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史
宗教专门史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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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国有两个意涵。一则是包括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内，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宗教。另一则是口语习惯上的专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对教等。本词条指的是前者。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多马（“印度使徒”）或巴多罗买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而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公元635年，唐朝初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初次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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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此时进入中国的是聂斯托留派，来华后被称为景教，在华的中心大主教区就设在长安。当时的基督教东方教会从大秦国（其实是来自波斯而非古罗马）派出主教阿罗本携带《圣经》（叙利亚文）到长安译经传教，获唐太宗李世民欢迎，派由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到西郊迎接，进入皇城。太宗请阿罗本主教在藏书殿内翻译《圣经》，并“问道禁闱”（进宫讲道）。[1]他们的主要工作有：兴建修道院、翻译圣经还有出版一些信道基要的书籍。唐太宗御赐“阿罗本”名号，意思是“上帝所差遣来的”。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特下诏令，准许阿罗本传教，并由朝廷拨款在长安城义宁坊修建波斯寺（后改名大秦寺，即景教礼拜堂），是为基督教入华所建的第一个礼拜堂。开堂时，受洗入教21人，均为波斯人。[1]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高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在全国各州设立基督教堂，景教传遍全国。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至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朝廷推崇佛教，景教屡受佛、儒攻击，遭到排斥，得僧首罗含、大德及烈的维持而不坠。[1]有学者同时认为，由于当时景教内部争斗，以及未普及深入民间、建立当地的同工，以致教会未能发展起来。[2]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波斯国王派遣首领潘那密与景教主教及烈到长安朝贡，玄宗授首领潘那密果毅将军称号，赐给及烈主教紫袈裟1件及帛50匹。同时指派自己的5个兄弟亲临景教寺参加礼拜，景教复又进入发展期。[1]
天宝三年（744年），大秦国教士佶和来京行道，拜见皇帝。玄宗下诏令教会长老罗含、普论等17位景教士和新来的波斯主教佶和在兴庆宫举行大礼拜，读经、祈祷，求神赐福皇帝和国家。玄宗亲笔为景教寺题写匾额，以光耀景教门庭。天宝四年（公元745年），长安波斯寺改称大秦寺。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波斯人伊斯在周至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景教入唐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1]
唐肃宗在位时，令灵武等五郡，重建教堂。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灭佛，景教受到株连，当时有教士2,000多人被驱逐出境，[1]一时绝迹于中原。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大主教阿多爵统理中华、印度两国教务，派教士东来，建教堂传教无阻[3]。
五代时期，景教虽在长安遭到破坏但未绝迹。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东方教会大主教派遣5位传教士随从那玆兰主教到华，考察与整顿基督教堂事务，时西安的景教寺被毁，教徒多横死，残留教徒不多，唯有周至大秦寺存留。[1]
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1832~1905），出生英国，十七岁归信基督教，同年决定献身为传教士。他于1854年抵华传教，共在华51年。
内地会奉行本色化原则，一贯训练中国同工自立、自养、自传；同时采取整全的宣教策略，在以福音拓荒为主要重点的同时，在文字、医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十足的进展。
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当时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孙中山 、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后期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因而在民国以后新教的发展比清朝时好，直到1949年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基督徒人数近70万人。
由于基督教教义强调只能信独一上帝，不能拜其他偶像，因此与"祭奠祖先"等很多中国传统习俗产生了很大抵触，使得基督教之前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展，直到后来来中国传教的刚恒毅总主教（1876年－1958年）与雷鸣远神父解释中国人祭祖敬孔礼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中国人这么地做是为了向已亡的父母和祖先表达尊敬。教宗庇护十二世因而在1939年12月8日删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才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新教一直也不接受中国人拜祖先。（彭育申，2000）
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当时的名称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 M. C. A. in China），首任总干事为美国南部美以会教士巴乐满（Fletcher Sims Brockman 1867 ~ 1944），副总干事为中国王正廷。青年毛泽东曾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青年会智育部晏阳初在长沙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Joseph Platt）会同奉天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罗伯·克来克，在停泊在秦皇岛外的英国巡洋舰"麦尔迪"号上会谈，促成直奉双方于6月17日达成停战协议。
“非基督教运动”的反帝国主义行动，促进了中国人独立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实践。倪柝声创办的地方教会，就诞生在这个时代。
-萬牧于1929年夏被游击队所绑架, 被勒索5万大洋. 在16个月的羁押期间多次遭撕票威胁. 后经国民革命军解救于1930年底脱险. -毛牧于1929年10月31日被朱德所率红四军在梅县绑架.被羁押在毗邻广东的江西一个苗家大寨里，被勒索6万大洋。后经部分在梅县被差会的德济医院所救治的红军伤兵的求情,勒索改为索要一批医药品.差会本着 "阳光照义人也照歹人"的信念,提供了药品.毛牧遂于1929年12月19日脱险.
