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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世界各國的民主、和平、軍事、經濟等各方面造成嚴重威脅的論點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国威胁论，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各地的民主、和平、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造成严重威胁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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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论是国际关系上因中国大陆崛起而产生忧虑与质疑的论述，中国崛起后，随着中国大陆迅速发展，遂导致其周边国家的利益和国际秩序备受挑战，威胁包括经济、军事、粮食、人口以至太空等领域。有论者指中国大陆专政体制是产生威胁论的主因。中国官方则认为威胁论源于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用以压制中国发展的说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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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论”在欧洲由来已久。19世纪后期的“排华浪潮”。当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在美国的华工视为美国主流文化的的“威胁”，于是推动政府分别于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特指华人移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威胁论”，但其中体现的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和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则在其后的“中国威胁论”中仍能找到踪影。[来源请求]
中共建政之初，美国也曾兴起过一阵“中国威胁论”，即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这一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来源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并不看好中国大陆，甚至有人预言中国大陆可能“崩溃”，《明镜》周刊曾对此表达了“恐惧”：“如果中国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全世界人都将挨饿。”早期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由于欧洲在宗教、民主、人权等诸多价值观上与共产主义中国存在重大分歧，共产主义很难真正获得欧洲国家的好感。[来源请求]
从历史上看，“中国威胁论”的版本很多，时至当代则集中于反对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有经济为中国当代经济一主要部分，融入广泛的民生当中，“反共”跟“反华”的观点容或有部分重叠。[来源请求]
自2010年起，东南亚多国与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争端升高，更促使这些国家合作对抗军力不断增长的中国。日本、韩国已及东盟各国对中国纷纷采取更加防范的态度，并重新巩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寻求保护。美国也顺势重新加强了与这些亚洲盟友的军事互动与同盟关系。[2]
根据西方国家的观察，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展现出极大的野心，尤其在台湾问题和南海争议上，态度越来越强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开始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发生地区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增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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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不断增长，根据美国IFs世界GDP经济预测，中国大陆GDP(国际汇率)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如果该预测属实，中国大陆则将撼动美国的绝对领导地位。[4]
欧债危机后，中国大陆的资金大量进入欧洲债券市场，英国媒体BBC将其解读为，中国大陆要借购买欧洲的债券的名义控制欧洲。[来源请求]
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大陆的军费支出也越来越多，这造成周边的国家地区以及美国的疑虑。[6]
目前中国大陆的军费仅次于美国，部分人员认为威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但中美军费差距仍然很大，美国军费比中国大陆军费高出三四倍，比第二名到第十五名加起来还多。[7]
东海岛屿的争端，中日两国对东海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称）/尖阁诸岛（日称）的主权问题产生争议。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后冲突进一步增加。
中国大陆坚持对台统战的政策，以及两岸军事力量的倾斜，让台湾备感威胁。[8]中华民国政府已于1991年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宣布结束双方敌对状态[9][10]。
与台湾的冲突，特别是1995年至1996年在第一次中华民国总统公民直接选举前的95-96台海导弹危机，那时刚经过六四事件、千岛湖事件的台湾，具象化中国共产党威胁论的实在性，使中国的威胁论迄今仍影响台湾政治。中国共产党仍坚持一党执政，有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在北京奥运会后继续恶化、以及不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并部署约两千枚对准台湾的导弹[11][12]，这些都让中华民国政府和许多台湾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大陆崛起厌恶、警觉及强烈反感。
与越南和菲律宾等多国在南海主权上的冲突，使多个国家感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与中国存在南海主权冲突的国家有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尼等。2021年4月24日，欧盟指责中国危害南海和平，欧盟又发布了新政策，增强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以对抗中国崛起的势头[13]。
《经济学人》的文章称中国大陆庞大的人口、庞大的粮食需求将导致全球粮食供应短缺。[来源请求]但事实上，世界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过剩，缺粮问题只存在于政治、军事动荡之地，而非粮食供应不足。[14]
时至今日，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在冷战后，面对中国大陆所形成的威胁感有不同程度的加强或减弱，但“中国威胁论”并未直接的态度，有时甚至不明所以。
六四事件后，部分媒体和人士认为，中国大陆当局开始推动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政治宣传以巩固政权，相继推广《环球时报》等民族主义媒体，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同时快速扩充军费，窃取各国军事、经济机密，对争议中的海域宣示主权并加强军事存在。外部观察家逐步提出中国大陆是一种军事政治威胁的观点。[15]
对中华民国来说，“中国威胁论”指的是实际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前者造成的威胁。
中华民国政府于1987年解除戒严后，随着开放探亲等措施，两岸关系日趋缓和；但是，中国大陆先后经历六四天安门事件及千岛湖事件，加上不放弃对台武力威吓，让台湾民众普遍对中国大陆的观感不佳。
