、反对侵害人权的活动家及律师提供培训和支持，并向海外提供中国人权报告[6]；《环球时报》指JDI组织接受西方政府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捐助，并称其先后在23个省及直辖市向151人培训如何进行维权活动。[8]
达林所属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据该组织官网介绍，是由一群中国学者、律师和政治专家组成，其目的是通过法律援助等方式支持并保护中国境内受迫害的维权人士，基于维持协会的安全和可持续性的运行，并且“不提供任何关于协会人员的信息”。英国BBC报导说，该协会在事发前曾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中国人权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政府“恫吓、监视、软禁、人身攻击、绑架和任意拘留”维权人士的案例，而达林在报告上被列为其在中国的联络人之一。[9]
被拘禁及认罪
2016年1月3日，原计划前往泰国的达林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登机前失踪，第二天被拘留，后来证实是被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另外由于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并没有在中国境内注册备案，不具备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所以其将离岸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用于中国境内活动，涉嫌非法经营、逃税漏税等多项罪名。当局还指控JDI在被调查时存在销毁证据和串供行为。[8]
| 外部视频链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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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破获一起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抓获外籍犯罪嫌疑人 |
2016年1月19日，已被当局关押多日的彼得·达林出现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24小时”新闻节目上，在播出的视频中，他表示了道歉和认罪[2]。新华社也发表文章声称，达林承认他们撰写的报告“并不能反映真实全面的情况”，新华社还称，该组织培训的律师及活动人士“插手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案件，蓄意激化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矛盾纠纷”，“煽动群众对抗政府，意图制造群体性事件”。[6]此前，被当局逮捕的香港失踪书商、拥有瑞典国籍的桂民海也曾“供认罪行”[6]。2016年9月，彼得·达林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采访中他证实在央视的电视认罪的确是被强迫的，当局提供给他写好的稿子，要求他背诵下来。同时他表示，发生这种事，完全没有感到后悔。[3]
《环球时报》称，中国方面抓捕彼得·达林后，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向瑞典使馆通报，并安排瑞典使馆与彼得见面。[10]经过瑞典政府与中国政府多日的交涉、协商，彼得·达林于1月25日被释放并遭逐出境返回瑞典。随后，瑞典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这一消息[11][12]。他的中国籍女友潘金玲也被当局释放，但仍然在北京[13][14]。
据《环球时报》称，彼得·达林承认JDI没有在中国大陆运行的权利，但他本人仍然从事相关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人权报告》“并不能反映真实中国的全貌情况”，是“为了让出资方高兴”而写的。[8]《环球时报》认为，中国的基层矛盾是维权律师存在的背景之一，而西方一些基金会向舆论输入的价值观助长了维权活动和相关的争论。[15]
新华社称，据JDI成员王某、邢某供述，彼得被境外势力利用，用来抹黑中国国家形象和培植反华势力，目的是扰乱社会秩序，并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16]
军事评论员高峰认为，西方通过“和平演变”战略成功颠覆苏联后，试图在乌克兰等国扶植亲西方政权。其中非政府组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俄罗斯严格管控非政府组织，9000余个非政府组织被关闭。彼得·达林和JDI也有明显和平演变目的。因此中国应该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17]
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成员、人权问题研究者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透过邮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达林的支持者先前没有公开谈论此案件，是因希望静默外交能助于其尽快释放，但目前看来“这样的时机似乎已经过去”。卡斯特认为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达林“自白”，有被强迫的部分。卡斯特指出，达林和其组织的确为中国公民社会以提供培训和技术为支援人权律师，来为中国的被剥夺权利和受压迫的人们提供正义，但他们并没有谋取私利或对中国带有恶意。卡斯特认为逮捕及自白影片的相关指控和自白是为了让他和他所从事的工作去正当性[9]；卡斯特认为“当局指控达林攻击、抹黑中国的说法是荒谬的，他认为达林的所谓“招认”是遭强逼，而招认内容看来也明显是在读稿”[13]。
达林的中国伙伴、仍在关押中的王全璋律师通过其辩护律师余文生表示，他对央视节目内容的真实性存疑，中国法律没规定境外组织支持法律维权属于违法。如果央视的报导内容属实，也不违反中国法律。而且，中国很多访民和律师，向一些得不到国家帮助的人士提供了法律协助，让这些人士不要通过法律之外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法外之路有很多，拿起枪造反也是一个途径。其亦称“我认为（达林所做）这是一件好事，可以帮助国家实现法治。中共当局对这种事都不能容忍，实际上是逼着得不到法律帮助的人们去走法外之路。”[18][19]
达林在2019年1月7日，向“英国电讯监管机构”（Ofcom）投诉中国中央电视台违反英国广播条例有关隐私和公正的法规，要求 Ofcom 撤销央视国际部在英国的电视执照。[20]
达林指出2016年1月，他与几个同事以及女朋友，都被置于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在没有被正式逮捕或接受审讯的情况下，被迫录制影片，否则他的女友将被长期监禁。达林在投诉状中表示，由于被单独监禁，他不知道影片在黄金时段发布在CCTV13，而他从未被告知这是公共使用，他也强调并没有同意播出这段影片。[20]
达林在2016年7月首次接受的披露采访中表示，他每天被提审，每次提审通常是在晚上他疲倦的时候，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审讯是在与牢房不同的房间里进行，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刺眼的灯光。他说，审讯人员并没有打过他，但尝试过不同的策略以向他施压。审讯人员曾经试图不让他睡觉，整夜都不关他牢房里的日光灯。[21]
瑞典外交部表示“不能接受”，同时，瑞典驻华大使馆的官方新浪微博账号也发帖表示高度关注，并批评央视的“电视认罪”做法。[22][23]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欧盟驻华大使史伟表示欧盟“严重关切”，“我们希望（这次拘捕）不是一个‘新常态’，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令人极度担忧的趋势。”并呼吁这类案件要“充分透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当局控以政治敏感罪名的人士在当局官媒电视上“认罪”，已是普遍现象，但当局对相关刑事诉讼和司法程序却仍保密。他还说，“我们不能、也不会保持沉默或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妥协，这是一个原则问题。”[24]
美国国务院表示，对在中国“疑似被迫认罪”的人数增加感到担忧，这阻碍了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他说“所谓的供罪往往发生在审判开始或指控宣布之前。有些人没有得到法律或领事协助。在一些事件中，外国公民可能是以违背其意愿的方式、以法外途径被带入中国大陆。”“这些行动削弱了中国自称是法治社会的主张，与中国的人权承诺背道而驰，阻碍了中国试图建设更透明、更有效的司法制度的努力。”[25]
有港台媒体形容，达林的“悔罪”视频就像“周子瑜被逼道歉翻版”[26]。
BBC称，外国活动人士被拘禁，让位于北京的非政府组织感到震惊，有专家认为这是当局加大力度“消除中国独立公民社会”的一个事例。彼得·达林的支持者说，对他关于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指控“毫无根据”。[27]
外界质疑，达林患有潜在生命危险的爱迪生氏病，必须每天服药，[28]当局可能涉嫌以拒绝提供药品来威胁迫使他“交代坦白”[29]。但据《环球时报》称，相关药品已经按时按量供给。[30]
参见
- 中国维权运动、维权律师
- 中国710“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锋锐律师事务所
- 王宇、王全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案）
- 保护卫士 - 达林获释后成立的另一人权团体
注释
外部链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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