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英語：counterurbanization）或去城市化（deurbanization）是人們從城市地區遷移到農村地區的人口和社會過程。與郊區化一樣，它反而是和城市化密切相關的。逆城市化最初作為對內城貧困的反應而發生。[1]最近的研究記錄了逆城市化的社會和政治驅動因素及其對中國等處於大規模城市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的影響。[2]逆城市化是導致城市收縮和城市衰退的原因之一。
定義
逆城市化的定義在世界各地各不相同，但都圍繞着從人口稠密地區遷移到人口較少的地區的移動的中心思想。滑鐵盧大學地理系副教授Clare J.A. Mitchell發表稱，在歐洲，逆城市化是超出郊區化或大都市去中心化的一個區域向另一區域分散化的過程。雖然存在許多定義，但Mitchell指出，逆城市化是描述一種遷移的描述性術語。他將逆城市化分為三種：遠郊城市化（ex-urbanization）、遷移城市化（displaced-urbanization）和反城市化（anti-urbanization）。[3]
原因
與城市化相反，逆城市化是人們從城市社區向農村社區遷移的過程。從城市社區遷移到農村社區有很多原因，包括就業機會和更簡單的生活方式。近年來，因技術進步，這一過程已經發生了逆轉。藉助新的通信技術，農村社區的人們可以在家工作，由於他們可以通過農村互聯網相互聯繫，這意味着一些就業機會不再需要搬遷至城市社區才能夠獲得。[4]逆城市化能為人們提供探索城市生活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從而改變居住地點的偏好。[5]
一直以來，跨國公司的業務會僱傭較貧窮國家的工人來提供廉價勞動力，即外判（outsourcing）。近年來，企業在使用「鄉村外判」（rural sourcing），即以中小城鎮作為勞動力來源。這在國內和農村社區創造了就業機會，因此當地人無需舉家搬遷至新環境中，公司也減少了不必要的開支。這些農村地區的大多數工人得到的薪酬較少，但可以選擇在家還是在辦公室工作。如果他們選擇城市，公司反而要花更多的資金購置全新的辦公室，讓城市員工來工作。[4]
過去，美國普遍的移民趨勢是從東到西。堪薩斯大學商學院應用經濟學中心執行主任Art Hall表示，「加利福尼亞州已經失去了至少十年的人才……加利福尼亞正出現兩種模式的移民。人們正離開海岸，搬到北部內陸。離開時，他們往往去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所以這不是很長途的遷移。也有些人會北上到西雅圖和波特蘭。其中答案的一部分是，住在加州太貴了。」[6]
根據Hall的說法，人們會受到氣候、就業和稅率等因素的影響而搬遷。Hall還發現，家庭不甚穩定的人往往更常遷移。[6]選擇住在農村地區的人們覺得其好處更多，如空氣更清新、更安靜，空間更大。較小的城鎮對居民而言很方便也得到了證實。[4]
美國國家稅務局在2009年的一項研究中公佈的數據顯示，人們正從人口超過400萬的大城市轉移到人口約100-200萬的較小的城市。[4]
人們離開一座城市去到更小城市的原因在全球範圍內並不相同。對俄羅斯而言，就業未必會轉移到農村地區以適應那些想要離開城市的人。相反，人們發現自己有兩個家，一個是工作日在城市，另一個是休息日在農村地區。城市以外的基礎設施薄弱，無法滿足希望完全搬遷的人。2010年，研究發現三分之二的小城鎮是蕭條的，這意味着它有大量失業的勞動年齡人口，而且生意難以盈利。[5]
