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爾·達龍·阿傑姆奧盧[註 1]（土耳其語：Kamer Daron Acemoğlu，發音：[daˈɾon aˈdʒemoːɫu]；英語：Kamer Daron Acemoglu；1967年9月3日—），出生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美國經濟學家，現任麻省理工學院應用經濟學教授，2005年度美國經濟學會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獲得者，也是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1]。
阿傑姆奧盧因他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研究而得名。他撰寫過上百篇論文，其中有許多是與他的搭檔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艾倫·羅賓遜共同創作。他和羅賓遜一起編寫了《專制與民主的經濟起源》和《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後者對制度對國家經濟的影響的討論引起了極大的學術與輿論影響。阿傑姆奧盧被認為是一個支持監管市場經濟的中間主義者，常常對政治問題、貧富差距和許多具體政策發表評論。
僅次於保羅·克魯曼和格里高利·曼昆，他在2011年美國經濟學家之間的一份「60歲以下最受喜愛的在世經濟學家」的問卷排列第三。在2015年，他成為了在經濟學論文（RePEc）中在過去10年內被引用最多次的經濟學家。教學大綱公開項目指出，阿傑姆奧盧次於曼昆和克魯格曼，是在大學經濟教學大綱中被引用的第三多的作者[2]。
生平
梅爾·達龍·阿傑姆奧盧[3][4]在1967年9月3日[5]在伊斯坦布爾出生，父母是亞美尼亞人[6][7]。他是伊斯坦布爾大學講師、商法律師凱沃爾克·阿傑姆奧盧（Kevord Acemoglu，1938年－1988年）和卡德柯伊一所亞美尼亞人學校——阿拉米揚·溫久揚小學和中學的校長伊爾瑪·阿傑姆奧盧[8][9][10]（Irma Acemoglu，？－1991年）的孩子。他小學在阿拉米揚·溫久揚學校就讀[11][12]，並於1986年畢業於加拉塔薩拉伊高中。他在青年時期對政治和經濟學產生了濃厚了興趣[10]，並在1989年於英國的約克大學取得了經濟學的文學學士 (BA)學位，1990年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取得了計量經濟學與數理經濟學的理學碩士學位、兩年後取得了經濟學的哲學博士學位[13]。他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論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契約與經濟表現》[5][4]。他的博士生導師是凱文·W·羅伯茨[14]。他在LSE的博士考官詹姆斯·馬爾科姆森評價道，就算是他7章論文中最薄弱的3章也「超過取得博士學位的標準」[15]。阿諾德·克林由於其年僅25歲就取得了哲學博士學位，評價其為「神童（英語：Wunderkind）」[16]。
阿傑姆奧盧現在是一名歸化的美國公民[17]。阿傑姆奧盧會說流利的英語和土耳其語[18]，以及一些亞美尼亞語[19]。他的妻子阿蘇曼·厄茲達拉爾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名電氣工程與計算機科學教授[20]，也是前土耳其政府官員伊斯梅爾·厄茲達拉爾的女兒。阿傑姆奧盧和厄茲達拉爾一起寫了許多文章，在2015年和他們的兩個兒子阿爾達和阿拉斯住在牛頓[21]。
研究與作品
阿傑姆奧盧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支持者[22][23][24]。他受喬爾·莫基爾、肯尼思·索科洛夫、道格拉斯·諾斯[25]、西摩·馬丁·利普塞特和巴林頓·摩爾[26]等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的影響。
《專制與民主的經濟起源》（英語：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由阿傑姆奧盧和詹姆斯·A·羅賓遜合著，於2006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分析了民主社會的創建和鞏固。他們認為，「當精英沒有強烈動機去推翻民主時，民主就會鞏固。這些過程取決於(1)公民社會的力量，(2)政治制度的結構，(3)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性質，(4)經濟不平等的程度，(5)經濟結構，以及(6)全球化的形式和程度。」[27]羅曼·瓦齊亞格讚揚了這本書，並認為其實質性貢獻在於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制度變革源於兩個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分配鬥爭，即富有的統治階級和貧窮的多數人，他們的利益主要由經濟力量塑造」）與巴里·羅伯特·溫加斯特和道格拉斯·諾斯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後者認為「制度改革可以成為精英通過將政策制定權委託給那些不希望改變政策的利益集團，從而可信地承諾未來政策的一種方式。」[28]威廉·伊斯特利稱其為「長期以來對民主經濟學文獻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愛德華·格萊澤將其描述為「極其重要」的作品和對該領域的「巨大貢獻」。[29]
