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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明（1902年—1993年9月2日），又名刘明，台湾嘉义县番路乡公田人[2]，矿业钜子、慈善家，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受冤入狱，其遭遇被拍成电视剧《台湾百合》。根据陈翠莲教授据新出土的档案，于二二八事件中活跃的刘明，实为保密局、警备总部与行政长官公署安排渗透于二二八处委会的人员。[1]但陈翠莲教授的说法仅根据特务撰写的两份简约资料，没有其他历史文献佐证，不排除只是特务邀功的说法。根据当事人及同年代人的回忆录，当年陈逸松为参政员（相当于国会议员），刘明为金矿大企业家，二位日治时代即急公好义，当时社会地位崇高，为台籍知识分子普遍敬重，指称刘明及陈逸松为情报单位特务，殊不可信。
| 经历[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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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明父亲刘阔曾任山地通事，长兄刘再生、二哥刘传能、三哥刘传来[3]。公学校毕业后进入长老教台南高等学校就读[2]。1919年赴日本留学藏前高等工业学校，1926年由同窗、时任中国国民党西巢鸭区支部的葛晓东介绍加入为党员，1928年毕业返台[1]。在留学时，曾在日本西巢鸭阻止中国左派学生企图包围蒋介石的行动[3]。
回台之初，刘传明透过其兄长的协助，向基隆颜家承租台阳矿区，在侯硐大粗坑经营金矿，创立取名为“振山实业社”的公司，并应用所学知识，以氰酸钾精炼冶金而致富，提升台湾的炼金技术，进而再租下新店、暖暖、三貂岭等处的矿权。[2][3]
台湾战后时期，历任矿业界多项要职的刘传明领导矿界恢复台湾煤矿正常生产，并于中国大陆京沪沿海需煤之时，促使台煤外销京沪等各处，以外销盈余贴补内销，而奠定台湾煤业良基[2]。
刘传明拥有大批房地产，与陈启川一样为当时台湾少数拥有福特轿车的富者。事业有成后，常捐输文化、教育事业，如支持台阳画展[3]。并在大粗坑改进医疗环境[2]。除此外，还协助朱朝阳等人创办延平学院、开南中学，由于当时延平筹备处无处办公，还提供王白渊在他位于台北市汉口街的振山实业社办公[3]。
1945年10月，军统连谋与黄昭明着手组织台北市流氓角头、浪人，呈文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成立“义勇纠察队”，共五百余人听命于总队长刘明、副总队长黄昭明指挥，协助政府接收工作，经费由刘明的振山实业公司捐助。
在二二八事件时，刘传明就被指控参予。当时事发之时，他受警务处官员所托，动员延平学院与开南商工学生，维持治安。3月5日，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成立，他担任该联盟财政顾问。[1]
保密局所派之间谍许德辉指控刘传明伙同陈逸松利用吕永凯，拉拢台湾籍警长、警官及警员八十余名，组织台湾警政革新同盟。同年4月8日，林顶立呈南京密报“中统包庇叛徒要犯”将刘传明冠上为台共分子，称他与陈逸松、颜钦贤、黄朝琴等均参与处委会伪组织，企图平分政权。5月11日，许德辉又密报刘传明、周延寿两人为“二二八事件叛乱首要”，“领导暴民大肆抢劫与蹂躏地方之败类”。6月，又有密报指称刘传明、陈逸松煽动台北十五校学生罢课参予二二八、周延寿利用参议长地位领导暴民抢劫。7月，保密局人员周敏生表示查无刘传明参与叛乱，及煽惑学生罢课之情报。[1]
前调查局第一处科长李世杰所著《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投降始末》纪录，当时担任石炭调节委员的刘传明，受该会秘书孙悦光，和同事吴坤煌、物资调集委员会秘书颜锦华、刘传明留日同窗萧坤裕等人请求资助他们办《光明报》。之后颜锦华等人被保密局逮捕，指控他们参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因而刘传明受株连。[3]
刘传明资助的延平校长朱昭阳也在1949年8月底被捕，在留置其间刘传明四处奔走并慰问家属，终于将被押约百日的朱昭阳保释出狱。数月后，换成刘传明被捕入牢。被牵连者还有延平补校附设工艺社主任的王白渊，以知匪不报被判二年。[3]
前保密局组长谷正文回忆当时保密局的一位王姓干员想占有刘传明的进口轿车，偷写下字条：“刘传明嫌疑重大，且有地方势力，应该好好调查……”放在保密局长桌子，不久刘传明就被控资助叛徒，被捕刑求。逮捕后，保密局人员令刘传明的张姓司机，将两部进口福特轿车送来。司机后被关半年。[3]
1950年，刘传明被捕时，已出嫁、怀孕的大女儿，经常回家帮忙处理家中的巨变[4]。刘传明妻子为拯救丈夫，每见一位要人，就以金条行贿。林顶立、许丙、刘启光以及各情治单位的有力干部，几乎都收到刘家的买命钱。李世杰也因此同情其遭遇。而刘传明的汉口街事务所房子和长女嫁妆的武昌街房子，都因此变卖。[3]
