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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尚志（1908年10月26日—1942年2月12日），漢族（一說滿族[1]），遼寧朝陽人，中共黨員，著名抗日將領。趙尚志曾任中共滿洲省委常委、軍委書記，巴彥游擊隊參謀長，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隊長，東北民眾反日聯軍總司令，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軍長，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會主席等職務。他是東北抗日聯軍的主要領導人和創建人之一，亦是中國東北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
 | 此條目的語調或風格或許不適合百科全書。 (2011年2月12日) |
趙尚志幼年隨其父母到哈爾濱，曾做過學徒、雜役和信差；1925年2月，考入哈爾濱許公工業學校。1925年五卅運動後，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組織了許公學校學生會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被派往黃埔軍官學校第五期學習。1926年「中山艦事件」之後退出黃埔返回東北工作。1927年和1930年，兩次遭到奉系軍閥的逮捕而入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被營救出獄。1932年春，曾先後任全滿反日總會黨團書記，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負責中共滿洲省委軍委工作，曾經與楊靖宇同事。其間與共產黨員范廷桂在香坊城高子車站附近炸毀日本軍用車一列。1932年5月，被派往巴彥，協助張甲洲整顧巴彥游擊隊。根據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會議」的指導方針[2]，滿州省委指示巴彥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六軍江北獨立師，張甲洲任師長，趙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該部沒有政委。該部於1933年初瓦解。滿洲省委把責任全部加在他身上，並以「右傾」錯誤，開除了他的黨籍。這一挫折並未影響其抗日決心。
後隻身投入義勇軍孫朝陽部，當了一名馬夫。由於積極獻策，得到孫朝陽的重用，被任命為參謀長，後率該義勇軍骨幹隊員脫離孫部，去珠河。1933年10月， 創建了珠河反日游擊隊，任珠河縣抗日游擊隊隊長。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擊隊擴編為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任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司令。
1935年1月，中共滿洲省委決定，正式恢復他的黨籍，充分肯定了他在開除黨籍期間，繼續堅持抗日鬥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此後，歷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兼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軍長，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執行主席等職。
1935年4月，由於中共滿洲省委的上級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機關於1934年10月被破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把滿洲省委領導班子調入蘇聯執行審查，僅省團委書記留守。
