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紹武（1874年—1937年，小兒經：ﻣَﺎ ﺷَﻮْ ءُ），字世英[1]，回族人，生於中國清朝雲南，是中華民國於新疆的軍政長官，曾任喀什行政長，任內積極對抗蘇聯滲透及鎮壓分裂勢力，在主政南疆期間以鐵腕政策維護地方秩序和主權，最後被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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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史
馬紹武與蘇非主義高贊派領袖馬元章與同治回變領袖馬化龍具親緣關係。
馬紹武生於雲南通海，其曾祖父馬順清，是馬明心的長子。父親是一名普通鄉紳[a]。馬紹武家境貧寒，被一位富有的穆斯林招贅為婿。[2]學習了一些漢文和經文知識後，投奔時在甘肅西吉的高贊派教主也是同為馬明心後裔、自己叔父輩的馬元章，得其提攜，繼續深造漢文、經文[1]。
仕官新疆
清末民初，為加強新疆的高贊派勢力，馬紹武被派到新疆，馬元章叮囑他既要為官，又要協助教門。[1]新疆都督楊增新因同為雲南人的緣故，用馬紹武為衙門的文書先生，馬紹武工作敬業，於1914年受任為庫車駐防司令（或稱安辦/amban/，地方軍事首領），1915年任疏附縣知事（相當於縣長），因宗教教派矛盾被喀什提督馬福興逐出喀什，出任烏什縣知事。1917年6月，前往新疆調查財政的北洋政府財政部委員謝彬在阿克蘇附近遇到從疏附卸任回省的馬紹武的車隊，見「大車三十餘輛，馬車轎車數輛，浩浩蕩蕩，塵土蔽天。」[4]在高贊派內，馬紹武被稱為「瘦大人」，威望很高，當時「虧欠公款，函致吐魯番屬小教回民，籌銀二萬兩，旬日而集，立匯喀什。」[5]他的管轄範圍覆蓋了整個新疆南部，本人統領數百回族和漢族士兵。久在南疆的桂芬評價：楊增新把馬紹武安置在喀什，勝於在那裏駐十萬大軍。[6]
馬紹武在伊犁為殉難的馬明心夫人張氏修建了拱北和念經亭，此事在高贊派中影響很大。馬元章為此贈馬紹武一幅手書對聯。對聯寫於1918年農曆元月1日，即張夫人的周年忌日：
其中，「祖」指馬明心，「前聖」指馬元章的父親馬成麟，「聖孫」指馬紹武。
1920年，馬紹武任和田道台，要求在莎車的瑞典傳教士聶斯特榮（瑞典語：Nyström）醫生前去訪問，要他救在那裏的兩名患重病的士兵。聶斯特榮趁機提到想在和田建差會站。馬紹武同意並允諾盡一切可能相助。不久，馬紹武又要求漢娜·安德森（英語：Hanna Andersson）建立一個疫苗接種項目為全城的所有兒童進行疫苗接種，並派兵保護她到和田，視為尊貴的客人。瑞典傳教士們因此認為其通情達理，現代西方醫療技術也因此被引進和田地區，可見馬紹武虛心接納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醫療教育、體恤民情等方面的長處。1926年時，他再次邀請了聶斯特榮訪問。[9]
雖然馬紹武與馬福興同族，但因馬福興祖上在清末促成馬化龍被殺，馬紹武所屬的高贊派與馬福興有宿仇。1924年，楊增新與馬福興矛盾加深，就派馬紹武對付馬福興。馬紹武派金繩武在吐魯番、托克遜、鄯善等回民聚集區招募了一千餘名回族高贊派青壯年教民，組建了軍隊，得到楊增新提供的武器裝備並經過短期訓練後立即被派遣到喀什，並成為討伐馬福興的主力。馬紹武在其他部隊協助下於5月31日突襲喀什，擒獲馬福興父子，親手槍決了他們，並採取一系列強硬措施，穩定秩序，制止劫掠。他想就地任道台，[10][11][12]但楊增新因馬紹武之功，任為和田道尹，統轄從葉城到敦煌的地區。馬紹武還收到將部隊交回迪化的命令，但他抗命，他也因剪除馬福興而名聲大振。有傳言西寧的馬麒將軍揚言從敦煌出兵，為侄子馬福興報仇。[1]