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对各宗派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传布，成效惊人。而教派除了传道事工之外，并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建设大学、医院、书局、救济院、孤儿院等。另一方面，中国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多，遍及中国各地，远及海外，为中国基督教展开一新的局面。[19]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新教教团数目计有六十一个团体、信徒数九万五千九百四十三人；但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教团数以增至八十二、宣教师数目亦增至三千八百三十三人。民国成立以后，教士、教徒数目均激增。根据民国二年（1913年）的统计：宣教师有五千三百九十四人，而信徒数亦增至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五十九人。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教团数以增至一百七十，宣教师亦增为五千九百七十八人，且信徒数以致二十五万三千二百十人。据抗战前（民国二十四年）的统计，全国新教教会数有七千二百八十一、信徒数为五十一万三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年当中，就曾为四万三千人改宗者施行浸礼。据称：如包括尚未洗礼的慕道者在内，信徒总数以达百万人之数。[20]
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国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机构，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一些中国著名大学起源于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新教中学早期有烟台中学，后期有培正中学、培道中学（在一二三事件之前）等，大学则有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学、津沽大学、辅仁大学和静宜大学等。这些学校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
基督教在华所成立的学校、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种弱势机构、老幼院（如：盲哑学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等各种。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男子中学有一百间、女子中学有九十五间、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间。中学数计二百五十九，学生数约有五万。大学计有十三间，有：济南的齐鲁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理学院、金陵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杭州的文江文理学院、武昌的华中大学、广东的领南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上述十三所大学的学生数计有六千四百二十三人），至于教会所兴办的小学，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统计：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学生三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名。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学生十五万一千五百八十二名。 出版事业方面，教会所创办的杂志刊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计有中文杂志二百十一种，英文杂志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百三十八种。民国二十四年所出版的基督教丛书计有四千种之多，由六十九所基督教印刷厂分别承印，并有一百三十家专售基督教丛书的教会书局。[21]
除宣教团队的医师对贫民免费看诊及赠药外，并在各传道据点建立医院或诊所，其中亦不乏医术高明的宣教医生。在中国基督教的医学协会，早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就有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的成立。该会由一群外籍宣教师所组成，其主要目的为提供义诊，并先后资助在澳洲、广州、上海、香港、宁波、厦门等地医院。该会又出版中文医疗书籍，及主办医疗人之教育等事工。
另一个规模较大的医疗协会：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于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首次的集会，其第二次大会于一九０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召开，系由基督教医师所组成的全国性团体。此后，该会又在一九０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一０年（宣统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先后开过几次会议。该会曾经发行医学定期刊物，及出版数种医学丛书，其中重要的有中、英对照的医学辞典。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由欧、美回国的中国医学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医学会。隔年（一九一六年），该会与中国医疗传道协会在广州开会，决议协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全国公共卫生联合委员会。在此时期，该会对各种流行病（如：天花、鼠疫、霍乱、结核病等）的防治，曾贡献不少。
教会创办的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为求全国医疗工作的扩展，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自动要求合并于中国医学会。中国医学会，最初称为：“中华民国医药协会”，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迁移上海后，改称为“中国医药会总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会。
基督教曾在中国成立各种组织来帮助当地的百姓，以破除迷信、戒烟禁赌、辅导妓女从良等。而重要的组织有以下几个团体：[21]
今天，中国基督徒主要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有为数极少的东正教徒。天主教、新教列在官方承认的五大全国性宗教之中，东正教则在黑龙江省等部分地区被官方承认。
虽然中国大陆由于政府的政权性质，在大中小学内实行无神论宣传教育，并压制校园内的传教活动，但是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制定《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登记的宗教场所进行，否则为非法。另外，有一些条款，例如“禁止在登记场所以外的场所传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请不准传教”、“跨省宗教活动需经审批”等等，与宪法上“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有争议。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开始受到其它国家教徒的关注。
