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華二十四烈士是指在1931年2月7日於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龍華看守所外遭到秘密槍殺的24人，這些人的身份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共青團團員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作家。這24名被殺人士均是在1月17日至21日由於叛徒告密或資料泄露，於數個旅社房間或住所內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巡捕和南京國民政府便衣特務逮捕的，被捕時部分成員正在討論或準備討論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相關決議[1]。
在二十四烈士遇難後，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媒在內的多家報紙刊文紀念和哀悼這些烈士，魯迅等也撰文對烈士的遇難表示哀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上海市政府在當年的龍華看守所刑場外發掘到了二十四烈士的部分遺骸和遺物，並將其合葬於龍華烈士陵園。但由於當事人的回憶以及1930年代的相關報道存在出入，使得24名烈士的名單當中仍然存在未被確認的部分，龍華烈士陵園的合葬墓墓碑上僅列明了22人的名字[2]。
事件經過
1931年1月7日，王明主持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這次的召開並未事先通知任何籌備進展，會前才突然通知各位代表前來參加會議，以至於大多數與會者都並不清楚此次會議的實質，部分人認為此次會議為臨時召開的緊急會議。這導致會議召開沒多久，與會者就對「此次會議是否是六屆四中全會」的問題展開爭論[1]。這次會議的成員大多為王明和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所直接選定，其中有多達15名的非中央委員參加了會議，其中包括王明[3]。這次會議在米夫的授意下迅速通過了王明所主張的相關路線計劃，並且很快就通過了以王明為首的新的黨中央，這導致關於這次會議的爭議一直在持續[4]，其中包括何孟雄、羅章龍、林育南等人[1]。
1月17日，上海各級中共組織以「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為由，組織黨員在上海市內各秘密地點分別討論關於六屆四中全會的相關決議[a]。當天中午，南京國民政府出動軍警和便衣特務對中共的幾處會議地點進行了包圍，一同參與行動的還有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這些人員首先來到東方旅社[b]，先由一名特務化裝成茶房進入房間打探情況，在大致確認後進入房屋，逮捕了李雲卿[c]、林育南、蘇鐵、柔石、馮鏗、殷夫、胡也頻、彭硯耕等8人[d][7]，會議的相關文件沒來得及銷毀就被緝捕人員全部繳獲[8]。在留下部分人員埋伏後，國民政府的抓捕人員前往中山旅社，逮捕了在中山旅社開會的阿剛、蔡伯真、歐陽立安、伍仲文4人，並同樣留下部分人員埋伏[1]。
17日下午，黃理文趕到中山旅社準備參與會議討論，發現情況不對後立刻從旅社離開，在離開的路上遇到了從杭州趕來參加會議的龍大道，二人沒過多久就被追出來的巡捕逮捕；而趕到東方旅社的羅石冰和王青士在發覺情況不對後也準備離開，沒走多遠就被埋伏在周圍的特務逮捕。當天傍晚，趕到中山旅社的何孟雄也被特務抓獲。17日晚上，左翼作家聯盟的重要據點之一的華德路鴻運坊152號被國民政府的緝捕人員查抄，房內搜出大量左翼作家聯盟的文件，房主湯士佺及其妻子王孫氏[e]被逮捕。緝捕人員從文件中找到了一封信，繼而發現了其他左翼作家聯盟成員的住址，並在這些住址中的「華德路明園坊11號[9]」逮捕了費達夫和刑紅珠[1]。
18日凌晨，湯士佺的哥哥湯士倫在昆明路被逮捕。18日清晨，李求實在發現林育南等人徹夜未歸後外出尋找，在東方旅社被埋伏的特務逮捕。這一系列的逮捕事件後來被稱作「東方旅社事件」。18日下午，國民政府的緝捕人員突查華德路小學，沒有發現之前情報中提供的開會跡象，但還是逮捕了賀林隸、王佩雲夫婦、劉桂貞和隨後進來的劉爭，然後查封了校產[1][f]。
19日緝捕人員搜查了華通書店，逮捕了鄭襄閣。20日早晨，江蘇省委宣傳部的秘書李初梨帶着寫着暗語的紙條趕到滬東區委書記羅鐵成家裏，準備向羅鐵成傳達王明等人的討論結果，但此地已經被緝捕人員控制，李初梨隨即被逮捕[10]。此外，何孟雄的家中被緝捕人員查抄，何孟雄的妻子、妻妹和兩個孩子以及前來聯繫工作的劉詩人[g]被逮捕；從南京剛到上海的南京市委書記惲雨棠[h]、李文夫婦也被逮捕[1]。