1935年6月3日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副團長康生共同署名發給東北地區黨組織的《給吉東負責同志的秘密信》，也稱《六三指示信》、「王康指示信」，由吉東特委轉發給北滿的黨組織。指示信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政策，即實行全民反日統一戰線，不分黨派、階級、民族的反日統一戰線。這與共產國際七大提出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以及《八一宣言》的主張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糾正只搞「下層統一戰線」的關門主義錯誤的精神都是一致的。為此，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楊靖宇領導的南滿省委、周保中領導的吉東特委都貫徹執行了《六三指示信》。1936年至1937年的兩年中，東北抗日聯軍處在一個大發展階段。1935年之前，東北人民革命軍只編了5個軍，人數不足萬人。到了1937年，東北抗日聯軍共編成11個軍，人數達2萬5千至3萬人。由於趙尚志認為吉東特委和中央駐東北代表都不可信，對六三指示信和補充信的某些觀點和批示持有不同意見，對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來信的真實性、正確性產生懷疑。1936年9月召開了珠河、湯原中心縣委和抗聯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作出政治決議和組織決議，批評《六三指示信》總的精神是右傾的，決定成立北滿臨時省委，選選馮仲雲為臨時省委書記（後為張蘭生、金策），並派出代表到莫斯科找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直接反映情況與建立聯繫。 [3]
1937年初，吉東省委與抗聯第五軍負責人周保中得知北滿發生的情況後，寫信給北滿臨時省委，認為他們把《六三指示信》曲解為右傾是錯誤的，希望他們糾正。這樣幾次通信之後，北滿臨時省委的李兆麟和馮仲雲都認識到周保中的意見應該接受。但又困於趙尚志的態度一直很強硬，難以改變北滿臨時省委的決定。李兆麟請周保中到松花江以北湯原根據地參加定於1937年秋天召開的北滿省委擴大會議，以求共同說服趙尚志改變態度。在這次會議上趙尚志聽到了多數人在談論《六三指示信》是不該反對的論述時，自己也說了一些自己在認識上有偏差一類的話。時任省委書記的馮仲雲就認為會議產生了效果，在會議結束而周保中又要返回松花江南岸之時，他以省委書記的身份，周保中以吉東省委代表身份，兩人共同署名起草了一份給東北各地黨組織的通告：北滿省委擴大會議在吉東省委代表周保中的參加下，共同討論了由中央代表團所發出《六三指示信》執行中所發生的問題，兩省委共同認為，該指示信是正確的，應該堅決執行的。東北的各級黨組織都必須認真執行……。周保中離開後，馮仲雲將此交趙尚志閱看，並說準備下發。趙尚志看了之後，質問馮仲雲並不同意下發。由張蘭生接替了馮仲雲任北滿省委書記。
1937年秋天，吉東省委和北滿臨時省委共同商定東北抗日聯軍第2路軍和第3路軍西征。這是由於在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地區集中了北滿省委和吉東省委所領導的大量抗日部隊，引起了日本關東軍的極端關注，意圖把圍剿的重點放在此處聚而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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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26日趙尚志致信蘇聯遠東總司令布留赫爾元帥尋求蘇聯援動。1938年1月，北滿臨時省委派趙赴蘇尋求援助並溝通與中共中央聯繫渠道，蘇方懷疑趙為冒充代表，並受大肅反布留赫爾一案牽連，被關押審查一年半。抗聯第6軍軍長戴鴻濱率部隊500餘人，護送趙尚志到國境線黑龍江江邊，趙尚志過江後，戴鴻濱所部遭日滿優勢兵力圍堵，無路可走在數日後也越過國境進入蘇聯。蘇方把軍級幹部趙尚志、戴鴻濱、祁致中等人羈押於伯力的同一間囚室；國境的抗聯部隊被繳械審查後，遣送到盛世才的新疆。
從1938年初開始，第3路軍有3名軍長趙尚志、戴洪濱、祁致中過境進入蘇聯，兩名軍長謝文東、李華堂投敵，僅剩下第3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獨撐北滿抗日武裝鬥爭，領導抗聯第3路軍開始西征，途中雖遭受了重大損失，但成功進抵小興安嶺西麓，並站穩腳跟，抗日游擊活動一直堅持了五年以上時間，直至1944年初才最後退出該游擊根據地進入蘇聯境內。
