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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斯圖爾特·瑟爾維斯（英語：John Stewart 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漢名謝偉思[1][2]（亦有翻譯為謝偉志[3]），美國外交官、中國通、美軍觀察組成員。
謝偉思出生於四川成都，是兩位在四川宣教的YMCA傳教士謝安道（Robert Roy Service）和謝道蘊（Grace Josephine Boggs）之子。謝偉思早年一直在中國居住，11歲便說得一口流利四川方言，並前往上海美童公學就讀高中。15歲時，他們全家移居加州，謝偉思便在伯克利就讀高中。
1927年秋天，謝偉思就讀歐柏林學院，主修美術史和經濟學，亦參加越野跑和田徑隊（後來在華期間因此得了個暱稱「兔子」）。1933年，謝偉思在畢業後通過了外交官考試，進入外交界工作。四十多年後的1977年，歐柏林學院授予其榮譽學位。
最初，謝偉思在美國駐昆明領事館擔任書記員，兩年後前往北京學習漢語。1938年，他前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在高思手下工作。當高思晉升為美國駐華大使後，謝偉思亦晉升為美國駐華大使館三等秘書，後又晉升為二等秘書。
抗日戰爭初期，謝偉思曾撰寫報告，措辭嚴厲地批評國民黨和蔣中正是「法西斯主義者」「不民主」「封建專制」[4]，引起了時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史迪威隨員的另一位中國通約翰·佩頓·戴維斯的注意。1943年夏天，戴維斯借參加美軍觀察組的便利，挑選謝偉思作為美國國務院代表，正式地訪問陝甘寧邊區。
1944年7月22日，謝偉思到達延安，會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謝偉思在接下來四個月里，撰寫報告稱共產黨的領導人較為「進步」和「民主」[5]，「共產黨在中國會一直存在，中國的命運亦是他們的，不是蔣介石的」[6]，並批評國民政府和蔣中正腐敗無能。謝偉思及其他從事政治分析的美國外交官最終的結論是呼籲美國支持共產黨而非國民政府。他們認為內戰不可避免，而共產黨才是贏家。如果美國支持中國共產黨，便可將其帶離蘇聯影響，而若美國將中國共產黨視為敵人，則他們將與蘇聯更親近。
新上任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亦希望國共合作並統一，並提出了一個五點計劃，希望國共之間分享權力。蔣中正予以拒絕，並提出另一個三點計劃，使得共產黨在國民政府里毫無實權。最終，赫爾利同意了蔣中正的計劃。謝偉思和其他外交官要求正視和適應共產黨日益增長的實力，赫爾利置之不理，並使得國務院將謝偉思等人召回美國，日後更指責他們造成了美國在華外交的失敗。[7]1945年初，謝偉思回到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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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亞雜誌》是創辦於1937年的政治雜誌，創辦人是弗雷德里克·范德比爾特·菲爾德和菲利普·雅菲。前者是左翼政治活動家，且因為政治立場而無法繼承高祖父、「鐵路大王」康內留斯·范德比爾特的家族財產；後者是歸化美國的俄國烏克蘭人，事業有成，且對共產主義有興趣。該雜誌的撰稿人包括拉鐵摩爾、畢恩來、陳翰笙、冀朝鼎等人，甚至連後來被證實為蘇聯間諜的約瑟夫·彌爾頓·伯恩斯坦亦曾短暫撰稿，故其政治立場一向偏左。
1945年4月19日，聯邦調查局在華盛頓斯塔特勒酒店監聽到謝偉思和雅菲見面，並認為謝偉思將一份機密文檔給了後者，其中包含中方（應是指國民政府）秘密提供給美國政府的一些材料[8] 。FBI會如此懷疑，蓋因謝偉思在華多年，與記者們多有交集，甚至曾接觸共產黨人，搜集情報輕而易舉。高思後來在麥卡錫時代作證時指出：
在重慶，謝偉思先生是大使館官員，從事政治分析……他的工作就是不放過任何能拿到的消息……他會去見美國以外的新聞社記者。他會與中國記者接觸。這麼說，任何使館區裏的人，只要有可能知道點兒什麼，他都會接觸……他還去過國民黨的總部……他也去過共產黨的行政中心。他在重慶認識的人形形色色，只要能給他點兒消息就成。他一點一點拼湊出當前狀況，甚至比我們還早知道中國的情況，他做得相當出色。[9]