1990年代以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历经修宪及终止动员戡乱状态，已不再视中国共产党及其掌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叛乱者，但前者经常以中华民国政府（特别是国民党执政下）无法接受的方式谈论关于对日抗战[16]、国共内战[17]、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民主化[18]、台湾本土化运动及台湾独立运动的看法与立场，并对台湾武力威吓、以及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表示，台湾面对中国大陆军事崛起的威胁，应更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强化与美日同盟、持续建立自我防卫的力量，以维护台海和平与亚太区域安全。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认为“两岸关系的改善与稳定，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陆是否走向民主，中国大陆民主化一直影响了两岸的进程跟台海关系稳定。民主与人权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台湾更应积极的在中国大陆民主进程上，助其一臂之力。只有中国大陆民主化，双方才可能在相同制度的基础上，稳定的互惠往来。”[19]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是第一个反驳“中国威胁论”的亚洲领袖[20]。20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盛行时，马哈迪曾表示，中国是地区的大国，能够在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因而主张对华务实合作[21]。2012年5月26日，他针对“中国威胁论”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说到：
| “ | 任何一个国家把他国看成“威胁”，这种状况是不妥当的。如果想封堵中国，那中国就可能以扩军来对抗，形成军备扩张竞赛。中国历史上就是个通商国家，从来就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亚洲国家有必要通过对话增进相互理解。 | ” |
| ——马哈迪[22] | ||
在后冷战的背景下，1991年12月13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Leslie H. Gelb撰写题为“Breaking China Apart”（分裂中国）的文章；后有Charles Krauthammer在1995年7月31日的《时代周刊》（Vol.146，Iss. 5）撰文“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为何我们必须围堵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朱成虎的对美核武言论曾引起很大的争议。
中国威胁论在新保守主义很流行。他们的想法是，美国有特别责任领导别的国家到一个民主的将来，也觉得美国必须当世界唯一的超权国家。但是在整个的美国保守运动，中国威胁论是有争议。美国“亲商业保守派”反对这个思潮，认为贸易和文化接触会对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有利。
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由于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的策略，推行“一带一路”政策，加上在各领域的全面崛起及其带来的威胁日益增大，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部分亲中派（如沈大伟）转变了看法，遂建议美国政府逐渐放弃对华的接触政策，转而采取强硬策略。共和党和民主党虽然在国内的内政有严重分歧和冲突，但皆认为中国威胁美国的军事、经济及知识产权。参看2018年美中贸易战。
2005年12月22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发言“中国正成为威胁”，这是小泉内阁首次有阁员在公开场合提出“中国威胁论（中國脅威論）”。安倍晋三亦表示，过去20年来，中国军费快速增长，目前已达约20倍之多。
2017年1月29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称，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每月支付英国右翼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1万英镑，一些与亨利·杰克逊协会过从甚密的英国国会议员曾被日本政府出资邀请访问日本，以帮助日本在英国制造及渲染中国威胁论[23][24]；对此，今日俄罗斯、《印度快报》等媒体跟进报道，日本媒体一致保持沉默，英美主流媒体大多没有跟进报道[来源请求]。中国大陆媒体《环球视野》的报道中，共同通讯社客座论说委员冈田充亦声称：很多日本记者私下感叹“不在稿子里加入批判中国的评论，稿子就通不过”、“这不是上司的命令、而是记者的自我审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言论空间中已经常态化”等等[25]。
中印军事关系的紧张主要在于对双方争议边界问题，以及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1998年5月，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宣扬“中国是印度潜在的头号威胁”的言论。及后，费尔南德斯本人收回这种说法，表示要和中国友好，但印度军事部署的加强，被各界军事家认为是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在苏联和世界上就存在着关于中国威胁的论调。法国总理达拉第在会见赫鲁晓夫的时候便提出了“黄祸论”的问题。[26]而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陷入高度紧张状况，又由于中国继而实施了动员行为（“一号战备令”），而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相当地广人稀、难以防御，整个苏联国内泛起了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恐惧。在持不同政见者的苏联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中国威胁论思想也非常普遍，如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写道：
| “ | 约瑟夫·斯大林在1941年没有充分考虑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冒险主义。（……）他认为，希特勒会从分析实际的因素出发，而不是从幻想出发。就是在今天，特别是在苏中关系的现状下，我们更不应该忘记1941年的教训；因为毛泽东也不是从分析实际因素行事的，而是从他自己对实际情况有时候极其荒诞的想法行事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到，来自毛泽东集团的毫无理智的冒险行为。 | ” |
| ——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下册，第772页 | ||
1993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会见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时说，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完全是为了自卫，是防御性的。那些散布“中国威胁”、“中国要填补真空”论调的人，实际上是在挑拨亚洲国家间的关系，妄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是不会得逞的。江泽民在引用了中国古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之后说，世界将会看到，中国现在和将来都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27]。
2011年，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政干部，著作编辑副主任蒯辙元提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从日本、台湾、韩国、美国等邻国和世界大国便不断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外国人对于中国大陆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本国的利益，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中孤立中国[28]。蒯辙元指出，外国提出“中国威胁论”的原因不外乎有三：
2017年初，英国媒体《星期天泰晤士报》报导日本出资渲染中国威胁论，被视为试图压制中国发展的一种外交手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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