在被逮捕後，絕大多數人為了避免暴露身份而給自己起了一個化名，並且他們在被審判前被分別關押在不同的牢房內。其中李雲卿、柔石（化名趙少雄）、林育南（化名李少堂）、殷夫（化名徐英）、胡也頻（化名蔣文瀚）、馮鏗（化名馮梅嶺）、彭硯耕（化名劉後春）、羅石冰（化名孫玉法[i]）、王青士（化名王子官）、李求實（化名李偉森）、阿剛（化名趙子芝）、蔡博真（化名李文斌）、歐陽立安（化名楊國華）、伍仲文（化名吳惠英）、龍大道（化名王明石）、黃理文（化名黃理海）、何孟雄（化名陳方）被關押在老閘捕房；費達夫（化名費德弗）、刑紅珠（化名王小妹）、湯士佺（化名王阿金）、王孫氏、湯士倫（化名黃崑）、賀林隸（化名賀治平）、王佩雲、劉桂貞、劉爭（化名王和鼎）被關押在匯山捕房；李初梨（化名李宜茲）被關押在楊樹浦捕房；鄭襄閣（曾用名陳迪威）、何孟雄的妻子和妻妹、以及劉詩人被關押在虹口捕房；惲雨棠（化名胡鐵生）、李文（化名胡李氏）被關押在戈登路捕房[6][2]。在林育南等人被捕後，中共特科方面曾經試圖劫囚車，但是由於時間差錯，沒能成功[13]。
1月19日上午，林育南、李求實、柔石、馮鏗、殷夫、胡也頻、李雲卿、彭硯耕、王青士、羅石冰、何孟雄、阿剛、蔡博真、伍仲文、歐陽立安、龍大道、黃理文等被送往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接受庭審。庭審過程當中由租界工部局等列舉出的證據顯示，有人泄露了這幾次會議的相關信息。庭審中，林育南等人均以事先在捕房內溝通好的供詞回答法庭提問[14]。庭審中，有之前叛變的與共產黨員有聯繫的人出庭指證，並指出了歐陽立安的真實身份[5]:84。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法院當庭裁定林育南等人與共產黨有聯繫，並將他們移交給了上海市公安局，但並沒有宣判具體的刑罰。此後，包括在19日至21日期間被捕的其他共產黨員也被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1]。
20日起，上海市公安局對林育南等人進行分批提審，經被提審的人們確認，在審訊何孟雄、李求實等人時，有一個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的女生隱蔽在提審官的後面，指認出何孟雄、李求實等人的真實身份[4]。此外，在提審官手中已經獲取到了幾乎所有人的照片以及真實姓名，但這些信息的來源不得而知。一同被關押的惲雨棠則因為在此之前的戰場上所導致的斷指而被認出，出於類似原因而暴露身份的還有湯士倫[15]。在全部人員都經過審訊後，1月23日，在此前被逮捕的36人被轉移至淞滬警備司令部龍華看守所內看押[14]。
在轉移至龍華看守所後，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熊式輝原計劃將36人全部立即處決，但此時警備司令熊式輝的小老婆被共產黨買通，熊式輝在其小老婆的勸說下決定先對該36人進行審訊。在林育南等人被捕後，王明停止了林育南所在的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的活動，這直接導致了林育南等人與中共在監獄內部的組織的聯繫斷絕[14]。在被關押期間，中共派人向監獄內送來了部分日用品及少量錢物，丁玲和沈從文還曾專門看望胡也頻，發現包括胡也頻在內的這批被捕人員腳上一直戴着腳鐐[16]。2月後，淞滬警備司令部開始對林育南等人繼續進行單獨提審，但沒能得到更多的其他中共組織信息[14]。
2月7日晚上，林育南等20餘人被號房中提出，押往刑場行刑，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後側荒地遭集體秘密槍殺，但具體被槍殺的人數至今無法得到最終確認[14]。在槍殺完畢後，林育南等人的屍體被移地放入事先挖好的坑中掩埋無跡，兩人一組進行掩埋，無任何標誌[17]。掩埋進行的非常倉促，以至於很多人的鐐銬都沒來得及解下來。2月8日，中共繼續派人前往監獄探監，但被告知大部分人已經被槍殺[2]。在此之後，由於其他人無法被指認身份或者被國民政府認定為情節較輕[18]，同案被捕的李初梨、陳鐵如、黃理文、鄭襄閣、孫阿芳、黃淑芝、邢紅珠、王孫氏、劉詩人等人被分別判處了不同的有期徒刑[6]。
相關調查
查證叛徒的相關行動，從林育南等人入獄之後就已經開始了，惲雨棠在被認出之後，表示自己的斷指僅告訴過《紅旗日報》的交通員王拙夫[j]一個人，這基本上確認了王拙夫叛變的事實[14]，其他關於龍華二十四烈士的研究當中均認為王拙夫已經叛變[15]。