在他們2012年出版的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英語：Why Nations Fail）中，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認為，技術前沿的經濟增長需要政治穩定（例如瑪雅文明就沒有[30]）以及創造性破壞。如果沒有對授予壟斷和寡頭權利的制度性限制，後者就不可能發生。他們說，工業革命始於英國，因為英國的1689年權利法案對這些權利進行了限制。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堅持認為，「國家間的發展差異完全是由於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差異造成的，並拒絕了其他將部分差異歸因於文化、天氣、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實踐知識的理論。」[31]例如，「蘇聯在迅速趕上世界上一些先進技術時實現了快速增長，（但）由於缺乏創造性破壞，到20世紀70年代就後勁不足了。」[32]這本書是為普通讀者寫的。[31]它被政治分析家和評論員廣泛討論。[33][34][35][36]沃倫·巴斯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這本書令人振奮、內容豐富、雄心勃勃，最終充滿了希望。事實上，它可能算得上是一部傑作。」[37]克萊夫·克魯克在《彭博新聞》上寫道，這本書值得獲得它所獲得的大部分「溢美之詞」。[38]傑弗里·薩克斯在《外交》雜誌的評論中批評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系統性地忽視了國內政治、地緣政治、技術發現和自然資源等因素。他還認為，這本書的吸引力在於讀者希望聽到「西方民主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都是有回報的」。[39]比爾·蓋茨稱這本書「令人大失所望」，並將作者的分析描述為「含糊不清且過於簡單」。[40]《經濟學人》雜誌編輯瑞安·埃文特回應說：「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對國家成敗的原因可能並不完全正確。但至少他們關注的是正確的問題。」[41]
在《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2019年，英語：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書中，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認為，當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在粗略的平衡中發展時，自由社會就實現了。[42]
《權力與進步：科技變革與共享繁榮之間的千年辯證》（英語：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由阿傑姆奧盧和西蒙·約翰遜合著，於2023年出版，探討了技術的歷史發展以及技術的社會和政治結果。[43]這本書探討了三個問題：新機器和生產技術與工資之間的關係，如何利用技術造福社會，以及人工智能為何引發熱潮。
《權力與進步》認為，技術不會自動產生社會效益，其收益只會流向少數精英。它對人工智能（AI）持相當批判的態度，強調其對就業和工資以及民主的負面影響。
阿傑姆奧盧和約翰遜還就如何利用新技術造福社會提出了願景。他們認為進步時代提供了一個模式。他們還討論了一系列旨在重新引導技術的政策建議，包括：(1)市場激勵，(2)拆分科技巨擘，(3) 稅制改革，(4)對工人進行投資，(5)私隱保護和數據所有權，以及(6)數字廣告稅。[44]
- 社會項目與政策
阿傑姆奧盧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最低工資和失業救濟「將就業構成轉向高薪工作。由於自由放任均衡狀態下的工作構成不合理地偏向低薪工作，因此這些勞動力市場法規提高了平均勞動生產率，並可能改善福利。」[45]此外，他還認為，「最低工資可以通過誘使企業培訓非熟練員工來增加受影響工人的培訓。」[46]
- 民主與經濟
阿傑姆奧盧等人發現，「民主對GDP有顯著且穩健的積極影響」，並認為「民主化從長遠來看會使人均GDP增加約20%。」[47]在另一篇論文中，阿傑姆奧盧等人發現，「民主對稅收佔GDP的比重有顯著且穩健的影響，但對不平等沒有穩健的影響。」[48]
- 社會民主與工會
阿傑姆奧盧和菲利普·阿吉翁在2001年指出，儘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和英國的去工會化並不是「不平等加劇的根本原因」，但它「通過消除工會施加的工資壓縮，放大了技能偏向型技術變革的直接影響」。[49]
根據阿傑姆奧盧和羅賓遜的觀點，工會在歷史上對創建民主（尤其是在西歐）以及在維護既得商業利益集團和政治精英之間的政治權力平衡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50]
- 北歐模式
在2012年與羅賓遜和韋迪耶合著的題為「我們不能都更像斯堪的納維亞人嗎？」的論文中，他認為「可能正是美國社會更『殘酷』的一面，才使得基於全面的社會安全網、福利國家和更有限的不平等的更『可愛』的斯堪的納維亞社會成為可能」。他們的結論是，「所有國家都可能希望像『斯堪的納維亞人』那樣擁有更廣泛的安全網和更平等的結構」，然而，如果美國從「殘酷的（資本主義）領導者」轉變，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將會放緩。[51]他在2015年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反對美國採用北歐模式。他再次指出：「如果美國將稅收提高到丹麥的水平，就會降低創業的回報，對增長和繁榮產生負面影響。」他讚揚了斯堪的納維亞在減貧、為其公民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以及更高的社會流動性方面的經驗。[52]這遭到了萊恩·肯沃西的批評，他認為，從經驗上看，美國的經濟增長先於殘酷和可愛的政策的分化，而且發達國家的不平等與創新之間沒有關係。[53]
- 殖民主義
阿傑姆奧盧、羅賓遜和西蒙·約翰遜在2001年合著的「比較發展的殖民起源」是迄今為止他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作品。[54]格雷厄姆·馬拉德將其描述為「他作品的典範：一篇引發了大量討論的具有影響力的論文」。[55]他們認為，歐洲人在他們沒有定居的殖民地建立了掠奪性制度，而在他們定居的地方則沒有，而且這些制度一直延續至今。他們估計，「制度差異解釋了前殖民地之間大約四分之三的人均收入差異。」[56][57]在這些國家，以掠奪性制度為主導的歷史經驗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而歐洲殖民主義又加劇了這種循環。[58]
達隆·阿傑姆奧盧和詹姆斯·A·羅賓遜在他們2008年發表的文章「收入與民主」中指出，儘管收入與民主之間存在着強烈的跨國相關性，但一旦控制了國家固定效應並去除了人均收入與各種民主衡量指標之間的關聯，就會發現「收入對民主沒有因果關係」。[59]在2022年發表的「非現代化」一文中，他們進一步指出，現代化理論無法解釋政治發展的各種路徑，「因為它假設經濟與政治之間存在着一種不以制度和文化為條件的聯繫，並且預設了一個明確的終點——例如，『歷史的終結』」。[60]
註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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