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州戰役是發生在第一次國共內戰與對日抗戰期間的一次戰役，由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紅軍）對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國軍）發動，其戰役歷時33天，紅軍方面不僅損失慘重，城未攻克，還影響其擴大和鞏固根據地的工作。後中國共產黨對此役之評價為「是左傾軍事冒險主義所造成的惡果」，認為左傾軍事冒險主義領導者對局勢的錯誤估計，認為奪取中心城市，便可以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盲目地派遣軍事實力和武器裝備都不足的紅軍，強攻國民黨控制下城防極為堅固的贛州。由於紅軍發動此次戰役，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廣東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使得紅軍日後的反圍剿更加困難。此次戰役紅軍在戰略指導上，違背了「戰略上持久，戰鬥中速決；戰略上以少勝多，戰鬥中以多勝少」的原則。同時，對守軍佈防的不明，導致不敢輕易攻城；對援軍判斷失誤，攻城和打援的關係處理不到位都是此役紅軍失敗的原因。由於戰事的失利，同年3月，項英拜訪被冷遇的毛澤東，並請其重新出師參與軍事策劃。3月中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召開了江口會議，總結攻打贛州的經驗教訓，確定紅軍下一步行動方針。彭德懷在他的自述中表示，紅軍沒有在國軍援軍增援時積極打援，是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朱德在之後的回憶中認為，由於前三次的反圍剿勝利，中央沖昏了頭腦，直接導致其放棄游擊戰術，轉而攻打大城市。
贛州戰役此役與淞滬抗戰幾乎同時發生（贛州戰役是2月4日至3月7日，一二八上海抗戰是1月28日至3月3日），十九路軍對日作戰傷亡慘重後，國軍的增援部隊為張治中的第五軍（下轄第87師和第88師）。之後準備增援上海的部隊為胡宗南的第一師和王均的第七師。
贛州附近的陳誠第十八軍及第十師、第八十三師等部隊參與贛州解圍。[2][3][4]離上海更近的駐無錫、蘇州一帶的上官雲相一師，駐浙江的戴岳一旅，駐江北的梁冠英一路皆按兵不動。[5]。
《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是1月10號下達，略早於一二八事變。一二八當日，中共組織了滬西反日大罷工，封鎖日廠，檢查日貨[5]，但也同時鼓動上海工人奪取武裝，攻擊國民革命軍，也鼓動國民革命軍士兵反對國民政府，影響了國民政府投入抗日戰爭[6]。
戰役背景
贛州是江西南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且為通往閩、粵、湘的交通要道，自古即為軍事重鎮。贛州城位於章水和貢水匯合之處，三面環水，僅南面是陸地，易守難攻[1]:2178。贛州城牆自東晉太康年間太守高琰築城始，又在五代後梁開平四年（910年）擴城。北宋嘉佑年間，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孔宗翰任贛州太守時，用鐵加固城牆，後經歷代修葺，有「鐵贛州」之稱[1]:2179。
當時，中國共產黨及紅軍政權內部以王明的「左傾路線」佔據統治地位，發佈「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批判「游擊主義」。在1932年初，多次命令紅軍進攻贛州城，再奪取吉安、南昌、九江等城。[7]贛州是當時贛南的經濟中心，人口約4萬人。如果此役攻克贛州，對紅軍發展和鞏固贛南12縣（贛縣、南康、大余、上猶、崇義、信豐、龍南、定南、全南、尋鄔、安遠）有利，且可使湘贛蘇區連成一片，鞏固其後方。
