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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任秋(1905年—1996年5月3日),男,江蘇銅山縣東南鄉棠梨張集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1][2]
出身地主家庭。1924年從徐州的江蘇省立第七師範學校畢業。1925年在南京國立東南大學旁聽,五卅運動中於1925年6月經華少峰與陳子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受黨組織派遣,1926年4月到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4期步科。1927年2月北伐軍佔領武漢,在武漢成立中央政治軍事學校武漢分校,靖任秋任分校政治部黨務股長兼特別黨部主任委員。1927年3月,分校黃埔第五期炮科學員廖運周經靖任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靖任秋任葉挺部第二十四師政治部組織科長,參加南昌起義。[3]
1928年任上海總工會工軍委委員,中共上海市閘北區委委員,後長期從事秘密工作。1931年打入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部,任潼關行營參謀處情報科中校科長。1931年10月隨第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入甘肅平定雷馬事變。1932年夏,圍剿鄂豫皖時查獲共黨關于靖任秋的文件,身份暴露,被第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派秘書張退庵禮送出境。又經陳子堅和李之朴介紹去山西投奔孫殿英,作為孫殿英代表多方活動,見證福建人民政府(即福建事變)的最後一幕。[4]後在王世英華北聯絡局領導下,在北平搜集情報,策動反蔣。1937年春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白區工作會議。
1937年9月6日保定淪陷前夕,周恩來在在山西省代縣太和嶺口同閻錫山就聯合抗日問題進行談判,達成建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協議,促進了山西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周恩來還約見了靖任秋,指示他利用舊日關係爭取孫殿英堅持華北抗戰,建立跟八路軍的友好合作統戰關係。孫殿英交給靖任秋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籌辦教導大隊,為部隊培養軍事指揮人才,並且要「多多益善」。在中共組織的配合下,孫殿英部教導隊招收了數千名抗日青年學生,教育長、政治總教官、指導員均由中共人士擔任。後孫殿英迫於壓力解散了教導隊,教育長和政工幹部率領上千學員加入了晉東南的抗大一分校。彭德懷曾說,黨中央評價,國民黨軍和八路軍的統戰關係,從全國說孫殿英部是最好的。[5]1939年4月,孫殿英的冀察游擊武裝編成新五軍,孫殿英任軍長兼暫編第四師師長,靖任秋任該師少將副師長。1939年底爆發十二月事變,即抗日戰爭時期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軍前敵總部調集兵力打擊中央軍朱懷冰第九十七軍,佈置靖任秋盡力穩住孫殿英的新五軍按兵不動。1940年3月在磁(縣)武(安)涉(縣)林(縣)戰役中,八路軍集中13個團兵力,首先直接襲擊殲滅第九十七軍軍部,此時第94師師長蔡劭病逝,繼任師長還沒有到位,經過10天戰鬥該軍潰散,朱懷冰被俘(不久後獲釋),殘部2000餘人撤到修武整訓。[6]靖任秋還把孫殿英扣留的朱懷冰第九十七軍的100挺輕機槍送給了八路軍前總。事後,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給了孫殿英一批繳獲的棉軍服、棉花和布料以酬謝他的中立。1941年初,靖任秋被調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接受軍政部、軍統的審查。被蔣介石接見後,給了2000元作為回程資儀。靖任秋與周恩來見面要求歸隊,但周指示繼續回到豫北的孫殿英部。1941年8月,靖任秋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地洛陽被捕,此前孫殿英給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的密電指控靖任秋3條「罪狀」:一是有共產黨員嫌疑;二是畏縮不前;三是鼓動軍隊。靖任秋抱必死的決心,甚至拒絕了妻子的探望;在回憶錄中寫:「我對於可能的犧牲,處之比較泰然,甚至考慮到把我綁赴刑場時,我應該持什麼態度,因此毫不覺得驚慌。」[5]先被關押在洛陽的第一戰區軍法分監。因靖任秋謹言慎行,從未露出過破綻,搜查其住所一無所獲、對其審訊回答得滴水不漏,第一戰區軍法分監遲遲不能給其定罪。後轉押到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團軍設在終南山下長安縣白道峪村的新庵寺(今白道峪小學)的白道峪看守組長期監禁,不審不判不放。從洛陽去西安臨行前,有孕在身的妻子彭文帶着三個孩子趕去看他,讓孩子給靖任秋磕頭以永遠記住父親的最後一面。在白道峪長期羈押中,靖任秋策反了看守陳立朝,1943年5月19日晚23點越獄,因靖任秋在楊虎城部擔任過參謀,熟悉附近的地形路線,成功從秦嶺古道逃脫,而後晝伏夜行,風餐露宿,1943年7月回到老家徐州。靖任秋是從白道峪看守所唯一成功越獄的倖存者。1983年夏,時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的靖任秋故地重遊,瞻仰「白道峪革命烈士蒙難紀念遺址」。
