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英語：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是韓丁於1966年出版的一本書，描述了1945年至1948年中國共產黨在「長弓村」（Long Bow Village，實為位於山西潞城市微子鎮的張莊，韓丁把「張」字拆開，稱張莊為「長弓村」）進行的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的土地改革運動。
背景
韓丁於1937年首次來到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回到中國，於1947年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工作，傳播農業技術。當該計劃因缺乏資金關閉時，他在山西南部潞城縣的北方大學教英語。[1]1948年春節後不久師生離校，上級派出當地幹部組成的工作隊。韓丁也在內，他們被送到他稱之為「長弓」的村莊（張莊），在城市以南10英里處。他住在那裏八個月，在田裏工作，這些經歷成為《翻身》的材料。[2] 離開張莊後，韓丁留在中國擔任教師和拖拉機技師。直到1953年，這些被描述於他在1970年出版的書《鐵牛：中國農業革命紀實》。他於1953年離開中國時護照已經過期，取道蘇聯和歐洲返回美國。當美國海關官員沒收了這本書的1000多頁手稿時，韓丁起訴，要求拿回，但手稿後來被詹姆斯·伊斯特蘭參議員為首的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接管。這些筆記和論文直到1958年才被拿回。[2][3]
1948年，韓丁在張莊的逗留讓他親眼目睹了中共鄉村政策中的一個階段，但他的書也展現了早期階段戲劇化的場景。他陪同一支工作隊，派出檢查和控制地方執行《土地法大綱》，1947年10月10日，1911年辛亥革命紀念日，中共北方局發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土地法給了地方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這種靈活性部分是中心指示的預期結果——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地強調，必須根據當地情況改變一個人的具體政策。但這也源於當地幹部之間的觀點分歧，被誤解或錯誤實施的命令，成功的地方反抗以及戰爭的整體混亂。」[4]
這些不確定性反映了許多未解決的爭論和波動。早在1927年，毛澤東就把土地改革看作在農村獲得支持和建立黨的管理的關鍵。黨的領導人就暴力程度等問題進行了鬥爭；是否要吸引或瞄準耕種大部分土地的中農；或將所有土地重新分配給貧農。[2] 在抗日戰爭和第二次統一戰線期間，黨強調孫中山溫和的「耕者有其田」計劃，將租金限制在農作物的37 1/2％，而不是土地再分配。除非他們與國民黨政府積極合作（那些村莊精英很少有理由這樣做），否則黨的領導人不想疏遠富農和地主，他們的支持對戰爭至關重要。[5]
1946年中國內戰爆發改變了計算。中共決定動員絕大多數的村民，同時攻擊頂端的10％。1946年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比較溫和的指示，即通過群眾鬥爭來實施「耕者有其田」方案，但保護中農擁有土地和富貴地主的權利。但7月7日，東北局負責反對蔣介石在滿洲的部隊的行動，下令實行一項針對所有地主和富農的激進戰略，並派出工作隊管理這一進程。工作小組匆匆忙忙，沒有多少調查，導致了中共的信譽和支持的損失。這是很危險的，因為許多軍官和普通士兵來自中農、富農家庭。[6]
1947年10月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通過實施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綱領，消除被稱為「封建剝削」的地租，消滅地主身份。最重要的規定要求平等的土地分配。然而，中共黨內存在分歧，政策多次轉向。一方面，有時候黨的所謂「左傾」，比如把地主全部徵收，另一方面是「右傾政策」，甚至腐敗，比如對地主給予特殊待遇，以換取金錢或性好處。[7][8]
儘管如此，在1947年10月10日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中，中共將土改運動交到貧苦農民手中，以繞過被認為是保護村莊權力的當地黨員。為了克服家庭和友誼的關係，一個村莊的團隊被派去攻擊鄰近村莊的精英。有關這種暴力的報道破壞了軍隊士氣和土地沒收，破壞了農村的生產。然而，到了1948年夏，這場運動成功實現了它的關鍵目標，確立了中共對糧食和大豆市場的控制，土地改革運動結束。[6]
內容
他解釋了中共的戰略，提出了這場運動在貧困農民中建立革命意識和權力基礎的成功，也說明了它的錯誤和過度，特別是對富農和地主的暴力。