但由於王拙夫僅為一名交通員，而中共的特務機關歷來都是保持單線聯繫的，僅憑一個王拙夫幾乎不可能導致如此大範圍的被捕事件[4]。而之前在事件中險些被捕的羅章龍指出，王拙夫與王明是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同學，且在此之前曾有過貪污前科，後來擔任特科工作時也是主要作為王明的眼線，在黨內從事反王明活動的探聽工作，至此羅章龍認為這次大規模被捕事件與王明脫不了干係[20]。此後據時任中共中央委員的張金保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關部門曾經在大連截獲了一批國民黨的檔案，其中提到了關於王明告密的事情，這批資料後來轉交給了中共中央組織部[15]。此外，由於何孟雄等人對王明的公開反對，王明撤消了何孟雄等人的生活經費以及活動經費，停止了黨內的保護措施，並且曾經放出話來早知道他們會被逮捕，並且以「來不及了」、「太危險」等原因阻止中共特科的相關人員對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前往營救，並且於2月19日在中共中央各委員之間派發關於何孟雄所謂「所犯錯誤」的材料[13]。但對於同一時期被逮捕的其他人員有時會行賄將其救出獄中，比如此後被捕的沒有參加任何六屆四中全會討論的向忠發的秘書[21]。
根據羅章龍在事後的記述，這次事件的主要叛徒嫌疑對象還有顧順章，認為這次事件是顧順章向租界工部局打電話告密的[22]。此外，在這次事件發生後，王明專門派遣顧順章去搜查其他共產黨員的住址，並曾對這些被搜查過的共產黨員威脅以「你們快離開上海罷！否則，我們對你也不客氣了！」之類的言論[4]。
關於是康生告密的說法主要出自《康生傳》，這本書中採信了兩個在1931年後轉投國民黨、1949年後被捕的原共產黨員王雲程和吳濱沭的證詞，稱是由於康生的出賣導致了龍華二十四烈士的遇難，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清黨，同時巴結王明[23]:56。
烈士遇難的消息最早是由龍華看守所內的中共秘密黨支部傳達出去的，相關的消息隨即刊登在了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上，所寫標題為「二七紀念日龍華司令部 秘密槍殺廿三名戰士」，這也是關於龍華烈士的最早報道[24]，一同被捕的黃理文和鄭襄閣在事後的回憶中也認為實際人數為23人[25]，丁景唐等人於此後的考證也聲稱是23人，但張文秋的回憶錄中認為僅有21人[18]，夏衍在相關回憶文章中認為僅有22人[26]。但在1931年4月25日，魯迅連同史沫特萊等國際友人所發表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一切為人類進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書》中則指出，遇難人數實為24人[27]，此後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當中再次提出了這種說法，其中提到「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28]:82。此外，王明在其所發表的悼詞當中認為遇難者共有26人，但並沒有給出具體名單[20]。此外，還有說法提出死者人數有25人[29]。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部長謝覺哉專門發函，要求上海市政府找到24烈士的遺骸[k]。上海市市長陳毅和副市長潘漢年組織相關人員進行調查。經過當地居民的指認，上海市民政局和龍華區接管委員會派員在原龍華看守所的刑場（龍華路2501弄1號附近），即林育南等人遇難處附近離地面二米深處發掘出多具遺骸，其中完整的18具，還有幾具殘缺，此外還有部分遺物[l]，這次挖掘行動也沒能證明遇難人數[30]。後經中央內務部函示：「同意歐陽立安等烈士遺骸合葬造墓立碑紀念」，並收集眾烈士姓名，「以俾全部刻入碑石」。經多方查實，遇難諸烈士的姓名、身份基本查清。不久後，在大場公墓顧正紅墓側建集體墓一座[17]。由於無法分清遺骸歸屬，這些遺骸隨後被合葬於一口大棺材中，並在旁邊立碑，但由於當時未經過多調查，墓碑上所寫文字為「林育南等二十三烈士之墓」[2]。1963年清明立碑，碑文直書歐陽立安等當時考定的17位烈士姓名[17]。最終龍華烈士陵園再經過詳細的考證以及對其他當時倖存者的採訪之後[2]，最終採信了魯迅的24人說法，並於1980年將龍華二十四烈士的說法定為官方說法[31]，但這種說法也招致了爭議[24]。上海市烈士陵園建成後，將歐陽立安等遺骸移至陵園西側一排，立集體臥碑一座，碑名橫書「龍華二十四烈士」，下端刻列已查實的22人姓名，林育南、龍大道、歐陽立安等12人分別嵌有長方形瓷質遺像[17]。
由於死者的具體數字無法得出結論，死者名單的確認也受到了影響。1949年，黃理文撰文提及了17位龍華烈士的名字，分別是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龍大道、惲雨棠、李文、蔡博真、伍仲文、歐陽立安、阿剛、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費達夫、湯士倫、湯士佺[25]。1950年，上海市民政局開始確認龍華烈士的具體名單，但最終僅確認了10人。1950年5月31日，陳毅市長收到一封自稱劉貞女友的人寫的信，信中寫出了劉貞和賀林棣的具體去世時間和大致地點，同時還說明同時遇難的還有何某和傅某。信中所提供的信息與龍華24烈士高度一致。隨後上海市政府對此展開了調查，但最終沒能從這條線索上得到任何進展。在經過詢問當時的其他倖存者之後，調查人員最終確定所謂的「劉貞」極可能是「劉爭」的訛誤，而「賀林棣」則極可能是「賀林隸」的訛誤[2]。隨後各位倖存者逐漸回憶起更多的相關信息，並確認了羅石冰也在龍華24烈士之中，截至1990年，最終確認的名單達到了22人，另有2人身份無從得知[m][32]，對此不少說法都對此給出了自己的推斷[1][33]。