靖任秋在徐州家鄉獲悉1935年時在華北的老關係王道在山東益都當偽偽「滅共建國軍」暫編第一師第八旅旅長(原吳化文的暫編第一師第二旅) ,盤踞在壽光縣西部以豐城為中心。通過中共山東分局到王道部策反。1944年7月21日拂曉,八路軍山東軍區之渤海軍區直屬團和清東獨立團及地方武裝、民兵一部,將偽滅共建國軍第八團王道部駐區益(都)壽(光)臨(淄)廣(饒)四縣邊區的豐城、辛家橋、高莊等11個據點包圍。王道當夜率所部1600餘人起義,廣饒偽軍一個中隊也同時反正。王道部帶出機槍二十八挺,戰馬百餘匹,汽車一輛,機器二部,兵工器材糧草約值三百餘萬元,並將壽光偽公安局解決……我軍乘勝掃除了廣(饒)益(都)線及王部防區附近大小據點二十餘處,收復國土九千九百平方公里。王部反正後,改編為八路軍山東軍區獨立第1旅,王道任旅長,牟宜之任政治委員,趙凌漢任參謀主任,孫光代參謀長,劉同泰代政治部主任。王道起義開創了山東大股偽軍反正的先河。不久,山東境內又有莫正民(莒縣)、張希賢(諸城)、韓壽臣(安邱)等四股偽軍相繼反正抗日,分編為八路軍山東軍區獨立第二、三、四、五旅。
1944年秋,靖任秋組織關係從中共山東分局轉到太行抗日根據地,向北方局負責人鄧小平報到,繼續從事對偽軍的聯絡、策反工作。[5]靖任秋還策動了偽東亞同盟自治軍軍長王天祥在大名縣起義。
抗戰勝利後,1945年10月邯鄲戰役(即平漢戰役)中,高樹勛新八軍被八路軍圍攻,10月27日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李達和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聯絡部負責人靖任秋穿過火線去和高樹勛談戰場起義。李達雖然出身西北軍,但和高樹勛交往不多,而靖任秋與高樹勛在1933年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察北抗戰期間交情很深,所以主要就由靖任秋來主談「曉以利害」,三人整整談了一夜。隨後,高樹勛率新八軍起義投奔八路軍,邯鄲戰役迅速獲勝。1989年鄧小平在和《第二野戰軍戰史》編輯委員會談及抗戰勝利後初期的上黨戰役、邯鄲戰役評價:「平漢戰役應該說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爭取了高樹勛起義。如果硬斗硬,我們傷亡會很大」「我們打平漢戰役比打上黨戰役還困難。打了上黨戰役,雖然彈藥有點補充,裝備有點改善,但還是一個游擊隊的集合體。在疲憊不堪的情況下,又打平漢戰役。」鄧小平還特別講到高樹勛的起義: 「他的功勞很大。沒有他起義,敵人雖然不會勝利,但是也不會失敗得那麼乾脆,退走的能力還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義,馬法五的兩個軍就被我們消滅了,只跑掉三千人。」 194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為此專門發出了《關於擴大邯鄲起義宣傳的指示》。 隨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號召國民黨官兵學習高樹勛起義的「高樹勛運動」如火如荼開展起來。晉冀魯豫中央局的聯絡部擴大改組為國軍工作部,薄一波兼任部長,副部長申伯純,下設四個室:城市工作室、西北軍工作室、晉綏軍工作室、中央軍工作室,分別由陶希晉、邊章武、雷任民、靖任秋負責。國民黨中央軍嫡系第110師師長廖運周,靖任秋是其黃埔軍校時的老師和入黨介紹人。靖任秋獲悉廖運周擔任師長駐安陽後,派徐仁去掛鈎策反。[7]徐仁回邊區匯報,廖派他本家弟弟廖宜民隨行,同時帶來一份國民黨軍機密情報《1946年全軍軍事工作總結與1947年軍事工作計劃》。薄一波代表晉冀魯豫中央局批准了廖運周恢復黨籍的要求。1946年秋,靖任秋調新八軍起義改編的民主建國軍第二軍副軍長。1946年底晉冀魯豫中央局批准在110師成立工作組,組長劉浩(110師聯繫人),成員有廖運周(110師師長)、廖宜民(110師副官處主任,廖運周的本家弟弟)、徐仁、劉揚、李俊成(後任工作組組長)、張士瑞、金克、楊振海等。1948年12月淮海戰役第二階段,第110師戰場起義,為殲滅中央軍嫡系黃維兵團發揮了重大作用。[8]
1947年9月,成立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王宏坤任縱隊司令員,劉志堅任政委,孔慶德任副司令員,參謀長靖任秋,政治部主任張力之。1947年10月,第十縱隊千里南下大別山,開闢桐柏解放區。1947年12月成立桐柏軍區,王宏坤任司令員,徐子榮任第一政委,劉志堅任第二政委,靖任秋任參謀長,張力之和余成斌分別擔任政治部正副主任。1948年秋到靖任秋平山縣李家溝口村的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1949年1月天津解放,分配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員兼天津市公用局局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5月,華北區航務局及天津區航政局合併組成天津區航務局。