1932年1月9日，博古代表中央作了《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8]:223，要求紅軍佔領南昌、撫州、吉安、贛州等「中心城市」。然而紅軍內部存有不同意見，其中毛澤東認為紅軍裝備差，不宜進攻「中心城市」，朱德也不贊同發動此次戰役。周恩來抵達蘇區後，聽了毛澤東等的意見後，也認為時機不成熟，向中共臨時中央提出不打的建議。但遠在上海的博古既不懂軍事，也不了解實際情況，仍堅持紅一方面軍進攻「中心城市」[1]:2176，當即復電中央蘇區，要求在撫州、吉安、贛州三城中擇一而攻[8]:224。周恩來隨即召集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多數人同意進攻贛州[9]。
戰前部署
1932年1月1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了《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規定由彭德懷任前敵總指揮，紅三軍團和紅四軍為主作戰軍，贛南、贛東、河西、永吉太萬游擊隊和江西軍區預備隊為支作戰軍[註 1]，由陳毅負責指揮。紅十六軍進窺樟村，威脅吉安守軍，使其不能增援贛州。紅三軍擔任消滅寧都、於都境內的地方武裝。紅十二軍在寧化西南鞏固閩贛蘇區，紅五軍團就地整頓休息[1]:2177。
主作戰軍中，紅三軍團擔任攻城任務。紅四軍的第10、11、12師分別佈置在南康、新城、楊眉寺地區負責阻止援贛的粵軍[10]:298。《訓令》要求攻城部隊採取襲擊武器或強攻的戰術，儘快攻下贛州。組織有技術的工人和士兵，專門負責爆破城牆和挖掘地道。總預備隊在沙石埠附近做群眾工作，而地方部隊負責壓迫來援部隊，並相繼奪取大庚掩護紅軍攻城[1]:2178。
支作戰軍之贛南遊擊隊配合獨立第7師，防止會昌、尋烏和廣東東江一帶國軍騷擾。贛東遊擊隊以廣昌為中心，鞏固廣昌蘇區，並派部向南豐、宜黃、樂安方向游擊。河西遊擊隊相繼奪取遂川，永吉太萬游擊隊相繼奪取萬安[1]:2178。
贛州城駐紮有江西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直接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第12師之馬昆第34旅（2個團和1個獨立連）[10]:297六千餘人和地方靖衛團兩千多人，加上17個縣的民團指揮部，約一萬三千人[1]:2179[11]:173。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陳誠第18軍駐紮在贛州以北的峽江、吉安、萬安、安福等地；其南粵贛邊界的大庚、南雄、韶關又有粵系軍閥的第1、2師和獨立第1、2旅共十餘個團[10]:297，隨時可以增援贛州[1]:2178。
彭德懷則認為，贛州守軍只有馬昆旅的6000人，加上地方靖衛團2000人，如果有時間，國軍不來增援，則紅軍可以佔領贛州[11]:173。
戰役經過
1月中旬，彭德懷率紅三軍團和紅四軍分別由會昌和石城向贛州進軍。2月4日抵達贛州城東外五里亭和城西南郊。紅四軍行進途中，在新城附近殲滅增援贛州的粵軍獨立第1旅第3團大部，俘虜300餘人。與此同時，贛州守將馬昆命拆除外圍工事，撤入城中，集中兵力，縮短戰線，固守待援。其第67團守東門、小南門、建春門，第68團守南門、西津門，地方武裝和民團協助守城。而紅軍紅七軍攻打東門，紅三軍團第2師攻打南門，紅三軍團第1師攻打西門[1]:2180。
2月23日，紅軍抬着雲梯在機槍和炮火的掩護下衝到城牆下，架起雲梯攻城。守軍立即投擲滾木和手榴彈，並加大火力，使得爬城無濟於事。彭德懷見紅軍一次次的失利，決定改變戰法，由紅七軍負責以坑道爆破攻城[1]:2180。然而，中共高層已經設想在攻佔贛州後，將這裏定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保留城牆有利於「未來首都」的防禦，因此規定要保持城牆完整，不要炸得太厲害[8]:226。
