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批評是從跨學科角度研究文學和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文學學者以科際整合的角度分析環境，為改善當代環境狀況出謀劃策，並審視文學處理自然主題的多樣方式。在美國，生態批評常和文學與環境研究會相聯繫，[1] 該研究會每兩年為專門研究文學中的環境問題的學者舉辦一次會議。文學與環境研究會出版一份名為《文學與環境中的跨學科研究》期刊，在這本期刊上面可以發現當代的美國學者。
生態批評是一種非常寬泛的研究方法，還以其他名稱為人所知，包括綠色（文化）研究，和環境文學批評。
定義
相比其他政治形式的批評，有關生態批評的道德和哲學目標爭議較少，儘管其範圍已迅速從自然寫作，浪漫詩歌，經典文學擴展至電影，電視，戲劇，動物故事，建築，科學故事和極其廣泛的文學文本。同時，生態批評從文學其他領域，社會和科學研究中大量借鑑方法論和理論上可靠的方法。
謝麗爾·菲爾迪在《生態批評讀者》中下的定義是「生態批評是有關文學和自然環境關係的研究」，[1] 該方法的隱含目標之一就是彌補菲爾迪所說的「被輕視的自然寫作體裁」的專業尊嚴。[2] 勞倫斯·布艾爾將「生態批評」定義為環保實踐承諾精神下進行的文學和環境關係研究」。[3]
西蒙·埃斯托克在2001年指出「儘管有爭議，生態批評自成一家，其一是由於其採取的倫理立場和承諾把自然世界作為重要之事而非簡單的主題研究對象，其二是其承諾建立聯繫」。[4]
最近，在一篇將生態批評擴延至莎士比亞研究的文章中，埃斯托克爭辯道生態批評不僅僅是自然或是文學中的自然事物的研究；而是，任何致力於通過分析在文獻中（文學或其他方面）體現自然環境或其其他方面的-主題，藝術，社會，歷史，意識形態，理論，或其他方面，並推動物質世界的物質實踐的功能實現變革的理論。」[5] 這一觀點呼應了生態批評分支中文化生態學的功能研究方法，該方法分析生態系統和想像文本之間的類比，並假定這些文本在文化系統中有潛在的生態（再生的，煥發活力的）功能。[6]
正如麥克·P·科恩所說，「如果你想做一個生態批評家，準備好解釋你所做的，準備好遭受批評如果不是諷刺的話」。毫無疑問，科恩自己也是批評者之一，指出生態批評的問題之一就是他所說的批評中的」讚歌派「。所有的生態批評家都有某種環保動機，不過多數是『自然認可派』，[7] 有的是『自然懷疑派』。在某種程度上，這需要人們共同意識到自然被用來指合法性別，性和種族規範的方式（因此，例如同性戀被視為不自然），但是也包括對將生態語言放入生態批評的用法懷疑；它也包括對造成環境惡化的自然和環境文化規範的方式批評。格雷格. 加勒德將「田園生態學」 稱為未被打擾的的自然一派平衡和諧的觀念，[8] 而達納·菲利普在「生態學的真相」中批評了自然寫作的文學水準和科學精確度。同樣地，也有人呼籲要意識到環境正義運動在重新定義生態批評話語中的地位。[9]
為了回應生態批評是什麼或應該是什麼的問題，卡米洛·高米德提出了一個涵蓋面廣又易鑑別的操作性定義：「該調查領域分析推動提出有關人類同自然互動的道德問題的藝術作品，同時激發觀眾節制生活，而這種節制對後代仍將具有約束力。他把用有關亞馬遜森林砍伐的電影改編測試該理論。實施了高米德定義，約瑟夫 .亨瑞.沃格爾認為生態批評包括思想經濟學派，因為它讓觀眾去討論沒有技術解決方案的資源分配問題。阿什頓.尼科爾斯最近爭論說對自然的浪漫解讀的歷史危險現在需要被「城市自然棲息」所代替，該觀點認為城市生活和自然世界緊密相連，贊同人類像其他物種一樣過輕生活。[10]
生態批評在文學研究中的發展
生態批評者研究諸如自然一詞背後精確的生態觀，對地點的審查是否應該成為和階級、性別或是種族類似的區別範疇。生態批評者審視人類的荒野觀，和它在整個歷史中的變化，以及當前的環境問題是否在流行文化和現代文學中得到準確表現或有所提及。生態批評者認為其他學科，比如歷史，經濟學，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也是生態批評可能的促進因素。
威廉·呂克特可能是第一個使用生態批評一詞的人。1978年，呂克特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學和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實驗》，作為雷切爾·卡森1962年揭露環境的寂靜的春天的環境批評。他的目的是想聚焦「文學研究中生態學和生態理念的運用」。[11]
自從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環境保護論爆發後，具有環保意識的個人和學者就一直在出版生態理論和批評的進步作品。不過，因為沒有有組織的運動去研究文學中的生態和環境方面，那些重要作品四零五散，以不同的主題標題被歸類：田園主義，人類生態學，地區主義，美國研究等等。例如，英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雷蒙·威廉於1973年寫了一部有關田園文學的創新性批評文章，《鄉村和城市》。
另一篇早期生態批評文章，約瑟夫.米克的《生存喜劇》，提出的觀點隨後主導了生態批評和環境哲學；他認為環境危機主要是西方分離文化和自然並將前者提升至道德優勢的文化傳統造成的。這樣的人類中心主義在主人公的道德鬥爭比單純的生理生存更重要的可悲理念中找到，然而，米克斷言動物行為學科學說明得過且過和「做愛不要戰爭」的連環模式有更高的生態價值。在隨後的第二波生態批評中，米克採納了具有明顯科學準則的生態哲學觀點作為文學價值衡量標準，而這一衡量標準相比威廉就文學體裁中的自然體現轉變進行的思想和歷史批判佔據優勢。
正如菲爾迪在《生態批評讀者》指出的那樣，「早期努力四零五散的標誌之一就是批評家們幾乎不引用其他人的作品；他們不知道那些作品的存在......每個人都是獨自在荒野中嚎叫。」[12] 不過，不像女權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批評，生態批評未能在20世紀70年代形成一致的運動，實際上在美國直到20世紀90年代生態批評才形成一致的運動。
20世紀80年代中期，學者們開始集體合作以把生態批評作為類別建立起來，主要是通過西方文學協會來運轉，在協會中作為非小說文學類型的自然寫作的再評價能夠得以實現。1990年，在內華達大學雷諾分校，菲爾迪成為首位持文學和環境教授學術職位的人，該校將其當時設立的職位保留為生態批評的精神家園，即使當文學環境研究會已經發展成單單在美國就有數千會員的組織時。從20世紀90年代末起，文學環境研究會新的分會和附屬組織在英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ASLEC-ANZ)，印度(OSLE-India)，台灣，加拿大和歐洲等地設立。
參見
參考文獻
來源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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