目前全国性的三自爱国教会（西方称之为“政府教会”或“官方教会”）组织，中国天主教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新教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
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各省的分布相当悬殊。
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是河北（占全国1／3）。许多国际知名的天主教地下教会的领袖（如已故的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都来自该省。河北保定附近的东闾村，是著名的圣母朝圣中心。其次是山西、陕西、内蒙古、四川、福建（长乐、福安）以及上海市。山西太原教区清徐县的六合村有7000名教徒，可能是中国天主教徒最多的村庄。
新教徒最集中的5个省份是河南、浙江（特别是温州市以及杭州市萧山区、慈溪、温岭等）、福建（特别是福清）、安徽、江苏（主要在宿迁、淮安）。其次是山东、云南、黑龙江（特别是大庆）、辽宁、江西等省。其中以河南的信徒最多，全省有5%人口是新教徒（不包括家庭教会的信徒）。浙江温州地区由于信徒众多，已经呈现教堂林立的情形。云南省西北角的贡山县新教徒占总人口比重高达85%，是中国基督徒比重最高的县。
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现显著复兴。由于三自爱国运动，官方新教教会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和官方天主教会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都不承认教宗的行政权，因而被其他罗马教会视为分裂出的基督教组织。中国官方基督教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对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因此被一些家庭教会看作是不贞节的教会。
梵蒂冈目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三自教会实行自选自圣主教制度，拒绝接受梵蒂冈的领导。教宗任命的主教也无法正常在中国大陆开展宗教活动。中国现政府一直强烈反对梵蒂冈宣布的部分圣人，理由是这些人曾在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非法活动”（近代史上协助西方侵略中国大陆以及1949年之后企图颠覆大陆政权）。
出于信仰上的坚持，许多基督徒选择在三自组织以外的聚会，称为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因家庭教会多数拒绝向政府登记而被视作非法。家庭教会在全国各地的处境很不相同，差异很大，浙江（例如温州）以及福建（例如厦门）的各大城市的家庭教会的力量很强盛，可能由于经济的原因。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往往都知道他们的存在，但通常不会阻止他们众会；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部分农村，家庭教会仍然受到很严厉的打压，家庭教会的信徒被拘捕的事件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把探访家庭教会的香港或外国信徒也拘捕了（因为国家《宗教事务条例》把外国人参加家庭教会聚会视为非法）。家庭教会因为相对缺乏牧养资源，长期处于地下，也不一定像官方控制的教会一样有正式的训练有素或是有足够经验的宣教士带领信徒，而使得偏离正信的异端以及对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教派有机会出现（例如：东方闪电）。家庭教会的主要倾向包括福音派、基要派、加尔文派、灵恩派、五旬宗，以及 自由主义神学等，派别比较多。
估算中国基督徒人数很难，因为许多人不愿公开自己的信仰。由于家庭教会多数没有登记，所以估计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相当困难。
外间对于中国新教基督徒人口的估算落差很大。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基督教全国“两会”）在二〇〇二年的数字是约一千五百万。而在海外机构之中，《爱德通讯》（Amity News）著名的一九九七年统计的数字则在一千万到一千三百七十万间。有不少坊间估计非常乐观。有许多网上资料指中国信徒有五千万以上，甚至有些数字超过一亿。香港宣道会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少琪2005年在基督教时代论坛指出，中国新教信徒数字只可能在二千万左右，基于多种因素，外间的数字很可能严重高估 [1]（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官方声称中国教会没有宗派之别，这指的是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但现存的五种宗教的内部各自有一些不同的独立派别。 除了基督教家庭教会之外，现在中国基督教之内还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耶稣教会和基督徒聚会处（地方教会）等教派在福建等省份举行单独聚会和礼拜，并不参加政府提倡的三自教会的不分派别的联合礼拜。
在北京等国际城市，已经在酒店里设立了专供外国人的聚会。
美国官方访问中国时常去中国教堂，2005年11月，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访问北京时，参加缸瓦市教堂（北京开放的5所官方承认的新教教堂之一）。[22][23]
在中国北方的黑龙江，现在有人数很少的一群东正教徒。中国东正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被俘来到北京的俄国人。另外，在新疆北部的一些俄罗斯族人也是东正教徒。
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炮火打开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亦被列入条约，传教士从此得以进入内地传教，基督教也随之进入中国。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扩展基督教，建立教堂，同时也办立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等进行传教，基督教开始在中国获得了很多信徒。但部分中国人将传教士与列强混在一起，将对侵略者的仇恨转嫁到传教士身上，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殖民统治的工具，认为基督教传教是文化、宗教的侵略，同时对基督教会中的部分人士和中国人而发生连串教案从而引起他们强烈的不满，把仇恨转化成暴力行为。终于在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多名传教士和基督徒遭到杀害。
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引发五四运动，之后苏共和中共等左翼共产主义团体共同发动一场从1922年到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的是，主要参加者是知识青年，也包括了当时主流的知识界人士，如在北京大学便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运动也对当今中国社会，包括政府（政府自身的政治属性以及长久以来的教育系统对基督信仰的偏见的片面灌输）对于基督教总体敌视且充满仇恨的态度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方面的作用超过任何人。英国和美国宗派，如英国循道会，继续派遣传教士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驱逐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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