Mitchell認為，逆城市化現象反映了人們偏好的生活方式中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因此不僅要考慮到從城區出走的距離，還要考慮動機。Mitchell使用「遠郊城市化」（ex-urbanization，「exurb」意為遠郊，一些學者譯作「通勤城市化」）一詞描述該過程，用「ex-urbanites」（遠郊城市人）指那些居住在城市城市外圍的人，他們通過社交網絡和工作保持密切聯繫。遠郊城市人通常仍然享受現代基礎設施的便利。關於離開城市的不同動機的另一術語「遷移城市化」（displaced-urbanization）是指因諸如以下因素而被迫離開城市的人：找不到工作、生活成本增加，或對城市社會文化的不滿和/或牴觸。最後，還有那些參與「反城市化」（anti-urbanization）的人。通常，這些人受到了一種拒絕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費文化的激勵。對於那些選擇離開和放棄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人來說，逆城市化是一種逃避。出於這種原因而離開城市的決定通常是向精神成長和拒絕物質主義邁出的一步。[3][7]
政治原因也有可能導致反城市化。中國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間，城市化陷入停滯，並出現了大規模的反城市化現象，具體表現為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工廠內遷，幹部、知識分子受迫害遷往農村等。據估計，20世紀60年代末下鄉的高峰期，中國有1000多萬人從城市遷往農村，而1968年全國的城鎮人口僅1.68億。本次反城市化完全不同於發達國家出現的逆城市化，是極「左」政治路線的產物。[8]類似地，柬埔寨在紅色高棉政權時期也出現類似現象。波爾布特稱城市是「骯髒、腐敗的資產階級象徵」，隨後紅色高棉將數百萬人從柬埔寨各個城市驅逐到鄉下，這種行動直到1979年越南攻入柬埔寨並摧毀紅色高棉政權後的柬埔寨政府恢復活動時期才結束。
總而言之，逆城市化原因主要是兩種：內部原因和外部推動因素。內部原因包括地價和房價過高、市中心人居環境惡化、產業結構調整；外部推動因素主要是汽車的普及、高速公路的建設、媒體和商業宣傳、生活觀念變化、政治原因等。
案例
美國是逆城市化的典型。因為城市化開始的早，美國城市的核心區域規劃和建設時間也較早。這些規劃已經不適用於現代交通和過高的人口密度。由於美國沒有大規模行政主導的拆遷活動（主要是資本主導下的局部重新開發），土地也屬於私人，市區更新計劃推進緩慢，市區很多已經不宜居的住房單元仍舊保留。對於一些中小城市，這些住宅區無法吸引到中產階級住戶也無法保持房價（郊區新建住房的競爭）而被遺棄或成為貧民窟。大片被遺棄的社區與貧民窟形成犯罪活動的溫床，加上地稅稅收劇減，公共服務惡化，進一步驅使居民搬出。這種現象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出現，但規模並不大，也不普遍。50年代政府主導的州際高速公路建設加速了這種趨勢，因為這些高速公路直達內城，使得郊區通勤時間成本急劇降低，而郊區良好的生活環境也是吸引居民外遷的原因。
很多工業城市在70年代後也出現了居民外流的問題，因為全球化和環保活動導致美國很多勞動密集型和污染性工業部門外遷，市區內出現大量失業人口和大片廢棄廠區，形成衰敗的環境氛圍，根據環境犯罪學的理論，這種衰敗氛圍也會加劇城市中的犯罪活動，進一步迫使當地人口外遷。
典型的逆城市化城市有：巴爾的摩（人口從50年代的95萬下滑到現在的58萬）、芝加哥（人口從50年代的360萬下滑到現在的270萬）、底特律（人口從50年代的190萬下滑到現在的60萬）、克利夫蘭、匹茲堡、托萊多、弗林特、皮奧里亞、東聖路易斯、聖路易斯、加里、密爾沃基、孟菲斯、新奧爾良、哈里斯堡等。
20世紀70年代，環境污染問題導致西方國家大規模放棄煤炭改用石油和天然氣，魯爾工業區的煤炭產業遭受致命打擊。隨後歐洲鋼鐵產能逐漸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整個魯爾-杜塞爾多夫地區經濟產業重組，大量工人下崗轉業，魯爾工業區出現嚴重人口外流現象。但隨着21世紀初期的市區更新計劃的實施，城市人居環境得到極大改善，居民內遷趨勢明顯。
參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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