馬紹武曾接待蘇聯探險團長尼克古·羅耶里奇教授和中亞探險隊隊員。尼克古的兒子喬治回憶稱：「馬紹武是個小個子，但為人非常機警，他彬彬有禮，舉止安靜。見面後在寒暄地詢問了情況後，他要求我們（尼克古·羅耶里奇和中亞探險隊隊員）進裏面的大客廳。那裏已準備了茶水……下屬官員們仍一直站着。那時馬紹武是在離俄羅斯的突厥斯坦不遠的城市烏什（英語：Uch Turfan，今 吐魯番）當安辦（守軍司令）。」尼克古一行人評價馬紹武「能力強，有勇氣，但耍陰謀，報復性強」。馬紹武對尼克古一行人的通行有所刁難，後來尼克古見到楊增新抱怨此事，楊增新稱和田是強盜窩，馬紹武已經鎮不住。其實和田分裂勢力很大，正是馬紹武以鐵腕控制住了局勢維護了該地的秩序和主權。且楊增新非常疑心英國人借考察名義刺探情報，為其擴張做準備，斯坦因考察新疆時馬紹武對他發放簽證態度遲疑也正源於此，阻礙蘇聯探險隊通行也是執行楊增新的命令，也可見馬紹武對防止英國勢力滲透南疆也是有功的。[1]
1927年喀什道尹病故，馬紹武繼任。[13][14][15]1928年，楊增新遇刺，金樹仁成為新疆首腦，馬紹武出任喀什區行政長。在喀什執政期間，馬紹武為在吐魯番病故的馬明心長女修建了拱北，並且分別在霍城霍爾果斯和綏定為馬明心的另外兩個死難的女兒修建了拱北，同時還出資幫助修建蘭州東川、張家川宣化岡等地的拱北。他還與高贊派在新疆的「熱依斯」（阿拉伯語，頭領，即教主的代理人）李繼良主持修建了迪化二道橋清真南大寺。高贊派憑藉馬紹武在政界的地位在新疆發展很大，馬紹武在南疆不僅是政界、軍界的首領，還是伊斯蘭教的領袖之一。[16]他與馬福興相比，不專斷、不殘暴，以鐵血手段統治喀什，忠於南京中央政府，並軍事鎮壓突厥語穆斯林的反叛（下文詳）。[1]
馬紹武支持反蘇政策，在蘇聯意圖滲透新疆時捍衛中國主權。他剛到任就監禁了60名當地共產黨員或親蘇分子，加強了對喀什北部的中蘇邊境的控制，限制蘇聯領事館人員在南疆旅行、沒收涉嫌親蘇的居民的財產，流放其他綠洲，並對途經蘇聯去麥加朝覲的南疆穆斯林課以重稅以削弱蘇聯對塔里木盆地的影響，要求去蘇聯經商的商人向喀什地方政府繳納押金，如果60天內不返回則押金充公。英國學者安德魯·福布斯（Andrew Forbes）認為這是馬紹武防止蘇聯勢力的滲透而採取的斷然措施。因此，楊增新遇刺身亡前，喀什、莎車、和田基本未被蘇聯控制。[17]馬紹武所為不只是忠於楊增新，也是基於自身的宗教立場而反對共產主義和無神論的滲透。1931年，他將從蘇聯逃來的著名的巴士馬奇運動領導人賈尼卜伯克（Janib Beg）貶黜到于田綠洲，卻反而促使富有軍事經驗的賈尼卜伯克與和田的分裂勢力合流，指揮了後來爆發的相當一部分和田叛亂武裝。[1]作為地方行政長官，馬紹武不但要與蘇聯打交道，與英國駐喀什領事館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聯繫。馬紹武曾主張「藉助英國力量開發當地資源，特別是先從英國引進專家解決灌溉、工業和修建道路等問題」來發展南疆。[18]
馬紹武還注重綠化。瑞典國家檔案館藏有一張1931年喀什舊城疏附縣當地軍政人員和群眾慶祝植樹節的合影。根據照片邊上的簡短的瑞典文字說明，攝影者有可能是當時瑞典基督教行道會的傳教士古斯塔夫·皮拉尼亞（G. Piranian）先生或斯文·赫定考察中國西北探險隊的瑞典隊員，總之肯定是瑞典人。照片上有馬紹武、馬紹武的兒子、喀什各族群眾、不少軍官和行政官員，這張照片是他們在馬紹武帶領下植樹造林後拍攝的集體照。[19]
