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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鶴琴(1892年3月5日—1982年12月30日),男,浙江上虞人,中國兒童教育家、兒童心理學家,中國現代兒童心理學和幼兒教育學研究的開創者。曾任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委員、江蘇省政協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和江蘇省心理學會名譽理事長等職。
1892年3月5日,陳鶴琴出生於浙江省上虞縣百官鎮。6歲喪父。1906年由姐夫資助進入杭州蕙蘭中學讀書。1911年春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同年秋轉入北京清華學堂(1928年改名清華大學)。1914年清華學校畢業後考取獎學金,赴美國留學,先在霍普金斯大學學習,獲文學學士學位,1917年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攻讀教育學和心理學,師從克伯屈、保羅·孟祿、愛德華·桑代克、約翰·杜威等名家,獲教育碩士學位。
1919年8月,陳鶴琴回國,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教育科(今南京師範大學)教授,講授心理學、兒童教育學,曾任教務部主任。1920年12月26日,其長子陳一鳴出生,陳鶴琴對他進行了808天的跟蹤觀察。以此為基礎,於1925年發表了中國最早的兒童心理學著作《兒童心理之研究》。
在南京高師教育科期間,建立教育實驗區,為推廣小學教育作實驗。與陶行知、廖世承、陸志韋、鄭曉滄、俞子夷、涂羽卿等人共同倡導新教育,大力提倡課外活動,培養學生自治精神。1920年春,任新教育共進社英文書記。1921年12月與陶行知等人組成中華教育改進社。1921年7月與廖世承合著的《比奈西蒙智力測驗法》和《比奈西蒙智力測驗材料》,由南高教育科出版,列為南高師叢書之一。同時編制中小學各項科目的各種測驗,推動教育測驗運動的開展。1921年8月中華心理學會在南京成立,任學會總務股主任。1922年出版《語體文應用字彙》,為第一本漢字查頻資料,開創了中國漢字字量的科學研究。對編寫小學課本和普及教育起了推動作用,也為陶行知、朱經農編寫《平民千字課》課本提供了用字依據。
1923年在南京鼓樓頭條巷自家客廳創建中國第一所實驗幼稚園,招收東南大學教授的子女12人。1925年獲東大教育科主任徐養秋支持,擴建為「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實驗幼稚園」——「南京鼓樓幼稚園」,正式對外招生。邀請東大教育科美籍講師洛林斯為顧問,陳鶴琴任園長,張宗麟協助研究工作,和東大教授陸志韋、張子高、涂羽卿、董任堅和附中音樂教師甘夢丹組成董事會。鼓樓幼稚園成為中國最早的幼稚教育實驗中心,在教具、教材、教法等方面的試驗結果成為國民政府教育部1932年頒佈的《幼稚園課程標準》的基礎。
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創辦曉莊師範學校,陳鶴琴兼任該校指導員及第二院院長。1928年,陳鶴琴出任南京特別市教育局學校教育科科長。在南京推行分區實驗教育,創辦了東西南北中區5個實驗學校,其中在幼稚園和低年級推行實驗單元教學法[1]。
1928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華人教育處,陳鶴琴出任該處處長,負責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華人教育。在其任職期間,共創辦了7所工部局華人小學:工部局西區小學(今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工部局克能海路北區小學(今閘北區第一中心小學)、工部局華德路小學、工部局荊州路小學、工部局東區女子小學(今霍山路小學)等和1所工部局女子中學(今上海市第一中學),使華人兒童獲得較多的受教育機會;並在這些學校中繼續推行教育實驗,在上海和華東地區產生了較大影響。
1929年,中華兒童教育社成立,陳鶴琴被選為主席。該社後來發展為中國最主要的兒童教育學術團體。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陳鶴琴出任上海國際救濟會教育股主任,負責難民教育協會。陳鶴琴並與劉湛恩、吳耀宗等發起「星期二聚餐會」,商討抗日救亡事宜。孤島時期,由于堅持升國旗儀式,受到日本方面壓力,1939年,陳鶴琴任上海華人教育處處長,由上海申報館出資辦理報童學校,目的讓孩童可識字一千,同年陳氏被迫離開上海。
1940年2月,陳鶴琴應江西省主席熊式輝邀請,前往江西辦學,並開始進行「活教育」實驗。5月15日,在泰和縣新池村創辦南昌實小新池分校。10月1日,在泰和縣文江村創辦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範學校,這是中國第一所非教會的幼稚師範學校。這所學校很快贏得了聲譽,1943年,教育部長陳立夫批准將其改為國立學校。
1943年,陳鶴琴在上海創辦國立幼稚師範專科學校,任內提出五指教學法,主張幼兒教育如同手指與手掌應當涵蓋健康、科學、社會、藝術、語文五種其本項目,手指與手掌骨肉相連不能單獨而存,要注意教材的連貫性及整體的[2]。
1949年5月曾先後兩次因「赤化」遭國民政府逮捕,經上海五位大學校長聯合營救獲釋。
1949年,解放軍佔領南京不久,中央大學改名南京大學,陳鶴琴出任南京大學師範學院院長。同年9月,陳鶴琴應邀前往北京參加首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10月,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又成為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他積極配合當時的政治運動。1950年底,韓戰爆發後,陳鶴琴在反美控訴大會上發言,控訴「美帝在中國辦學校沒有旁的意思,只在奴化中國兒童」[3]。
1952年,以南京大學師範學院為基礎,併入原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有關系科組建南京師範學院(1984年改名南京師範大學),任南京師範學院首任院長,兼幼教系主任。同年,他將鼓樓幼稚園捐給國家。曾任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委員、江蘇省政協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和江蘇省心理學會名譽理事長等職。
1951年後,作為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的一個代表,陳鶴琴開始受到中國大陸共產黨政府當局的批判,從《人民教育》副主編張凌光開始[4],對「活教育」的批評運動逐漸升級、系統化,作為清算杜威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5][6][7],陳鶴琴本人的檢討文章也連續見諸報章[8]。
1954年中國大陸展開對胡適的批判運動,這時陳鶴琴被迫在江蘇省第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公開檢討[9];並在1955年5月16日,向高校教師代表發表演講,憤怒聲討杜威「在我心窩上打了三槍,使我受到了他的思想毒害,幾乎不可救藥」,「今天我要向杜威狠狠地回擊三槍」[10]。
在1957年的雙百運動中,陳鶴琴試圖為其活教育理論翻案,用開設「活教育及其批判」課程的方式,來向幼教系學生傳播其「活教育」思想[11]。次年,陳鶴琴被批為「冒牌學者」、「文化買辦」,免去南京師範學院院長職務,入北京社會主義學院接受改造。1966年文革中受到迫害。1979年得以平反。1982年12月30日在江蘇省南京市病逝。
為配合幼兒教育與兒童教育的需要,創辦了兒童玩具、教具廠,根據兒童心理的發展程序,製作了多種型式的玩具與教具。為豐富兒童的知識,編輯出版了不少兒童課外讀物,如《中國歷史故事叢書》、《小學自然故事叢書》等。並為幼教、小教界主編了多種輔導性刊物,如《幼稚教育》、《兒童教育》、《小學教師》、《活教育》與《新兒童教育》等。為推廣與普及關於幼兒教育和兒童教育,創辦與領導了中國幼稚教育社、中華兒童教育社,通過學術團體的活動,對幼兒園教師、小學教師和教育研究者進行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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