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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地可工程學院大屠殺（法語：Tuerie de l'É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éal，英語：École Polytechnique massacre），又被稱為滿地可大屠殺，是1989年12月6日發生於加拿大滿地可工程學院的一次屠殺。25歲的馬克·萊皮納（Marc Lépine）攜帶迷你14來福槍和獵刀在學院內槍擊28人後自殺。萊皮納進入一間教室將男性和女性分開，在聲稱「與女性主義戰鬥」後對女性進行射擊。在射中9人，其中6人死亡後，萊皮納穿過走廊，在學校餐廳和另一間教室再次對女性進行射殺。最終，萊皮納槍殺了14名女性，射傷10名女性和4名男性後開槍自殺。[1][2]該事件發生多年後一直是加拿大歷史上最嚴重的大規模屠殺，這一紀錄直到2020年新斯科細亞槍擊案才被打破。[3]
萊皮納的母親是法裔加拿大人，父親是阿爾及利亞人，曾受父親虐待。萊皮納在遺書中表明了他的政治動機，並認為女性主義毀了他的生活。這份遺書包含了一份19名被萊皮納認為是女性主義者的魁北克女性名單，並清晰表達了殺死他們的願望[4]。
事件發生後，加拿大人對事件進行了不同的解讀，並對事件的影響和萊皮納的動機進行了辯論。許多女性主義團體和官員將屠殺認定為一場反女性主義的攻擊，反應了社會上廣泛存在的針對女性的暴力。[5][6][7]事件後每年的12月6日被設定為全國反針對女性暴力行動與紀念日。其它對事件的解讀強調萊皮納在童年受到虐待，或者認為這次屠殺是一次狂人的孤立行為，與其它社會問題無關。[8][9]仍有評論家將事件歸咎於媒體上的暴力，以及不斷惡化的貧窮和社會的冷漠，特別是在移民社區。[10][11][12]
這次事件促使加拿大通過了更嚴格的槍支管制法律。[13]這次事件也使警方改變了應對槍擊事件的策略，這些變化在後來的道森學院槍擊事件中使傷害降到最小而受到讚揚。[14]
1989年12月6日下午4點左右，馬克·萊皮納攜半自動來福槍和獵刀到達滿地可大學下屬的滿地可工程學院。[1]這支來福槍是萊皮納於11月21日在滿地可的一家checkmate sports店裏購買的，當時他向店員聲稱購買槍支用於打獵。[15]在事件發生前幾周，他至少到達過工程學院七次，因此對建築佈局非常熟悉。[1]萊皮納在二樓的註冊辦公室坐了一會兒。有人目睹他在一個膠袋裏找東西，並沒有與任何人談話，即使工作人員曾問他是否需要幫助。
他離開註冊辦公室後曾在樓裏其它地方出現，隨後進入了二樓的機械工程教室。當時教室裏大概有60名等待5點10分上課的學生。[1]在學生準備做演講之前，萊皮納叫所有人停下，並按性別分為兩組。開始學生認為這是一個玩笑，並沒有人行動，直到萊皮納向天花板開了一槍。[16]萊皮納將9位女性從人群中分開後，並命令所有男性離開。[10]他用法語問教室裏的女性是否知道她們為什麼在這裏。當其中一位回應不知道後，他答到「我在與女性主義戰鬥」。其中一名學生納塔莉·普羅沃斯特（Nathalie Provost）說道「看，我們只是學工程的女性，並不一定是準備上街遊行探討是不是應該反男性的女性主義者，我們只是準備過普通生活的學生」。萊皮納回應「你們是女性，你們將成為工程師。你們是一群女性主義者。我討厭女性主義者」。隨後他從左到右向女性開火，殺死6名，傷3名，包括普羅沃斯特。[1][4] 在離開這間教室前，萊皮納在一名學生的作業上寫了兩次"shit"。[10]
萊皮納穿過二樓走廊，期間射傷三名學生。隨後進入另一間教室，在兩次嘗試射殺女性學生失敗後，萊皮納進入應急樓道重新裝填子彈。隨後重新回到剛才離開的教室，此時學生已經將門鎖上。[1]在開三槍仍沒能打開門之後，萊皮納在走廊上射傷一名學生。在走到財政服務辦公室之前，通過窗戶射殺了一名女性。[1]隨後萊皮納走到一樓的餐廳，當時餐廳裏聚集了上百人。在他射殺了靠近廚房的一名女性並傷了一名學生之後，餐廳裏的人群開始逃竄。在餐廳的儲藏室裏，萊皮納槍殺了躲在那裏的兩名女性。他命令躲在桌子底下的一男一女兩名學生出來，但沒有向他們開槍。[1]