1932年6月，馬紹武鎮壓了3月由埃德·米拉布率領的柯爾克孜叛亂，逮捕了包括烏斯曼·阿里在內的幾名柯爾克孜族戰士。[20][21]但此事為次年烏斯曼再度發動柯爾克孜族叛亂埋下伏筆。[1]
同年馬仲英入侵新疆。1933年初，新疆遍地是反對金樹仁的暴動，南疆也陷入動盪。馬紹武部下只有回隊武裝步騎4個營共千餘人維護喀什回漢二城和莎車、葉城等縣的秩序，面臨來自甘肅、逼近阿克蘇、切斷喀什與迪化聯繫的鐵木爾伯克統領的維吾爾族和馬占倉統領的回族軍隊，突厥族穆斯林也因不滿金樹仁而起義。2月，喀什駐軍師長金樹智暴病身亡，金樹仁電令馬紹武為喀什區行政長兼任南疆「剿匪司令」。23日，喀什城所有的建築為慶祝馬紹武上任而懸掛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衙門口還鳴放了禮炮。[22]和田爆發穆罕默德·伊敏、賈尼卜伯克聯合發動的叛亂，穆罕默德·伊敏還建立了分裂主義政權「和田伊斯蘭教國」。馬紹武派金繩武率部前往鎮壓，卻全軍覆沒，而團長楊慶明率部在巴楚縣與鐵木爾、馬占倉聯軍大戰一月有餘後也因傷亡慘重而敗退。出於恐慌，馬紹武派兩位維族貴族到和田與叛亂武裝談判，同時向英國駐喀什總領事籲請援助，但都無果。他將中國軍隊從色勒庫爾撤到喀什噶爾增援守軍，增加對柯爾克孜人的徵兵。到3月中旬，馬紹武在南疆僅能控制喀什新舊城、巴楚和莎車，手下也沒有太多軍隊了。[23][24]
馬紹武利用自己的宗教地位在阿圖什和烏恰一帶徵集了800餘名柯爾克孜族士兵，配給長槍大炮編成一團，起用原先被捕的烏斯曼為營長，並且通過英國在喀什的總領事與馬占倉談判，但談判進展緩慢。烏斯曼又私通正在進逼的鐵木爾，於4月率柯爾克孜族武裝倒戈，殺團長陳德暈，反攻馬紹武。馬紹武向城內所有青壯發放武器，日夜抵抗。1933年5月2日，烏斯曼攻陷疏附縣城，將馬紹武全家及其親信士兵200餘人包圍在行政長公署院內，馬紹武一度逃入英國領事館，形同被軟禁。[25]鐵木爾、馬占倉聯軍進入喀什，分別佔據疏附和疏勒。這時談判取得進展，馬占倉敬重馬紹武的宗教地位，又念及同族同教，認為可以和解。[26]於是他與鐵木爾交涉，派300餘名士兵駐紮在行政長公署附近保護馬紹武，還一再勸說鐵木爾制止烏斯曼的進攻。鐵木爾自封為師長、總司令，任命吐魯番維族人尤努斯伯克（漢名郁文彬）為喀什行政長、瑪納斯回族人蘇金壽（維名木沙）為副行政長，奪馬紹武權。烏斯曼被封為旅長，數次攻打馬紹武，但因鐵木爾反對及馬紹武和馬占倉的抵抗而無果。經馬占倉調解，5月15日，馬紹武在行裝車馬被嚴密搜查之後離開，與馬占倉部一同據守疏勒。疏附縣城被鐵木爾、烏斯曼和和田武裝沙比提大毛拉共同佔據。後來三人內訌，馬紹武趁機策反烏斯曼，8月初，烏斯曼在與鐵木爾交戰後退往明遙洛，鐵木爾派主力追殺，馬紹武、馬占倉趁機武裝收復疏附。9日，馬占倉將鐵木爾伯克射殺並斬首。[27]馬占倉擁戴馬紹武復為喀什行政長。在喀什戰役 (1933年)中，突厥軍隊被擊敗。沙比提大毛拉組織起鐵木爾殘部與和田駐喀什的武裝反撲，烏斯曼又攻疏附。二馬在他們聯合進攻下倉猝應戰不支，被迫放棄了疏附縣城和行政長職務，於16日退回疏勒城死守。各地倖存的官員和回、漢族逃難百姓都來到疏勒。二馬以共計2000士兵組織商團民勇，挖戰壕，修工事，日夜巡城防守，相持數月，保護了回漢民眾及其財產。