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科

《蜀科》是三國時期蜀漢的法律。

蜀漢在劉備定都成都以後，就着手制定典律。根據《三國志·蜀書·伊籍傳》記載，諸葛亮、法正、伊籍、劉巴和李嚴等人「共造蜀科」以推行諸葛亮「以法治蜀」的主張，有兩卷^[1]，但其內容已不可考。《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蜀國用刑嚴峻。

亂世重寬容，弛世用重典。《三國志》中批評劉焉、劉璋父子治蜀，「德政不舉，威刑不肅」，〈法正傳〉更清楚指出，劉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挾其財勢，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為亂者，十戶而八。

為徹底扭轉此亂局，諸葛亮厲行「先理強，後理弱」的策略。「理強」為力行法治，限制和打擊「專權自恣」的官僚及豪強，「理弱」則是努力扶植農民，發展生產。

諸葛亮的法治哲學主要來自於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韓非，以及前漢的新儒家董仲舒。諸葛亮主張治國應法、禮並用，威、德並行，強調訓章明法、勸善黜惡，亦即以法為體，着重公平客觀原則；以德為用，着重教化為本。以商鞅之法，卻不迷信其權威主義，取其理法，結合儒家教化，將行法與教化合而為一。

為勸戒及訓勵蜀國官員將士，制定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執行條章，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為準則。經過這樣的「法治革新」運動，蜀漢政權的工作效率明顯提高，吏治也逐漸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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