陈逸松受刘传明兄长刘传来所托，与游弥坚去请求毛人凤，说刘传明受台湾人敬爱，若判重刑恐对台湾影响很坏，结果刘传明免于死刑，判十年徒刑，并没收资产[5]，判决书上载明“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全部没收。”[3]刘传来为了营救弟弟，为国民党效力，之后策反廖文毅等回台[6]。刘传能也是去策反台独人士[7]。
以下是被军方没收和占用的台北市房地产[3]：
在服刑时，刘传明家人会送一大批食物和用品进牢，好让刘传明分送给同窗受刑人，如面包、木屐、奶粉和白衬衫等，甚至引来狱方警告。某次刘传明得知看守所内有位女性受刑人生下孩子，但是其父亲却同时被枪决，因此不断地嘱咐家人买奶粉送来，多年后他们才发现奶粉并未送给婴儿，而是被监狱管理员拿走。[3]
刘传明也常要求家人送进不少白衬衫，分送给即将遭枪决的犯人穿。林俊义姐姐林至洁回忆道丈夫郭琇琮死刑前，穿着就是同囚的刘传明所送的白衬衫，当时刘传明说：“台湾人的鲜血，应该流在清白的衬衫上。”[3]吴念真也记得祖父谈及刘传明会赠全新白衬衫的事，说台湾人要走也要走得干净、走得有体面，在监狱甚得人望[8]。
1954年，刘传明父亲去世，陈逸松代替狱中的刘传明去奔丧[5]。
1958年7月15日[6]，刘传明在狱中服刑八年三个月后出狱[4]。他是极少数刑期未满、就提前假释出狱的叛乱犯，是调查局以刘传明能积极策反台独份子著有绩效为由，“为酬其功绩，坚其心志，继续协助工作，以宏绩效，拟请转函国防部准将刘明一名交由本局提出运用...”，由李世杰至军监并护送回家[1]。
出狱后的刘传明又先后在新店、基隆等地开发煤矿，关心政治及昔日老友，但健康状况已不如昔[2]。
1959年秋，小学二年级的吴念真遇到刘传明来他家乡大粗坑探访。村民铺路、清理环境，电线杆和墙壁上到处贴著“欢迎刘老板返乡”红纸。回来的那一天，全村停工、停课，家家户户准备长串鞭炮，许多人跟刘传明握手、拥抱。刘传明则回送村民礼物，并在全村的中午餐会上发表演说。[8]
晚年的刘传明为过去因刑求导致椎骨受伤的巨疼所苦。他原先是统派，经常和么儿刘荣凯激辩两岸问题，后因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失望，父子逐渐有共识，告诉过子女他反对中共统治台湾。1989年[4]，1986年国代选举，他以八十五岁高龄，登记为民进党萧裕珍的助选员。隔年，他声援蔡有全、许曹德的台独案，但因跌伤，从此卧病在家，甚少出门。[3]1992年，他接受访问时，表示他“不甘愿”死，要看国民政府倒。
1993年初，谷正文在政治受难者公听会中坦言，刘传明当年被逮捕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太有钱，保密局一位王姓干员想霸占其进口轿车，遂构陷入狱[6]。该年9月2日，刘传明过世，于台北市第二殡仪馆举办追思会[3]。
根据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翠莲发现新出土的档案，显示刘明身为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却证实刘明与在战后与最早进入台湾，利用黑道监控台湾社会的情治机关军统局关系密切。研究内容中，档案原件足以佐证刘明实为保密局运用人员，在二二八事件中活跃的陈逸松、刘明、蒋渭川、许德辉一伙人，都是保密局、警备总部与行政长官公署安排渗透于二二八处委会的人员。保密局运用陈逸松、刘明之事，陈仪本身知情并且同意。对中国政治文化陌生的刘明，其政治生涯在遭遇巨变历经牢狱之灾之后，以投入反对运动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抗议。[1]此处陈翠莲教授的说法完全依赖特务机关的文件，即对当事人骤下历史评断，对历史人物未尽公允。当时台湾社会所谓的“流氓”也与今日的“黑道”不尽相同。可以参考电影“悲情都市”里面关于“流氓”的说法。
刘家后代成立“传明基金会”，赞助台湾音乐、艺术、文化和社会工作者，如林衡哲的“台湾文库”、萧泰然的《台湾人的诗篇》音乐专集，朱真一的“客家文化语言”及“赖和医学服务奖”、林义雄的“慈林基金会”，吴树民的“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以及休士顿的“蔡正隆基金”和“台湾人传统基金会”等等。[4]
2004年的《台湾百合》，剧中游天雄是影射刘传明，由他儿子刘荣凯出演[7]。
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时，刘家后代与许多同样家产被没收的家属，拜托民进党立委协助，望找到当初没收财产资料，但军方却表示资料早消失。2011年3月，刘荣凯与受难者家属又准备打官司，希望政府能够让这些案件平反，给应有的交代。[9]
刘传明娶嘉义美女为妻，娶亲那天有情敌偷用泥巴丢新娘轿，有人就预言新郎婚后一定发大财，因为新娘带了田土，后来刘传明因矿业致富[8]。
刘传明在仁爱路住家正对面，为台糖总经理沈镇南日式宿舍；与刘传明隔邻的则是台独大统领廖文毅的日式寓所，目前已改建为裕安大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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