萊皮納走向通往電梯的路上向一名女學生和兩名男學生開槍，然後進入另一間教室。叫三名正在做演講的學生「滾出去」後，射傷了站在講台上的瑪麗斯·勒克萊爾。他向第一排的學生開槍，並射殺了兩名試圖逃跑的女性，其他學生則躲在桌子下面。萊皮納向一些女學生方向移動，射傷了三名並槍殺了一名。萊皮納換了彈匣回到教室前排，並向各個方向射擊。受傷的勒克萊爾在萊皮納掏出獵刀後開始求救，而萊皮納刺了她三下。接着萊皮納脫下帽子，用外套把來福槍包起來，喊到「啊，狗屎「，並朝頭部開槍自殺。此時距他發動攻擊已過去20分鐘。仍有大約60枚子彈留在彈匣內。他一共射殺14名女性，傷10名女性和4名男性。[1][2]在應答報警者後，滿地可警察局長皮埃爾·勒克萊爾進入樓裏，發現被刺傷的女兒瑪麗斯。[17][18]
魁北克和滿地可政府宣佈默哀三天。1989年12月11日，九名遇難者的葬禮在滿地可聖母大教堂舉行。時任總督讓娜·索韋, 總理馬丁·布賴恩·馬爾羅尼，魁北克省長羅貝爾·布拉薩和滿地可市長讓·多雷與其他幾千人參加了葬禮。[18]
馬克·萊皮納的穿的夾克口袋裏有一封遺書和另外給朋友的兩封信，落款均為屠殺發生的當天。遺書的部分細節在事件發生後兩天由警察公佈，但是全文沒有被公開。[19][20]媒體曾根據信息獲取法案要求警方公開遺書內容，但警方拒絕了這些要求。[21]事件發生後一年，萊皮納的一份三頁陳述被洩露予記者兼女性主義者弗朗辛·佩爾蒂埃（Francine Pelletier），陳述中有一份被萊皮納認定為女性主義者並想殺死的十九名魁北克女性名單，其中包括佩爾蒂埃自己，一名聯邦主義者領袖，一名政治家，一位電視製作人，和六名政府官員。[22][23]去除這份名單的陳述信最後由佩爾蒂埃供職的滿地可報紙La Press公開。[24]萊皮納在陳述中自認為很理性，並認為女性主義者毀了他的生活。他將發動攻擊的原因歸咎於他對尋求社會變革以保持女性優勢並掌控男性的女性主義者的憤怒。[25]他還提到了丹尼斯·洛蒂（Denis Lortie），一位於1984年5月7日在魁北克省議會槍殺了三名政府僱員並傷及13人加拿大陸軍士兵。[26]
馬克·萊皮納出生時叫加米爾·加比，母親是法裔加拿大人，父親是阿爾及利亞人。萊皮納的父親是一名共同基金銷售員，輕視女性，曾在肉體和語言上虐待妻子和兒子，並且不希望母親和兒子之間的溫和關係。[27][28]在加米爾9歲時父母分開，他的父親迅速與他斷絕父子關係。[27]他的母親回去做護工以支撐家庭。按照他母親的安排，加米爾在工作日需要呆在其它家庭。出於對他父親的憎恨，加米爾在14歲時將名字改為馬克·萊皮納以隨母姓。[27]萊皮納在1980年到1981年曾嘗試加入加拿大陸軍，但遺書說明他因為「反社會」而被拒絕。[29]根據警方在事件發生後發佈的萊皮納個人簡歷，萊皮納天資聰穎卻面臨很大的障礙。[4]他不喜歡女性主義者，以事業為重的女性，以及從事傳統男性工作的女性，比如警察。[29]萊皮納在1982年就讀魁北克CEGEP系統學習科學，但在第一年轉入三年制的電子工程項目。在最後一學期，萊皮納退學，並沒有任何解釋。[30][31][32]萊皮納在1986年和1989年曾申請滿地可工程學院，但因為缺少兩門CEGEP課程被拒絕，[33]但在1989年冬季補上了其中一門。[1][13]
這場屠殺極大地震驚了加拿大社會。加拿大政府及犯罪公正局擔心過度的公開討論會使受害者家庭更加悲痛，以及導致反女性主義的者暴力行為。[4]因此並沒有舉行公開記者會，[34]萊皮納的遺書也沒有正式公開。關於萊皮納及殺人動機的警方調查仍然進行，[35]調查報告沒有公開，但有一份報告提供給法醫以支持他的調查。[1][36]媒體，學者，婦女組織和遇難者家庭抗議沒有舉行記者會以及信息不透明。[4][10][37]
受害者的性別和萊皮納在屠殺時和遺書中的言論使事件很快被認定為反女性主義者的襲擊，以及針對女性暴力社會問題的典型案件。[38][39]研究女性主義者的學者認為萊皮納的行為來源於社會上廣泛的厭女症，包括對針對女性的暴力的容忍。[5][40][41]學者將這次事件視為謀殺型自殺中的一種，即兇手在公共場合的謀殺一個群體，然後打算「光榮中死去」。[42]犯罪學家認為這次事件為針對女性的仇恨罪，因為受害者僅僅因為是女性就被選中為加害目標，並且目標可以被替換為其它女性。[43][44][45]萊皮納的母親不明這次事件是否指向她，因為一些人因為他是單身工作女性而認為她為女性主義者。[28]其它人，包括電視新聞工作者芭芭拉·弗魯姆（Barbara Frum）辯解稱這次事件不是反女性主義襲擊或針對女性的暴力，並且質問人們為什麼通過暗示這是針對一個群體的行動來淡化這場悲劇。[9][46]