關於這次事件的定性問題一直以來也是研究的重點之一，大量的證據都傾向於王明利用工部局和南京國民政府製造了這一次事件，而其他研究結果當中的主流意見也認為主要問題出自黨內，關於這次事件的發生原因基本可以歸納為「叛徒出賣說」和「黨內陷害說」兩種論調[29]，甚至有說法直接指出這二十四人是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犧牲品」[22]。
死者名單
| 姓名 | 肖像 | 生平 | 被捕地點 | 備註 |
|---|---|---|---|---|
| 林育南 | 
|
1898年生，湖北黃岡團風縣人。1915年就讀於武昌中華大學附中，1917年10月，參加惲代英創建的「互助社」，開始從事革命活動。五四運動爆發時，和惲代英一同擔任湖北省五四運動領導者。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在國共兩黨黨內合作期間擔任國民黨漢口執行部青年幹事，但當年5月即遭到國民政府通緝。1928年轉移至上海，先後擔任中共中央機關《紅旗日報》主編，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中華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和全國蘇維埃準備委員會秘書長等職務[34]。 | 東方旅社[6] | |
| 彭硯耕 | — | 1896年生，湖南平江人。1922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五卅運動。1928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幹事。1930年5月，擔任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會秘書，與林育南一起工作[35]。 | 東方旅社[6] | |
| 羅石冰 | 
|
1896年生，江西吉安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月，到江西巡視並主持江西地方黨的工作，並於隨後前往吉安發展黨支部。9月，擔任中共吉安特支書記，曾組織吉安地方群眾參與配合北伐軍的行動，破壞掉了孫傳芳部隊在吉安城內的通訊網絡。1927年下半年調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員兼宣傳部長，曾參加南昌起義。1927年9月，擔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1930年秋改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36]。 | 東方旅社[6] | 其在遇難時的化名至今無法得到徹底確認[12][9] |
| 費達夫 | — | 1907年生，上海市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被黨組織派往蘇聯學習，1928年回國後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擔任上海工會聯合會滬東辦事處主任[37]。 | 華德路明園坊11號[9] | |
| 段楠 （阿剛） |
|
1908年生，湖南酃縣人。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29年9月調任上海工會聯合會秘書[38]。 | 中山旅社[6] | |
| 王青士 | 
|
1907年生，原名王之綰，化名王青石、汪秋實，安徽霍邱人。1924年初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加入國民黨。1925年積極參加追悼孫中山逝世的活動和五卅運動，並於當年退出國民黨，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39]。1929年在北京未名社工作。曾任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1930年在山西太原重新組建了中共山西省委，並於同年赴山東重新組建山東省黨委，擔任山東省組織部部長和青島市委書記[40]。 | 東方旅社[6] | |
| 馮鏗 | 
|
1907年生，廣東潮州人，柔石的戀人[41]。1925年五卅運動時期曾被選為學生會代表[1]。1929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主要在工農工作部工作[42]。 | 東方旅社[6] | 左聯五烈士之一[26] |