次年喀什戰役 (1934年)中，東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國宣告獨立，1月麻木提師長從阿克蘇率部3000餘人也趕到喀什攻打疏勒。這時，因新疆督辦盛世才獲得蘇聯支持，馬仲英與其作戰失利敗退南疆，派馬世明率6000人疾馳喀什援救疏勒，在巴楚縣打敗阻攔的東突厥斯坦武裝，於2月6日從伽師猛攻疏勒外圍。裏應外合，長達13個月的疏勒之圍才解除。二馬又配合馬仲英收復疏附，消滅了東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國。馬紹武重返疏附。馬占倉和馬仲英部將馬福元滅突厥軍，屠戮2,000多維吾爾族人。[28]13日，馬福元及其所部宣誓效忠南京政府，並和馬占倉復立馬紹武為喀什噶爾道尹。
1933年3月，馬紹武以公署名義發行紅錢20文（值一錢銀）和100文紙幣（發行量約100兩銀），8月和1934年又印製了「軍用紙幣」「軍用鈔票」兩種軍用油布帖，在瑞典基督行道會設在喀什的印刷所印刷。據分析，因時局緊張，紙張緊缺，馬紹武很可能只能用皮山、葉城一帶的桑皮紙發行自己的貨幣以籌集軍費，且即使桑皮紙也緊缺，馬紹武只能用花布印製發行貨幣，發行軍用油布帖至少2萬兩，且不得不將預定9月印製大票的計劃提前到8月與小票同時印製，完成印製已經很有效率。20文軍用紙幣有「珍、月、收、重、龍、結、皇、淡、張、昆」十個冠字號，印製時間短，為1933年8月初至16日間，數量少，如今已罕見。瑞典人貢納爾·雅林因誤會，在《重返喀什噶爾》中將「馬紹武票」誤作東突厥政權貨幣。
「馬紹武票」是一種地區臨時貨幣，是官方在時局不穩無法滿足地區用鈔時採取的特別措施。時局平穩後，喀什局面重歸省政府控制，官方貨幣又可以滿足地方需要，曾短暫流通的「馬紹武票」不宜繼續印製，很快又被省官方貨幣取代。因發行量小、流通時間很短，僅限於喀什市和疏勒縣，故對新疆貨幣史的影響很小。[29]
4月，盛世才政變奪金樹仁權，成為新疆省政府主席。春季末，馬紹武和馬仲英由瑞典傳教士拍攝合影，身邊站着馬仲英的副官，可能是馬仲英的參謀長吳英祺（琦）和總顧問蔡雪村或代秘書長葛霽雲（秘書長張雅韶），這也說明了他們不一般的關係。馬紹武為報馬仲英解圍之恩，斡旋蘇聯，為馬仲英解決了困境。馬紹武可能基於和英國領事館的交情也做了英國人的工作，但英國人沒有支持馬仲英。[30]最終，馬紹武促成馬仲英於7月經喀什赴蘇。[31][32]馬仲英想讓馬紹武同去，馬紹武沒去。[33]馬紹武還給馬仲英寫信：如果他（馬仲英）成功地攻下了迪化，那麼整個東突厥斯坦將會是他的，但如果盛世才贏得了戰爭，新疆省的南半部願意站在他的一邊。[34]
馬仲英出逃後，盛世才雖然認為馬紹武是異己，但因鞭長莫及，還是任他為喀什行政長道尹。至此，馬紹武短短一年多時間就三次上任喀什行政長。他以煽動維吾爾騷亂的罪名逮捕受僱於蘇聯領事的維吾爾族人阿克巴爾·阿里。[35]這場騷亂被400名回族軍隊鎮壓。[36]盛世才對穆斯林控制喀什不放心，幾次召馬紹武去迪化，被馬紹武以各種理由拒絕。[1]
10月底，馬紹武在一次盛世才指使、據說是馬福興舊部所為的暗殺中重傷。[37]他在行政長公署（今喀什行署）辦公，平時居住在疏附40里欄杆（今疏附縣欄杆鄉）他的鄉間別墅，每日早出晚歸。當時他正和妻兒一起乘馬車回他的避暑鄉墅。兒子坐在中間沒有受傷，坐在左邊的妻子的右腿被子彈刮傷，坐在右邊的馬紹武雖然身中數彈，但因身穿厚棉襖，一些子彈沒有穿透，棉襖都燒焦了。馬紹武被子彈穿透了左腿骨頭，拖行到了一片玉米地里。他騎着一頭驢回家，召來一位醫生。警方沒有為此次襲擊拘押任何人。他被送到瑞典駐喀什的教會醫院中搶救和治療。當時醫療和照料他的瑞典傳教士護士斯蒂娜·馬潭松（Stina Martensson）小姐守候在他的病床邊，並與他接觸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她回憶道：