根據馬克萊皮納的遺書，一些人認為這次事件為狂人的孤立案件。[25][4][9]一名心理醫生訪問了萊皮納的家庭和朋友，並檢查了他的文字。他表示自殺為萊皮納的主要動機，並選擇了一種特別的方式：在殺死其它人後自殺，為一種人格障礙。[1]其它心理學家強調萊皮納在童年時期受到的創傷，童年的打擊可能對他的大腦造成損傷。或者萊皮納患有思覺失調，在試圖抹除關於父親的痛苦記憶時失去了認知真實的能力，並認同控制女性的暴力的男權主義。[47][48]另一種不同的理論認為萊皮納在童年時期遭受的虐待使他在後來的生活中面對失敗和拒絕時認定自己是受害者。[48]萊皮納的母親因為他在童年時曾遭受虐待和體驗到遺棄的感覺，因而懷疑他是否患有依戀障礙。[49]
其它更寬泛的理論將萊皮納的行為歸咎於由社會變化帶來的貧窮、無助、自我封閉和男女兩極分化。[11][50]由於萊皮納對暴力電影的興趣，一些人認為媒體和社會上的暴力行為對萊皮納的行為產生了影響。[10]在2006年9月13日發生道森學院槍擊案後，加拿大環球郵報專欄作家黃明珍表示萊皮納因為是移民而在魁北克社會被孤立，而這一說法引起了爭議。[12]
事件的傷者和目擊者在生理、社會、存在價值、經濟、和心理均受到影響，包括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綜合症。一部分學生因此自殺，其中兩名在遺書中提到自殺的原因為經歷屠殺帶來的痛苦。[51]事件九年後，仍有倖存者表示他們受到這次經歷的影響，即使這些影響因時間而減弱。[51]
警察因為留給萊皮納足夠多的時間作案而受到猛烈的批評。第一批到達現場的警察先在建築四周拉起隔離帶並停留了一陣才進入樓里。在這段時間內，已有部分女性被殺害。[1][52]這次事件促使警察加快對緊急事件的響應，減小了2006年發生的道森學院槍擊案中的傷害。[14]
這場屠殺是加拿大槍支管制運動的主要原因。海蒂·拉特簡（Heidi Rathjen）是事件倖存者中的一位，當時她在一間萊皮納沒有進入的教室里。她與溫迪·庫基爾（Wendy Cukier）一起組織了槍支管制聯合會[13]。一名受害者的雙親，蘇珊納·拉普蘭特-愛德華（Suzanne Laplante-Edward）和吉姆·愛德華（Jim Edward）也參與其中。他們與其他人的行動促使加拿大議會在1995年通過了C-68法案，又被稱為武器法案。[53]該法案實行更嚴格的槍支控制條例，包括對持槍者進行培訓，監視槍支用途，管制槍支彈藥的儲存以及槍支註冊制度。在2009年至2012年間，事件倖存者和他們的家庭公開抗議史蒂芬·哈珀領導的保守黨政府試圖廢除長槍註冊制度。[54][55][56]2010年9月，議會曾以微弱優勢駁回相關提案。[57][58]但是保守黨在2011年加拿大聯邦大選中獲得多數席位，長槍註冊制度於2012年4月被廢止。[59]魁北克省政府隨後通過了短暫的禁令，阻止銷毀省內已經註冊的槍支資料，並繼續在省內推行註冊制度。[60]
這場屠殺極大刺激了加拿大婦女運動，被視為針對女性暴力的標誌事件。「這些年輕女性的死不會毫無意義，我們保證」，加拿大女性主義者朱迪·瑞比克（Judy Rubick）說道，「我們會把對事件的哀悼轉化為中止男性針對女性暴力的行動」。[61]作為對屠殺的回應，加拿大國會下議院成立了女性地位委員會。委員會在1991年6月發佈了一份《針對女性的戰爭》的報告，但是這份報告並沒有獲得所有委員的署名。[62][63]根據報告的建議，聯邦政府在同年8月成立了加拿大針對女性暴力專家組。專家組在1993年6月發佈了一份名為《改變現狀：中止暴力——達到平等》的最終報告。專家組還提出了一份兩條路徑的「國家行動計劃」，由「平等行動計劃」和「零容忍政策」組成，旨在通過政府政策提高女性地位以及減少針對女性的暴力。對這個專家組的批評包括缺乏可執行的時間表和策略，以及即使提出了超過400項建議，這份報告也沒有產生實質影響。[64]
