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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書紀年》是中國西晉武帝時在汲郡古墓出土整理的戰國竹簡「汲冢書」的一部分，原無書名，因其編年體體例而命名為《紀年》，亦稱《汲冢紀年》。《竹書紀年》是一部於西晉太康二年（281年）被盜墓者所發現的古代史書，在四庫全書之中為史部編年體[1]。它當時被埋藏於戰國時期魏王（或魏國貴族）的墓裏[註 1]，記錄了從傳說時代的五帝到魏襄王（一說為魏哀王）之間的重要歷史事件。竹書紀年於宋朝散佚。20世紀前後，經朱右曾與王國維等人考察先宋文獻，重新輯錄了古本的主要內容[2][3]。
竹書紀年中的部分記載（如舜通過政變而非禪讓即位、太甲殺掉伊尹復位）與《史記》以及《尚書》等儒家典籍有差異，亦有記載與考古證據存在衝突[註 2]。這可能是因為竹書紀年作於戰國時期受法家思想影響較深的魏國，書中歷史觀點受到法家影響較大[4][5][6]。
《竹書紀年》對史學界的震撼，在於它所紀錄的史料與《史記》所描述的不單只內容不同，而且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大為迥異。竹書紀年描述了從五帝到戰國時期歷代所發生的血腥兵變和軍事衝突，譬如，《史記》記載堯舜禹之間透過聽起來道德高尚的禪讓來傳位，而《竹書紀年》卻記載舜和禹都是透過政變這樣更符合現實邏輯的方式奪取王位。《史記》記載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後，伊尹見太甲改過自新，便鄭重迎接他復辟，將國家交給他。太甲復位後，沉痛接受教訓，成為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聖君。不過，《竹書紀年》對此卻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國中，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7]。杜預說「此為大與《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但出土的甲骨文顯示，直至商朝末年，商朝仍然堅持對伊尹的祭祀，且等級不亞於先王，[註 3]因此對《竹書紀年》的歷史記載存疑。
《竹書紀年》早在漢代時就已經散佚。西晉咸寧五年（279），一個位於今日河南省的戰國時期古墓被盜掘，盜墓者被捕之餘，亦同時讓墓裏的大批竹簡出土。朝廷對這件事情非常重視，晉武帝命令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負責翻譯竹簡（因為魏國文字和秦國的小篆差異頗大）[8]，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每簡四十字，凡十三篇，起於黃帝[9]，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期間又遇上八王之亂等多次政治紛擾，秘書丞衛恆在從事「考正」時際被殺，使整理的進度大受打擊，由衛恆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續成[10]。最後負責官員把史書紀錄的部份整理好，並將之命名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多記晉國與魏國之事，一般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11]。
由於《史記》採用紀傳體來記述事件，竹書紀年的出現，可以從另一角度審視史記內容，如「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夏啟殺伯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干王位」、「晉文侯殺周攜王」，與史書有極大差異。竹書紀年認為商朝的中宗是祖乙，而《史記》則認為商朝的中宗是太戊，在這個問題上，商代甲骨文資料則證明了《竹書紀年》的正確性。又如《竹書紀年》記載：「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可能是指前899年4月21日，鄭（今陝西鳳翔或華縣）地區清晨時發生的日全蝕[註 4]，可據此推定周懿王元年的真實年份[12]（也有學者對這個說法存疑[註 5]，而參與斷代工程的學者劉次沅隨後也回復了該質疑[13]）。王國維在《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中指出今本紀年中的周幽王六年（前776年）日食出自《詩經·小雅》「十月」和《新唐書·曆志》「大衍曆議日食」，本是周代的無年代日食紀錄和唐代以前的計算結果。
這套晉朝時整理好的《竹書紀年》，經五代戰亂散佚，北宋官修《崇文總目》竟無《紀年》之目[14]。清代學者朱右曾、民國時王國維（1917年）、中共建國後范祥雍（1956年）蒐輯西晉以來諸多書籍和注疏文字中引用的《竹書紀年》文字，成果稱為《古本竹書紀年》，這個「古本」稱謂是相對於「今本」而言，其引書皆斷自北宋，靖康之後，則棄而不取。《宋史》中載有一套三卷本《紀年》，不清楚其與其他版本的關係。[15]
明代嘉靖以後，出現二卷本的所謂《竹書紀年》，被稱為《今本竹書紀年》。第一卷所載為三皇五帝、夏、商史事敘述，夾雜較長的預兆段落，這些段落與《宋書》所載相同。第二卷更詳細地講述了西周、晉與衛的歷史，沒有預兆段落。[16]《今本竹書紀年》用漢代開始的干支計算年份。[17]《水經注》、《史記》三家注、司馬貞《史記索隱》等古籍所引《紀年》文與今本頗有異同，例如《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今本則云「共二百八十一年」。由於來路不明以及體例與歷來所引《竹書紀年》有所不同，《今本竹書紀年》歷來被斥為元明時人之偽作[18]，姚振宗稱：「作偽者乃鄞人范欽也」。今本《紀年》有注，一說是梁沈約作，錢大昕認為今本「附注多采《宋書·符瑞志》，《宋書》，約所撰，故注亦託名休文，作偽者用心如此」[19]。錢大昕和新城新藏等學者也認為《今本竹書紀年》為偽書，[20]至今仍廣為流傳。[21][22]
也有學者肯定《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實性。例如美國學者倪德衛認為《今本竹書紀年》大部分內容是對《古本》的忠實複製、夏含夷認為《今本竹書紀年》和清代學者輯錄的《古本竹書紀年》，在體例文字等方面有諸多差異，是因為兩者分別為西晉時代兩次竹簡整理工作的產物，劉恕《通鑑外記》卷三引此文後云：「《汲冢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年之數。」[23]
金履祥撰《通鑑前編》多引《紀年》之文。清代雷學淇是研究《竹書紀年》的大家，研治之初，就有人稱此書「悖經誣聖」，並責問雷某「勸以甲第，別有當務」。[24]陳夢家、楊寬等重定「戰國年表」，多根據《竹書紀年》。錢穆在代表作品《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曾大量引用雷學淇的成果，以致於白壽彝在1961年寫《錢穆和考據學》一文，稱「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紀年》勝《史記》的五個明證，這五個明證的內容事實上構成了這部書在各國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的骨幹。但這五個所謂明證，都是剽竊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的」。[25]方詩銘、王修齡重輯的《古本竹書紀年輯證》（1981年）是目前最完善的古文《竹書紀年》輯佚本。他們系統整理了所有引文，而非像早期學者那樣將一段話的不同形式組織成同一段文本。[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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