1938年2月，李兆麟給北滿臨時省委寫信，要求解決北滿臨時省委一直不承認《六三指示信》問題，並表明自己的態度，認為趙尚志堅持的是一個「左」傾關門主義的路線，是反對黨中央的。北滿省委必須堅決改變這一錯誤路線，回到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上來。1938年5、6月間，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在趙尚志赴蘇未歸之時，在通河召開了第7、第8兩次常委會，與會者有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書記張蘭生、組織部長魏長魁、宣傳部長馮仲雲、執行委員李熙山（許享植）等。會議否定了1936年9月珠河、湯原中心縣委與抗聯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的決議，指責該次會議犯了「左傾關門主義反黨路線」錯誤，趙尚志是主要責任者，並決定撤銷趙尚志在黨內軍內的職務，由李兆麟繼任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會議期間，省委執行委員金策質疑李兆麟過去也同樣擁護過趙尚志的主張應該自我檢討；而且在趙尚志缺席的情況下才提出自己的意見也欠妥。李兆麟接受了金策的批評，並解釋說：自己過去先是擁護過趙尚志的主張，之後認識到這個錯誤時又不敢和趙尚志爭辯，有自己軟弱性的一面；趙尚志是從來不會容忍別人和他爭辯的，我有時還真的擔心趙尚志會殺我的腦袋。會議決議指責趙尚志繼續執行「左」傾關門主義，並列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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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蘇聯解除對趙尚志的羈押，任命他率領越境在蘇的東北抗聯100餘人重返東北。在伯力出發時，下達任務的蘇軍少校任命了趙尚志為「你們游擊隊的總司令，你們要有紀律，聽從趙尚志的命令」，該部主要任務是與北滿省委建立聯繫。過境前的行軍途中，趙尚志任命了6軍軍長戴鴻濱為總司令部參謀長，11軍軍長祁致中任總司令部副官長，陳雷為總司令部宣傳科長、於保合為總司令部電信科長（負責無線電台）、劉鳳陽為中隊長。推選設立了中共黨支部，書記趙尚志、支部委員有戴鴻濱（北滿臨時省委委員）、陳雷、劉鳳陽、於保合、李在德（於保合的妻子）、韓箱根。部隊全部換裝了新造日式武器，包括六挺機槍。趙尚志從第3路軍越境入蘇的人員那裏獲知一年多以前趙就被北滿臨時省委解除職務，大為震驚，說要肅清奸細路線，還指名說奸細就是北滿、吉東省委某些人。過黑龍江進入中國後，該部隊主動進攻消滅了日滿的烏拉干河金礦局所。此戰後2-3天，趙尚志主持支部委員會，決定以違抗命令、動搖罪名處決了祁致中。趙尚志以東北抗聯總司令的名義下達命令，命令撤銷抗聯第3路軍，通令屬於周保中抗聯第2路軍的第5軍和第7軍均須接受趙的領導，以東北抗聯總司令名義召集北滿抗聯黨、軍領導人聯席會議。後因缺糧，於1939年9月分為三股行動：戴鴻濱一部去找北滿省委傳達趙尚志的開會命令；陳森、劉鳳陽帶走一部去游擊；趙尚志、陳雷帶數十人在查布溪趙把頭營作為後方部隊。趙尚志又派姜立信去北滿省委傳信。等了近三個月，也沒等到北滿省委委員們來開會，派出傳達的戴鴻濱、姜立信也一去不復返。入冬落雪後糧食沒有着落，趙尚志被迫於1939年12月率剩下的十幾人越境退回了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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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北滿省委（此時張蘭生已經犧牲，繼任書記金策、常委李兆麟、馮仲雲、高禹民、許亨植等）據戴洪濱報告說——趙尚志要戴洪濱以強迫手段強行讓省委幾個領導人去東北抗聯總司令部開會，從而嚴重懷疑趙尚志有捕殺他們的企圖，以趙反對 「王康指示信」 （即反對王明、康生）而被北滿省委第10次黨委會通過決議，永遠開除趙尚志的黨籍。[3]該決議列舉的理由，包括趙「說李兆麟、馮仲雲、周保中等是日寇奸細；張蘭生、許亨植、金策都有奸細嫌疑，北滿是有系統的奸細組織」，說「38、39年沒有越境或沒有潰散的北滿抗日部隊都有奸細關係」，以及「企圖捕殺馮仲雲、高禹民、李兆麟、許亨植、張蘭生、金策等……」