事件中的男性倖存者因沒有阻止萊皮納而受到指責。在一次事件後立即舉行採訪中，一位記者質問一位男性倖存者為什麼在萊皮納明確針對女性的情況下，他們「放棄」了這些女性。[65]曾在1984年勸降丹尼斯·洛蒂的下議院警衛官勒內·賈爾伯特（René Jalbert）表示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至少應該介入以分散萊皮納的注意力，同時也表示「不應該要求普通人在恐怖事件中表現得像一個英雄」。[17]專欄作家馬克·斯泰恩（Mark Steyn）表示男性在屠殺中的不作為表明了在加拿大男性中普遍存在的「消極文化」（culture of passivity），這使得萊皮納能夠無節制地開槍:"定義當代加拿大男性形像的不是萊皮納，而是教室里的教授和學生，當被萊皮納命令離開時，他們便溫順地照做，將他們的女性同學遺棄給命運——在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其它文化里，男性都不會考慮這麼做"。[66]
男性學生和教職員工表達了沒有試圖阻止萊皮納的悔恨，[10]但是其中一位倖存者納塔莉·普羅沃斯特（Nathalie Provost）認為他們並不能做什麼來阻止這場悲劇，她的同學們不必為此自責。[67]
女性主義者經常因為認定這次屠殺為男性針對女性暴力的標誌事件而被批評。比如多倫多大學計算機系教授查爾斯·拉克福（Charles Rackoff）將為紀念屠殺而舉行的守夜與三K黨比較。「重點是用死者作借達成女性主義的左翼目標」，他寫道，並不比三K黨「以一位黑人謀殺了一位白人作藉口以達到他們的目的」更正義。[68]
相對溫和的評論集中於萊皮納是一個「孤立的槍手」，並不能代表所有的男性。在西方文化中，針對女性的暴力不論在官方還是在民間都不被寬恕更不被鼓勵。這種觀點認為女性主義者的紀念活動以性別分裂了社會，並對男性施加罪惡感，是針對男性無差別的暴力。[69][70]男權主義者和反女性評論家表示女性主義導致了針對女性的暴力，對減少槍擊案沒有益處，並視這場屠殺為男性面對挫折的極端表達。一部分人視萊皮納為男權主義的英雄，並榮耀他的行為。[71][72][73][74][75][76]
自1991年起，每年的12月6日被設定為全國反針對女性暴力行動與紀念日，敦促人們採取行動消除針對女性的歧視。[7]1991年，一群男性在安大略倫敦市舉行白絲帶集會以紀念這場屠殺，提醒人們注意到男性針對女性暴力普遍存在，白絲帶象徵着「男性放下武器的意圖」。[77]每年12月6日，全國均有活動紀念死亡的女性，全國許多地方都立有紀念碑紀念此事件。[25]雪嶺－聖母鎮在離工程學院不遠的地方，德賽爾大道和瑪麗女王路的交匯處建造了1989年12月6日廣場以紀念這場屠殺，廣場上建有藝術家羅斯 - 瑪麗·古萊特（Rose-Marie Goulet）建立的十四女王本堂（Nef pour quatorze reines）。[78]廣場為每年舉行紀念活動的地方。[79]
建造於溫哥華的一座「獻給所有被男性謀殺的女性」的紀念碑引起了爭議，因為這暗示着所有的男性都是潛在的謀殺犯。[80]參與這個紀念碑項目的女性收到了死亡威脅，溫哥華公園管理局隨後禁止在未來興建「敵對」其它群體的紀念碑。[81][82]
人們也通過其它形式紀念這次事件，比如電視，音樂會和流行音樂。一場由亞當·凱利（Adam Kelly）導演的名為《夾克》（The anorak）戲劇被滿地可憲報評為2004年最好的戲劇之一。[83]由丹尼斯·維倫紐夫（Denis Villeneuve）導演的名為「工程學院」（Polytechnique）的電影在2009年上映，但是卻因是否有必要在商業電影中重現這場悲劇而引起爭議。[84][85]一些不同風格的歌曲也與這次事件有關，包括民謠搖滾樂隊Open Mind創作的"Give Us Back The Night"，死亡金屬樂隊Macabre創作的「Montreal Maasacre」，[86]Wyrd Sisters創作的「This Memory」和Evalyn Parry創作的「14（紀念12月6日）」。2009年，馬克·萊皮納的母親發表了《後果》，紀錄了他在事件之後的懊悔和痛苦。她一直保持沉默直到2006年為紀念道森學院槍擊案而開口談論這次事件。[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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