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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上对六四事件镇压的反应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六四事件中的民主运动人士被中国共产党镇压后,该事件被西方媒体广泛报导[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受到了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媒体的严厉谴责[2],其中批评来自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东亚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外交上,西方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决裂,有些甚至考虑过与中华民国进行复交的行动[1]。
众多国家当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及立场相近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等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持或同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武力进行镇压的行动[2];部分国家基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本次事件持观望态度并保留立场,但都一致认为流血收场实属残忍[3]。欧美国家则普遍谴责此次事件,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施各方面的制裁,中断各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往来,但之后又逐渐恢复。只有伯利兹等少数国家彻底断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与中华民国建交(除伯利兹尚未复交以外,其余断交的国家后来均恢复了外交关系)。[来源请求]
当时在欧美、中东和亚洲的大批中国留学生都参与了许多城市的抗议活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军事镇压手段。[4]
1989年的六四事件过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该事件相关信息流通的限制甚至完全封锁其传播,时至今日,除了一篇当局的简短通稿,受中国政府管制的网站上基本搜索不到该事件的内容,相关书籍、杂志等也被禁阅[5]。进入2000年后,由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军事强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使得对中国大陆民众因经济差距“投向西方的怀抱”的担忧被销解[6]:26,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得以稳固。在此背景下,到2010年代时,中国社会对六四事件持否定态度的舆论观点亦有普遍的支持[7],抑或轻蔑的称之为“胡闹”[8]。政府暴力镇压、结束运动的方式获得认可。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相关报道中,六四清场时,政府使用坦克清场的方式甚至被认为是暴力镇压最为有效的手段[9]。
当时的学运除了在北京爆发外,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示威。各地方政府态度不一,有打击、有支持、也有沉默。当时中国媒体报道非常热烈,不少媒体予以支持;人民日报、新华社等记者甚至加入游行,一些报纸因而被查封。随着六四武力清场,各地学运戛然而止。
北京,6月4日清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新闻中报道解放军开枪射击学生和市民的新闻,并呼吁听众谴责武力镇压行动。[10][11]为此写稿人吴晓镛系被捕入狱近一年半,出狱后失业。当日的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事后亦遭到处分,被调离一线播音岗位。
此外,在6月4日至6月5日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音员杜宪、张宏民及薛飞、李瑞英以沉重、有气无力的神态进行播报。事后,杜宪和薛飞被调离该节目,而李瑞英、张宏民等人却明哲保身地接受检查。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以上海为例。自6月4日清晨起,复旦、同济、交大和华东师大等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全市42个地段设路障拦截军车;市政府在电视电台警告学生“不要以为政府软弱可欺”。翌日,3万多名学生上街堵塞122个交通道口,市区交通全部中断,郊区企业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12]
这段期间,上海市人民政府与学生反复地设路障、清路障。[13] 其中,6月6日晚上有六人在上海光新路道口拦截火车时被撞死,现场聚集3万民众。当时几天民众尝试拦截火车,意欲拦下火车上去北京实质支援被武力镇压的北京学潮。光新路道口是京沪铁路的必经道口,而事件发生前数天都没有火车通过光新路道口;政府在现场派遣大量公安、消防干警和武警维持秩序,并另有极多便衣混迹于民众中。撞人火车司机被民众指称明知道口有大量民众拦截,却完全不作减速通过而恶意撞死拦截火车民众。火车停下后该火车司机被隐藏在民众中的便衣警察快速护送离开,进而发生有基于激愤民众爬上火车,与公安对峙要求交出杀人凶手,后用打火机焚烧火车部分车厢事件,被烧火车为一列空车。[14] 7日,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校有学生在学校礼堂、教学楼设置灵堂,上海传出戒严消息。[12]
上海用电量由6月3日的6,653万度电降至6月7日的6,128万度,二轻、冶金、纺织、仪表、船舶、航空、电气等行业的997企业的职工缺勤迟到率为34.38%,12家企业全部停产,23家部分停工。6月8日,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上海不能乱”,并澄清绝不在上海戒严,他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提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9日,上海发动工人清除路障,同时6,000名学生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会。参加者臂戴黑纱、抬着花圈、举著校旗,有秩序地进入广场;广场不断播出“北京惨案真相”。但随着公安部门大举缉捕学生,各地示威陆续终止。[12]
1989年后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从1990年至2012年产生了阶梯式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已经有6.63亿的中国公民脱离了贫困线[16]。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得到提升。与1988年出版、代表对中国和中华文明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的《河殇》等书籍不同,1990年代后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赞扬中国的书籍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已自主完成民族主义认知的构建[6]。
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认为中国政府的受信任度和合法性很高,从2007年的83%增加到2010年的87%[17]。研究还指出,有87%的中国人满意他们的政府,74%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政府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进入2010年代后,中国大陆舆论中出现对六四事件持否定态度的观点[7]。有作者[8]指出,在中国大陆对六四事件持否定观点的人群中,甚至有当年事件中的民主派人士。这与2000年代诸多国家发生西方国家支持的“颜色革命”后陷入政局长期动荡的情况有关,更是出于中国时局动荡、国家分裂这一假设的担忧。
2019年4月,时值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际。国际广告公司“上奇广告”巴西分公司“F/Nazca Saatchi & Saatchi”在Youtube发布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宣传广告《徕卡:猎手》,内容涉及六四事件标志“坦克人”。广告片发布后,被认是广告片委托人的徕卡相机在以中国大陆网友为主体的社交平台上受到立场截然相反的两方评价。一方表达支持和对六四事件悼念;另一方则是批评和攻击徕卡相机,视广告片为徕卡相机对中国的“吃里扒外”和政治攻击,认为徕卡相机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18]。6月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中国大陆舆论与香港严重对立。而在中国大陆民众呼吁中央政府直接以武力镇压结束的呼声中,即有人提议使用六四清场方式,出动坦克驱离,直接结束运动[9]。
2023年10月24日,加拿大籍华裔历史学者何晓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何晓清签证延期请求被拒,特首李家超于10月31日表示,“入境处根据既定程序处理,包括考虑是否构成保安风险”。[19]
1989年8月7日至9月1日,联合国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三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是联合国相关机构自6月以来第一次正式讨论关于中国流血事件的一场会议[121]。在8月31日,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1989/5号决议。该决议决定对中国的情况予以关注,指出委员会将关注发生在北京的事件会对人权的发展有何影响[122]。该决议有两个重点:
1989年12月1日,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指责该小组委员会的1989/5号决议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123]李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9月2日发表声明,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决议的坚决反对,并认为它是非法、无效的。[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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