| 柔石 | 
|
原名趙平福，後改為趙平復，又名少雄，1902年生，浙江寧海人，馮鏗的戀人[41]。1917年在浙江省第一師範學習，參加進步文學團體晨光社，投身於五四運動。1928年因受南京國民政府通緝而躲到上海，擔任《語絲》助編，《朝花旬刊》編輯[1]。1930年3月2日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被推選為執行委員，後任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5月參加中國共產黨[43]。 | 東方旅社[6] | 左聯五烈士之一[26] |
| 李求實 | 
|
原名李國瑋，字北平，又名李偉森，1903年生，湖北武昌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候補委員、團中央南方局書記、團中央委員、團中央宣傳部長。1927年11月到上海，1928年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同時在中央宣傳部和中央黨報委員會工作，主編《上海報》。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擔任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上海辦事處負責人[44]。 | 東方旅社[6] | 左聯五烈士之一[26] |
| 胡也頻 | 
|
1903年生，福建福州人。1930年5月與妻子丁玲一起赴滬，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被選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的主席。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45]。 | 東方旅社[6] | 左聯五烈士之一[26] |
| 殷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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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徐柏庭，別名徐白，筆名白莽，1910年生，浙江象山人。1930年3月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之一。在上海浦東中學讀書時參加共青團。曾多次被捕，多因其兄徐培根為國民黨參謀處長之故被保釋出獄，出獄後仍堅持親共產黨的活動，參加共青團中央機關的工作[46]。 | 東方旅社[6] | 左聯五烈士之一[26] |
| 龍大道 | 
|
原名康莊，侗族，貴州屏縣人。1922年考入上海大學，1924年2月28日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與組織上海工人第二次、第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作為13名上海代表之一出席中共五大[47]。1928年3月，他在上海出席中共浙江省委擴大會議，當選為中共浙江省委委員，任省委工人部長。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委代理書記。1929年前往安徽開展工作。1930年1月調任上海總工會秘書長[48]。 | 中山旅社[6] | |
| 何孟雄 | 
|
原名何定禮，1898年生，湖南酃縣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中共北京地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委的首任書記。早期工人運動領導人之一，1927年8月調到上海工作，被駐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分派擔任省農委秘書、省委臨時執委，負責農民運動工作[49]。 | 中山旅社[6] | |
| 歐陽立安 | 
|
1914年生，湖南長沙人。其父親歐陽梅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母親歐陽陶承也參加共產黨的相關活動。1929年，進入上海申新五廠做工，跟隨何孟雄從事工人活動，並擔任交通員。1930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年6月，作為中國青年工人代表，隨劉少奇赴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和少共國際的有關會議，並參加了蘇聯十月革命13周年紀念活動。當年11月，擔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委員和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部長[50]。 | 中山旅社[6] | 龍華二十四烈士當中年齡最小的一位[51] |