紅七軍軍長張雲逸下令組成三支隊伍。第一支為爆破隊，由王耀南帶領，負責選擇爆破點，挖地道，安裝炸藥實施爆破。第二支為先鋒隊[註 2]，負責在爆破成功後突入城中消滅兩側守軍。第三支為政治偵察隊，由軍保衛科科長帶領，在打下贛州後，偵破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保證中央領導的安全。[1]:2181[12]
紅七軍迅速在東門外用沙袋壘出工事，架起機槍封鎖城門，掩護爆破隊挖地道，坑道口距離城牆四五十米遠。紅三軍團派來了一名曾經負責爆破會昌城牆的科長做技術指導。紅軍剛開始挖坑道時便被守軍發現，不斷地向坑道口射擊，投擲手榴彈。由於坑道口小，僅容三人作業，歷經十幾天才將坑道延伸至牆下[1]:2180。
當日晨，守軍的一個營從東門而出，衝向坑道口。掩護的部隊迅速用反擊，將進攻打退[1]:2180。爆破隊迅速佈置好炸藥，而先鋒隊也隱蔽在牆根下。上午10點，總指揮部下令爆破，城牆被炸出一個幾十米的缺口。守軍死亡200餘人，擔任進攻的部隊和先鋒隊也都有傷亡，其中先鋒隊僅剩四人。但馬昆接到密報後在東門外建起第二道防禦工事，並加強了兵力，紅軍組織了四次衝鋒均被打退[10]:300，東門爆破宣告失敗。而西門和南門的爆破都因為坑道積水，未能引爆炸藥[1]:2182。
紅七軍再次組成爆破隊，由姜茂生負責，而重組的突擊隊，由第55團團長黃勉昌指揮。與此同時馬昆電告朱紹良救援，朱命吉安陳誠部增援。陳誠派出11師、14師，由羅卓英率馳援贛州[1]:2182，於29日[1]:2183抵達贛州西北[12]，並在北門架設起一座浮橋。當晚馬昆冒險出城與羅卓英會面，兩人決定「縮小陣地，增兵進城，內外夾攻，以解贛圍」。羅遂派出第十一師第三十二旅旅長黃維帶領二個團和一個工兵營從偷渡入城，並令其一部從兩側包圍紅軍，未被紅軍察覺。3月1日，第11師31旅推進至黃金渡、歐潭、黎人坡一線，第32旅進至橫石、神背、通天岩。第14師41旅進至南橋、楊梅渡，第40旅進至赤珠嶺[10]:299。粵軍余漢謀部第一軍共二師二旅和一個教導團有增援之勢。彭德懷、滕代遠得知羅卓英援兵向贛挺進後，在2月23日電告中革軍委，提出「攻破可能性很小」[1]:2183。
然而中革軍委不顧實際情況，也未採納彭、滕二人的意見，反而在3月1日直接將總部移動至贛州前線直接指揮。同日發佈了《圍攻贛州的訓令》，《訓令》提出贛州附近建立了許多紅色政權，已將贛州圍困於蘇區之中。紅軍不但能攻下贛州，且能消滅來援國軍，從而更順利地奪取吉安。因此中革軍委又增調紅五軍團參戰，要求「堅決奪取贛州」[1]:2184-2185。3月4日，紅軍再次攻城，然而在攻城之前，一個原馬昆部下的紅軍叛逃，導致馬昆做了準備，故紅軍仍未得手[8]:226。紅軍連續四次攻城不下，卻仍屯兵城下。馬昆潛出城與羅卓英密謀，決定利用紅軍無防禦設施，部隊傷亡過大及疲憊進行偷襲[12]。3月5日，當紅軍正打算再次攻城時，國軍先前潛入城中的兩個團開始在城牆上打洞[1]:2186。
3月7日國軍分三路向紅軍發動襲擊，第1師的政委黃克誠由於攻城不利沒有睡着，聞外有異，便叫醒師長侯中英。侯中英走後，黃克誠帶領一個通訊班在一個隱蔽的地方向軍團司令部匯報，請求撤退，軍團參謀長鄧萍拒絕了請求。黃克誠又讓師直屬隊撤至南門以東的山上，此後再通知特務連連長劉少卿撤離師指揮部時，國軍已經打到了師部。黃克誠迅速帶領通訊班撤離，途徑機場時謊稱是羅卓英的部隊僥倖穿過。後黃克誠趕至2師師部，建議2師師長郭炳生指揮部隊撤退，但被以無上級命令為由拒絕。黃克誠返回1師駐地，由於紅三團一名軍官反水，告知了國軍紅軍的聯絡信號和集結地點，國軍遂挖通了抵達紅三兵團駐地的地道，師長侯中英在撤退時被俘[1]:2187。
紅五軍團迅速趕到了贛州，對國軍的圍襲進行反撲，掩護主力部隊撤退至白雲山、天竺山一帶[10]:301。3月8日，中革軍委意識到了攻克贛州已成為不可能，下令撤圍贛州。至此，歷時33天的贛州戰役以紅軍慘敗結束[12][1]:2188。
戰果及後續影響
在國軍偷襲紅軍時，紅三軍團第一師侯中英及其大部被俘，後侯被處決。紅四軍第17師政委張赤男、紅五軍團第13軍政委歐陽健等10多名師、團級紅軍將領陣亡[1]:2189。