1940年1月，正在蘇聯伯力商談北滿省委與吉東省委統一領導指揮的吉東省委書記周保中、北滿省委常委馮仲雲，與退入蘇聯的趙尚志召開三人會議，史稱「第一次伯力會議」。會議決定在未能與中共中央聯繫上之前，應該能得到蘇共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黨組織的指導和支持，蘇方指定一位少將王新林（白種人）和一名校官海洛為固定聯繫人。三人會議結束後，交通員傳來消息，北滿省委開會認定趙尚志等人處決祁致中、企圖捕殺北滿省委等嚴重問題，把趙尚志小部隊的七名支部委員開除黨籍（韓箱根實際上已經在戰鬥中犧牲）。1940年2-3月間，周保中、馮仲雲與趙尚志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心，對趙尚志提出了許多誠懇、嚴肅的批評。趙尚志向周做了檢討，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周保中、馮仲雲給在小興安嶺抗日密營的北滿省委寫信，請求對趙尚志不要在開除黨籍的前面加上「永遠」二字，以能給他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周保中向北滿省委提議，請求趙尚志到抗聯第2路軍擔任副總指揮，以求繼續發揮其軍事才能。北滿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見。[6][7]1940年4月，趙尚志到由周保中任總指揮的第2路軍就任副總指揮。
1940年6月6日，周保中再次致信北滿省委張壽筏，要求重新審查趙尚志黨籍問題的處理。趙尚志任第二路軍副總指揮後，《第二路軍總指揮部與警衛隊直屬部隊黨員大會決議案》還特別提出趙尚志雖然「發生黨籍問題」，「可是對於現在的黨組織生活和工作是沒有妨礙的」，允許其參加組織生活。至1940年7月23日，周保中寫信給王新林，希望在他們的幫助下，促使北滿省委儘快解決趙尚志黨籍問題。北滿省委從大局出發，為維繫抗日聯軍和兩省委之間的團結的精神表示感謝，但對趙尚志之黨籍問題沒有進一步的處理意見。[8] 1940年11月，抗聯第2路軍總指揮部直屬部隊總結全年工作，召開了直屬隊黨員大會，形成了《1940年11月6日第二路軍總指揮部直屬部隊黨員會議草案》，其中要求上級黨組織「迅速對趙尚志加以審判，並要求與以嚴厲的處置」的內容。周保中向上級黨提出了兩個想法，一個是要趙尚志離開第二路軍，並把趙尚志再送到蘇聯去；一個是撤回在1940年春周保中給北滿省委的信中所提出的不要「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的請求。北滿省委於1941年初再次開會，決定恢復永遠開除趙的黨籍的決定。[9]
抗聯餘部撤到蘇聯之後，李兆麟和周保中都堅決不同意趙尚志到抗聯人員的集訓所在地——北野營，而要求蘇聯將他送到集體農莊或工廠中去接受群眾的教育。於是，趙尚志最終被孤獨悲壯地排斥在黨組織與抗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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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季，趙率領5個人的小分隊從蘇聯回到東北境內執行任務。1942年2月12日，在率部襲擊梧桐警察分駐所（今鶴崗市境內）的戰鬥中被內奸劉德山打傷，受傷昏迷後被逮捕犧牲。他的頭顱被割下保留在日軍內，屍身被丟進松花江的冰窟窿裏。但由於他的頭顱開始腐爛，日軍把他的頭顱送到長春的般若寺埋藏。
2004年6月1日，他的頭顱由其後代李龍帶領的團隊再被發現時，只剩頭骨。11月1日，經多次鑑定後，確認那是趙尚志的頭顱骨。後將遺骨葬回老家遼寧省朝陽縣尚志鄉的將軍山。
1946年11月，中共為了表彰趙尚志的抗日功績並永遠緬懷這位抗日英雄，把珠河縣改名為尚志縣（今尚志市），把他的犧牲地改為尚志村，把哈爾濱的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尚志大街。
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龍江省委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提議，給予趙尚志完全平反並恢復黨籍，朝陽家鄉的出生地王倫溝鄉被命名為尚志鄉。
1980年代，黑龍江當地政府查明趙尚志遇難地點。1995年，鶴北林業局在其遇難處建立一座紀念碑，由原黑龍江省省長、抗聯戰士陳雷題寫碑文[10]。1999年2月1日，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將趙尚志將軍遇難地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遼寧省朝陽市建有趙尚志紀念館。
2009年，趙尚志被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11個部門評選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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