俄羅斯醫生奧塞迫夫（Ossepoff）對他進行治療。蘇聯的總領事、副總領事、維族將軍麻木提（Mahmot）獲准入室探望。馬紹武剛入院時非常虛弱，體溫很高，注射打針、喝了茶及流食後，脈搏漸趨穩定，但仍然發高燒，睡了足足5個小時，又過一個小時，他醒了，想吃東西。一直在醫院照料的馬夫人給他煮了雞肉和蛋湯，讓他吃了一頓可口的飯菜。馬吃完後又睡了。漸漸的，他的危險期過了。這時，馬夫人過來照料他。馬潭松護士就到隔壁的房間休息，在此前又給馬注射了一針。他醒來後，想知道發生了什麼，聲音微弱地說：「房間裏怎麼會這麼暗？我打針了嗎？我會很快康復的。」對他來說，最佳的辦法是好好地休息。他傷口感染厲害，若不是身體不同尋常地強壯，早就死了。最後他免於截肢，但無名指和小指各被切掉一截，他痛得讓汗打濕了棉襖。整個冬天，馬將軍都在教會醫院度過。在事故前，他是用維語與瑞典傳教士們交談。現在他好多了後，就和他們有更多的時間談論宗教和差會使命了。一天他想知道為什麼瑞典醫生們千里迢迢來新疆。當被馬潭松護士告知他們瑞典人雖然被稱為宗教竊賊，但從不強迫他人信基督教時，馬將軍眼睛裏含着眼淚說：「我明白了，你們在侍服真主，因為你們是善良人，做了許多好事。」「如果你們不是基督教徒的話，你們就不會做好事了。你們在革命時期對我們做好事了。」
一天，馬將軍說到自己沒有妹妹，提出認馬潭松做妹妹，得知她單身後，堅持要送她一個戒指作為感謝和紀念。馬夫人拿了紙來量了她的手指粗細，以便做戒指。在聖誕節前夜，他們給她戴上了鑲嵌着一塊紅寶石的很漂亮的戒指，許多人讚嘆它真漂亮。
春天和夏天來了，馬將軍恢復得很快，甚至能夠拄着拐杖在人的扶持下走路了。[37]因遇刺，他不得不交權辭職。4月，在新疆第二次民眾大會上，馬紹武作為「有功官員」受佩金質獎章。經盛世才批准和蘇聯駐喀什領事館出面聯繫，他於1935年去蘇聯莫斯科治病。[38][39]
1936年，馬紹武被旅行家彼得·弗萊明訪問。彼得也去了血污猶在的刺殺現場。馬紹武身穿米色絲綢長袍，用痰盂，說精準的北京話。瑞士女探險家和作家馬艾拉（Ella Maillart）採訪馬紹武，提到他從道台位置上辭職一事，他通過翻譯回答「由於動亂我失去了我的職位，中國則失去了她在喀什的權威。」[40]同年他又回到迪化，任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
在1937年的新疆戰爭期間，馬紹武被依附蘇聯的盛世才指控與和加尼牙孜、馬虎山同為「法西斯-托派」一員及其他罪名，在約瑟夫·斯大林的大清洗的同時，這些也被盛世才作為藉口在新疆實施自己的大清洗。馬紹武的家屬也被遷往伊犁，關進集中營。[1]
1944年盛世才離開新疆，吳忠信進入新疆主政並釋放被盛世才濫捕的人員時，馬紹武的家屬才知道馬紹武早已死去。同獄難友將馬紹武生前所寫的一首詩轉交給馬紹武的家屬（現原詩已不存）。據知情者回憶，詩中多激憤之詞，讓後人不要為官。[42]
後事
2006年，安托尼·加諾特被馬紹武之子告知馬紹武的傳記在喀什噶爾正在寫作中，馬紹武的妻兒住在烏魯木齊。
另見
備註
參考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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