贛州戰役歷時33天，紅軍方面不僅損失慘重，城未攻克，還影響其擴大和鞏固根據地的工作。後中國共產黨對此役之評價為「是左傾軍事冒險主義所造成的惡果」，認為左傾軍事冒險主義領導者對局勢的錯誤估計，認為奪取中心城市，便可以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盲目地派遣軍事實力和武器裝備都不足的紅軍，強攻國民黨控制下城防極為堅固的贛州。由於紅軍發動此次戰役，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廣東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使得紅軍日後的反圍剿更加困難[10]:301。
此次戰役紅軍在戰略指導上，違背了「戰略上持久，戰鬥中速決；戰略上以少勝多，戰鬥中以多勝少」的原則。同時，對守軍佈防的不明，導致不敢輕易攻城；對援軍判斷失誤，攻城和打援的關係處理不到位都是此役紅軍失敗的原因[10]:310。由於戰事的失利，同年3月，項英拜訪被冷遇的毛澤東，並請其重新出師參與軍事策劃[13]。3月中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召開了江口會議，總結攻打贛州的經驗教訓，確定紅軍下一步行動方針。
彭德懷在他的自述中表示，紅軍沒有在國軍援軍增援時積極打援，是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11]:175。朱德在之後的回憶中認為，由於前三次的反圍剿勝利，中央沖昏了頭腦，直接導致其放棄游擊戰術，轉而攻打大城市[1]:2190。
贛州戰役的時期，與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期幾乎同步（贛州戰役是2月4日至3月7日，一二八上海抗戰是1月28日至3月3日），紅軍行動牽制了國民政府無法專心對抗日軍。時任紅三軍團一師團政委方強後來評價說：「當時正處在『一· 二八』事變的形勢下，應當舉起抗日民族革命旗幟，適時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開展政治攻勢，揭露蔣介石賣國陰謀和發動內戰的反動實質，使全國人民深明大義，以擴大我黨我軍的政治影響。這樣對防止內戰，鞏固並擴大革命根據地，是十分有利的。 相反，打贛州，不僅沒有利用『一·二八』事變，在政治上打擊國民黨反動派，反而給蔣介石蓄謀已久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找了藉口。」[14]
有學者反對方強上述言論，認為《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是1月10號下達，早於一二八事變。一二八當日，中共組織了滬西反日大罷工，封鎖日廠，檢查日貨，堅持兩個多月，支援了十九路軍對日作戰。[5] 十九路軍傷亡慘重後，國軍的增援部隊為張自忠第五軍。之後準備增援上海的部隊為胡宗南的第一師和王均的第七師。贛州附近的陳誠第十八軍及第十師、第八十三師等部隊則參與贛州解圍。[2][3][4]離上海更近的駐無錫、蘇州一帶的上官雲相一師，駐浙江的戴岳一旅，駐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贛東的蔣介石嫡系部隊約六十個師的兵力皆按兵不動。[5]但事實上，蔣鼎文第9師、上官雲相第47師等中央軍，甚至贛州的陳誠第18軍五個師，皆受軍政部調遣，北上抗戰。[15]中央軍第八十七和八十八師、胡宗南第一師、王均第七師、李默庵第十師、蔣伏生第八十三師等部，皆受蔣介石親自調遣，增援上海。（詳見淞滬抗戰）
註釋
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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