1950年6月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派市政府委員、公用局局長靖任秋改組天津航政局等單位,籌組天津區港務局併兼任局長,同時兼任天津市委交通黨委書記。[9]1950年7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發佈《關於統一航務港務管理的指示》,決定建立統一航務及港務管理機構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航務總局,天津、廣州、上海、青島、大連等設立區港務局,負責統一港務的管理工作。在合併原華北區航務局秘書處及天津航政局基礎上,9月15日,天津區港務局正式成立,同時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分別對天津區港務局的名稱做出了批覆,正式定名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天津區港務局。1951年8月政務院第99次政務會議通過的《關於成立塘沽建港委員會的決定》,1951年9月5日成立塘沽建港委員會,直屬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領導,由章伯鈞、黃敬、靖任秋、高原、張國堅、趙朴、周克剛、譚真、劉俊峰、李安、周綸、張華戡、嚴愷、鄭兆珍等14人為委員組織之;並以章伯鈞為主任委員,黃敬、靖任秋、高原為副主任委員,辦公地點設在天津市一區(今和平區)赤峰道5號天津區港務局。
1950年4月20日晚,大連至煙臺航線上的客貨輪「新安」號被新加皮至天津航線上的美國太平洋遠東輪船運輸公司被美國太平洋遠東輪船運輸公司「加利福尼亞金熊」號撞沉。4月22日,「新安」輪的運營方——天津華孚公司向天津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加利福尼亞金熊」號及其所在運營公司——天津運通船務行負責賠償「新安」輪沉沒造成的全部生命、船隻、貨物、資財等一切損失,並追究其見死不救致「新安」輪船長、大副、三副在內的70名船員和乘客則隨船遇難或失蹤的責任。4月25日,天津市人民政府組成了以天津航務局局長靖任秋為主任、天津航政局馬滌源局長、天津市政府外事處章文晉處長、天津市公安局許建國局長、天津市海員工會主席曾壽龍、國際法專家魏文瀚、海事專家徐祖藩、天津海關海務處董鳴岐副處長、天津市輪船業公會主任委員李厚甫為成員的海事處理委員會。4月27日,天津市人民法院正式開庭審理此案,邊伴山副院長親自擔任本案的審判長。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海事第一案。5月18日,天津海事處理委員會提交了《關於「加利福尼亞金熊」輪與「新安」輪碰撞案海事處理書》,5月19日由天津航政局公佈。根據這份海事處理書,5月19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刑字第3826號判決書:「加利福尼亞金熊」號船長威廉·茂萊因過失發生船舶碰撞及救助不力致人死亡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並驅逐出境;「加利福尼亞金熊」號的運營方——天津運通船務行賠償「新安」輪的船舶、貨物損失、遇難船員和乘客的賠償金以及「加利福尼亞金熊」號的修理費用一共31.34萬美元(占賠償責任的85%);「新安」輪的運營方——天津華孚有限公司賠償「新安」輪的船舶、貨物損失、遇難船員和乘客的賠償金一共5.53萬美元(占賠償責任的15%)。[10]
1952年9月調北京工作,任交通部黨組成員、交通部內河運輸管理總局局長。1955年肅反運動時接受個人政治歷史審查至1962年。專案組對所有可能引起懷疑的事情和細枝末節都窮追不捨,要求靖任秋反覆交代。這使靖任秋不得不反覆回憶,竭力搜尋一切點滴的記憶,提供當事人的詳盡名單,寫了近千頁的交代材料。專案組也不惜代價地內查外調,查找人證物據。為求通過旁證檢驗靖的交代的真偽,無論正面還是反面的當事人,也無論當事人職位高低,當事人幾乎都被找到。實際效果把靖的歷史查得一清二楚。l956年在審幹中停止了交通部黨 組成員職務,調離了交通部內河總局,改任交通部天津水運工程科學研究所所長。1958年交通部河運、海運兩個總局合併,任航運總局副局長。1960年調滬的中共中央華東局工作。1962年組織作出結論,政治上沒有問題,宣佈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67年至1976年又被成立專案組徹底個人政治歷史。其中1967年10月至1973年被關押在漕河涇少教所長達六年。1973年5月獲釋,繼續在上海市五七幹校勞動接受審查。1977年10月複查結論為維持1961年沒有問題的結論,徹底平反解放。1978年初任上海市政府工業交通辦公室副主任。1979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兼上海市政協第五、六屆副主席(任期:1979年5月~1985年7月),兼上海市政協第五屆秘書長、學習委員會主任,第六屆的對台宣傳工作委員會主任。[5]1992年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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