最終，FBI探員闖入雜誌社，發現數百份政府文件，許多是涉密的。謝偉思因此被捕。[10]J·埃德加·胡佛曾認為謝偉思「罪證確鑿」[11]，但當司法部將證據呈交給大陪審團時，大陪審團只同意起訴雅菲，卻以20比0的大比數決定不起訴謝偉思。
1946年至1951年，謝偉思一直要參加聽證會，確認其忠誠且不會威脅國家安全，只有1948年例外。謝偉思在國務院的好友查爾斯·約斯特會幫他作證。每次聽證會上，謝偉思皆得清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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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14日，約瑟夫·麥卡錫指控謝偉思同情共產主義，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下屬的國務院職員忠誠調查委員會（又以其主席姓氏名為「泰丁斯委員會」）認為對謝偉思的指控不成立，但一份最終報告認為謝偉思的忠誠有「一定疑點」，故此國務卿艾奇遜將其革職。1954年，當年拔擢謝偉思的戴維斯，亦因中國問題而被國務卿杜勒斯革職，且再無緣外交界。
1952年起，謝偉思向國務院申訴要求復職，此事甚至一路上訴至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一致判決謝偉思勝訴，[13]因為國務院並未發現謝偉思不忠或危害國家安全，故革職屬於違法。[14]更有人稱，「FBI的監聽證據一下子讓謝偉思的實際地位變得毫無爭議，畢竟要是他是個秘密的共產主義者，那早就有更顯著的證據出現在文字記錄里，若他真是個間諜就更該如此」[15]。
大約60年後，喬納森·米爾斯基（Jonathan Mirsky）在其對謝偉思傳記的書評里寫道：「大概在他逝世前十多年，謝偉思曾在與我的兩通電話里承認，他給了雅菲一份絕密文檔，裏面是國軍戰鬥序列，包括其在前線的準確位置。」米爾斯基亦提到，謝偉思早已料到有許多人認為這是叛國，而他自己也清楚，還表示「我不吐不快……那時候我上了當，很傻很天真」。謝偉思亦表示，他對於後來毛澤東的清洗整肅是選擇性無視的。因為「我希望他們獲勝，因為我覺得他們比國民黨好，要是我們一直跟他們對着幹，那麼政權交替之後我們就會被拒之門外」[16]。然而，該傳記的作者琳恩·喬因那（Lynne Joiner）表示：「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裏，我與謝偉思進行了廣泛的交流，但他並沒有對我說過這種事，亦未曾透露給其他熟人……謝偉思不曾料到這些證據在有生之年會用來對付他，更遑論在他逝世後十年還有人這麼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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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謝偉思回到國務院工作，最初在運輸部門工作，1959年在內部聽證會上重獲清白，但國務院為了避免參議院再來干涉，便將其派駐至英國利物浦的總領事館，且既不配備官銜，也不確定薪水等級。[18]所以謝偉思儘管在每個崗位上都兢兢業業表現出色，仍然沒有出頭之日。最終，謝偉思於1962年退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了政治學碩士學位，並在該校中國研究中心擔任圖書管理員和編輯。
1971年，謝偉思成為少數可以回到中國訪問的美國人之一，此行還見到了當時的總理周恩來。他在美國度過餘生，1999年2月3日逝世於加州奧克蘭。[19]
謝偉思的報告認為國民黨沒有能力與共產黨抗衡，且共產黨作為一定會奪取政權的勝利者，是美國需要拉攏的對象。在國共內戰之前，謝偉思就認為共產黨會獲勝，因為他們能治理腐敗、贏得民心、組織下層群眾。[20]然而，謝偉思認為共產黨會領導一個中左派政府，實際上毛澤東的經濟計劃是極左的。謝偉思更認為如果有美國支持，共產黨亦可以接受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改革。後來，謝偉思還認為，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良好關係有可能使得韓戰和越南戰爭減弱甚至得以避免。[21]
- 《亞美論集：中美關係史上若干問題》
- 《在中國失去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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