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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約，是中國古代及朝鮮半島朝鮮王朝時代民間行事原則，是為古代民間基層社會的自治組織，是地方鄉廳提倡的道德標準。另解為鄉里中掌理公共事務的人[1]。
《周禮》記有讀法之典。熙寧九年（1076年）藍田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呂大臨四兄弟訂有《藍田呂氏鄉約》。[2]朱熹有《增損呂氏鄉約》，但未付實踐。鄉約多以族譜方式呈現，如湖北來鳳縣《來鳳卯峒向氏族譜》、四川省酉陽縣後溪鄉白氏《南陽族譜》。朱元璋恢復鄉飲酒禮，廣設申明亭、旌善亭，廢耆老改鄉老，頒聖諭六言，獨賴鄉約聖諭，朝夕宣揚，民兵不呼而自集，城守不戒而自嚴。正德十三年十月，王守仁著有《南贛鄉約》，凡一十六款，這之前王守仁首先推行十家牌法，頒佈《十家牌法告諭父老子弟》。《南贛鄉約》十分有效，於是嘉靖年間，朝廷推廣王陽明之法，「嘉靖間，部檄天下，舉行鄉約，大抵增損王文成公之教。」羅一峯也曾立鄉約以整頓風俗。[3]呂坤則制定了《鄉甲約》。[4]清代鄉治是對《呂氏鄉約》的發揚，是一種官辦系統，由禮部管轄；不同於王守仁的《南贛鄉約》是民間自發系統。有專家以為如無滿清入關，「假以時日，整個鄉治或者可以立定基礎，成為中國民治張本。」[5]清代鄉約則是以「各直省州縣向有保長、鄉約等名目，原為稽查保甲，承辦差徭而設。」[6]為目的，已脫離宋明「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鄉約精神。
「約」是明清時期流傳下來的一種鄉級地方管理制度，英國接管新界後沿用「約」作爲新界地方分區單位，不過此「約」與中國傳統鄉紳社會秩序中的「鄉約」相距甚遠，新界的「約」更多只是殖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單位，港島的「約」更僅僅是地區俗稱。
四環九約是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初期時，華人對香港島北岸的維多利亞城的行政區劃的俗稱。
四環大致包括西環、上環、中環及下環4個區域。而九約所指之地，其實並非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經過多次修訂，有多個版本。九約更只是虛數，一度有多達十一個約。
為方便香港殖民地政府對新界的管治，將新界劃區而治，早期分為八約。包括：九龍約（新九龍、荃灣、沙田、將軍澳等地）、沙頭角約（禾坑、蓮麻坑、鹿頸和谷埔等地）、元朗約（八鄉、錦田、十八鄉、屏山、青山、大欖涌和龍鼓灘等地）、雙魚約（林村、新田、龍躍頭、船灣、翕和、蔡坑、上水、粉嶺、侯約等地）、六約（即打鼓嶺區）、東海約（西貢、高塘和赤徑等地）、東島洞約（吉澳、東平洲、塔門、白潭洲和白蠟洲等地）以及西島洞約（龍鼓洲、赤鱲角、馬灣、青衣、大嶼山、坪洲、長洲等地）[7]。
1906年，原有的新界八約合併為北約（大帽山及九龍群山以北）和南約（新九龍、荃灣及離島），各由一位理民官管理。1947年，北約分拆為大埔區和元朗區；元朗區轄元朗和青山（今屯門），大埔區轄大埔、沙田、上粉沙打（今北區）和西貢。1956年，荃灣區從南約分拆出來。1963年，西貢區歸入南約。1969年，撤銷南約，改設西貢區及離島區。
朝鮮鄉約，大約與朱子學同時傳入，洪武三十一年朝鮮太祖於其家鄉－豐沛鄉訂定「鄉憲」四十一條，請孝寧大君增補後頒佈，是為韓國最早之鄉約。 朝鮮中宗統治時期，因大司憲趙光祖、大司成金隄提倡，鄉約是鄉村內非正式行事原則和朝鮮王朝地方行政的基礎。
地方上的兩班有很多在書院上向百姓講解鄉約，以助教化。
- 朱鴻林：〈明代中期地方社區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現—山西河南地區所行鄉約之例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朱鴻林：〈明代嘉靖年間的增城沙堤鄉約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朱鴻林：〈從沙堤鄉約談明代鄉約研究問題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朱鴻林：〈二十世紀的明清鄉約研究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歷史人類學學刊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2:1 (2004)，頁17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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