| 惲雨棠 | 
|
1902年生，江蘇常州人，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1925年8月商務印書館工人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並負責起草《職工會宣言》和《罷工宣言》。1930年8月，任上海市政總工會主席[11]。 | 新閘路福康里623號[6] | |
| 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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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生，江蘇武進人，惲雨棠的妻子。1927年參加共青團。1930年在上海市政總工會做機要工作[11]。 | 新閘路福康里623號[6] | 被槍殺時還懷有身孕[52] |
| 蔡博真 | — | 1905年生，廣東梅縣人[1]，伍仲文的丈夫。1931年時擔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和中共江蘇省委滬中區委書記[53]。 | 中山旅社[6] | |
| 伍仲文 | 
|
1903年生，廣東人，蔡博真的妻子[53]。1924年在廣州婦女職業學校學習，1925年參加省港罷工，在女工部工作，並於當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赴蘇聯學習，1928年秋回國，在上海中共法南區黨委工作，負責指導學生運動。後擔任共青團閘北區委書記[1]。 | 中山旅社[6] | |
| 湯士佺 | 
|
1905年生，又名湯益生、湯士德，化名王阿金，江蘇如皋人，湯士倫的哥哥[14]。中共黨員，入黨時間不詳。任中共如皋縣委委員，曾任紅十四軍幹部，1930年後被調往上海工作[54]。 | 華德路鴻運坊152號[14] | 部分文獻引用的是其原名湯士德[1] |
| 湯士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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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敘五，化名黃昆，1907年生，江蘇如皋人，湯士佺的弟弟。中共黨員，入黨時間不詳。任中共江安區委書記、如皋縣委負責人，後被調往上海工作[55]。 | 華德路同興里325號[6] | 有可能與黃理文回憶當中的「王昆」為同一人[2] |
| 劉爭 | — | 字移覺，化名王和鼎，1900年生，湖南南縣人。1927年後到上海，在滬東華德小學任教。1930年6、7月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56]。 | 華德路滬新小學[6] | 關於其是否與「劉貞」為同一人一直有爭議[33] |
| 賀林隸 | — | 又名賀治平，上海華德路滬新小學教員，中共滬東區華德小學支部委員[57]。 | 華德路滬新小學[6] | 部分文獻對於其化名是賀林隸還是賀治平一直存有爭議[2][14] |
紀念活動
1981年，上海烈士陵園將龍華二十四烈士殉難處以及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闢為紀念地[30]，並於1984年5月4日公佈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58]。1985年，原葬遺址被闢為「龍華烈士就義地」。1988年，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7]。1995年，包含紀念地在內的龍華烈士陵園正式建成，24烈士的遺骸也被遷入陵園內安葬。但由於名單並未具體確認，墓碑上僅寫明了已確認的22人的名字[2]。陵園建成後，龍華烈士陵園分別在24烈士遇難的70周年和80周年紀念日時舉辦了相關紀念活動[59][60]。此外，2011年，貴州省錦屏縣通過舉辦攝影展、書畫展、研討會來紀念龍大道誕辰110周年[61]。2009年，龍華二十四烈士入圍「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網絡評選的候選名單中，編號為第33位[62]，但並沒能入選最終名單[63]。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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