1948年春夏，韓丁生活在長弓，親眼目睹書中描述的場景，收集了口述歷史和文獻資料，描述他抵達前的三年鬥爭。作為背景，他解釋了該地區的極端貧困，他說這使地主制度變得特別殘酷，而日本軍隊的戰時佔領則將村莊劃分為合作者和非合作者。[9] 他指出，這個村莊並不典型。首先，天主教徒、少數民族眾多，許多家庭在該地區沒有祖先根源，這意味着家族結構薄弱。更重要的是，長弓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佔領和固守的少數幾個村莊之一。因此，村莊在戰爭期間沒有經歷過毛澤東對華北基地新民主主義政策的聯合抵抗和適度改革時期。「長弓」，韓丁寫道，「在幾天的時間內從反動堡壘躍升到革命風暴中心。」韓丁寫道，時間的濃縮允許他看到土地改革運動的所有階段，而其他村莊歷時更長。[10]
韓丁解釋說，他寫的這本書「借用了小說家、記者、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文學武庫。最後，我所創作的內容似乎在精神上和內容上都與紀錄片相似。我把它稱為在一座中國村莊的一部革命紀錄片。「 [11] 韓丁認為，比簡單地把土地交給無地者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旨在提高貧農的政治意識。他解釋說，「fanshen」一詞的字面意思是轉個身或「翻身」，在革命用法上就是，改變思維方式並參與革命。數以億計的失地農民和土地貧瘠的農民，他們打算站起來，甩開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庫存、工具和房屋。「但這更多意味着：「它意味着甩掉迷信和學習科學……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書叫做翻身。」[12]
出版
1966年由每月評論出版社出版，但它同意出版這本書是在這本書被其他幾家出版社拒之門外後。佳釀出版社（Vintage Press）的平裝版售出超過20萬本。[2] 另一平裝版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於1997年出版。
評論和影響
哈佛大學學者史華慈在《紐約時報》上寫道，韓丁的著作「非常有價值，但也是非常有問題的，與該時期的所有其他資料一樣。」「作為一個不相信作者的信仰、即毛澤東已經發現了人類自私的治療方法或人類被人剝削的廢除方法、並且認為這本書的教義很簡單、不真實、並且經常在極力嘗試的人，我堅持認為，韓丁先生在共產主義接管前夕對我們了解中國北方村莊的生活做出了寶貴貢獻，並在某種程度上為我們提供了獨特貢獻……」[13]
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家莫頓·傅瑞德指出：「這本書所帶來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它的可靠性。」 [14]馬丁·貝爾納告訴《新政治家》的讀者說，《翻身》 「詳細介紹了一個村莊不斷變化的社會和經濟結構……僅僅這些描述就能使這本書成為中國革命的兩大經典之一，另一本是《紅星照耀中國》」。[15] 威廉·詹納爾稱其為「西方人關於近代中國曾經寫過的最深刻、最具啟發性的書籍之一」。詹納爾寫道：「辛頓先生對土地改革的支持和他被派往村莊執行的工作隊的認同並沒有限制他唱歌讚美他；他的同情、真誠，使他能夠在所有細節中講述故事，即使在血腥時也是如此。錯誤、不必要的暴力、政策變化引起的混亂。極端傾向和信任危機在故事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從而使得這些成就看起來更真實更有價值。」[9]
人類學家安·安娜諾斯特（Ann Anagnost）寫於1994年：「也許這本書改變了美國冷戰觀念對中國革命的看法。」 [16]
續集：深翻
1971年4月23日韓丁一家抵達北京，在中國停留了七個月。其間，在北京二七車輛廠停留了五個星期，在清華大學停留了十八天；在山西中部的大寨，他和陳永貴多次聚談；最後在張莊住下來，伴隨整風工作組到秋收結束，為準備明年種植莊稼進行深翻。[17][18] 韓丁在1983年出版《深翻》（英語：Shenfan: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描述了《翻身》到文化大革命後的張莊。中文版《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紀實》於2008年由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出版。
《中國季刊》的一位評論家寫道，這本書「引起了它是否可以作為準確的描述和分析被認真對待的懷疑」。評論解釋說，「通過文革的稜鏡，他負有毛主義的價值觀（儘管他承認毛時代的消極一面），並且因為他是長弓的一個演員」。[19]
韓丁的女兒韓倞製作了紀錄片《長弓三部曲》（The Longbow Trilogy）（1984），展示了1980年代長弓村的變化。
1975年，劇作家大衛·哈利（David Hare）將《翻身》改編為話劇。1990年，山西電視台將《翻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
註釋
參考文獻和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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