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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特洛爾科事件，也稱作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特拉特洛爾科之夜[註 1]，是一場墨西哥政府對學生、平民抗議者以及圍觀的無辜群眾的大屠殺。這場屠殺發生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爾科的三種文化廣場，時間是1968年10月2日下午至晚上，也是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會開幕的十天前。
當時，墨西哥的官方和主流媒體宣稱政府部隊遭到了抗議者的槍擊挑釁。而在2000年公開的政府文件則指出那些狙擊手事實上是為政府僱傭的。儘管估計的遇難人數從三十到一千人不等，包括目擊者聲稱有數以百計的毆打致死者[1][2][3][4][5][6]，但美國拉美政策分析師凱特·道爾只發現了其中44個人的確切遇難證據[7]。根據墨西哥聯邦安全委員會最高負責人的報告，在那一天共有1345人被捕入獄[8]。
「墨西哥城的1968年是一個充溢着激情和打破障礙的年代，一個鍛造學生、工人和邊緣化的城市貧民聯合陣線以及挑戰政治體制的年代。這個年代充滿了巨大希望，看上去變革似乎就在眼前。學生們在大街上，在廣場上，在公交車上結成團體，「走向人民」。每一座學校都有運動委員會，每位學生都有着令人熱血沸騰的爭論、探索和民主嘗試的經歷。這場運動沒有一個中央領袖。整個家庭、整棟公寓樓乃至周圍的鄰居都捲入這場運動。一場革命正在發生—不是切的革命—而是一場系統內爆發的、非暴力的革命，一場為歡欣、信念和在廣場上遊行經歷所帶來的興奮所驅動的革命。」
—《異見》雜誌（Dissent Magazine）[9]為了籌辦墨西哥城奧運會，墨西哥政府共投入了總計1.5億美元的巨款。這筆錢約合今日的75億美元。[10]在奧運會期間當政的墨西哥總統古斯塔沃·迪亞斯·奧爾達斯在維持局勢穩定時，反而激化了墨西哥城原本就很緊張的形勢。在他的總統任上，墨西哥當局鎮壓了獨立工會、農民，以及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他的前任阿道夫·洛佩斯·馬特奧斯的任上也就是1958年，工人領袖德美特里奧·瓦列霍（Demetrio Vallejo）嘗試組織一個獨立於官方的鐵路工人工會。而墨西哥政府很快就取締了它，並以違反刑法第145條，犯了「破壞社會團結罪」的名義將德美特里奧逮捕。[註 2][11]
在政府暴力鎮壓了1968年7月的街頭匪幫的鬥毆後，[註 3]學運很快就發展壯大，大批的對執政黨革命制度黨體制不滿的學生參與其中。塞爾吉奧·澤美羅爾（Sergio Zermeño）指出：儘管學生們是為對民主的渴求團結在了一起，然而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卻存在着巨大的差異。 [12]還有人指出：學運受到了古巴革命以及在歐美爆發的左翼學生運動的影響。七月份的一系列學生示威活動事實上就由親古巴的學生主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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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夏，在墨西哥政府破壞大學自治衝入學校逮捕學生後，全國罷工委員會（Consejo Nacional de Huelga ，簡稱CNH）正式成立。它組織了隨後所有的抗議活動。[14]罷工委員會由墨西哥各地70所大學和預科學校的代表組成，協調旨在促進社會、教育以及政治的改革的抗議。[15]在最高峰時，有240名學生代表參加決策，女學生占代表的一半。委員會通過投票表決來做出一切決定,與此同時，委員會也在努力消除競爭者的敵意。[15]勞爾·阿爾瓦雷斯·伽林 （Raúl Álvarez Garín）、蘇格拉底·坎波斯·勒穆斯（Sócrates Campos Lemus）、馬賽里諾·佩里諾（Marcelino Perelló）和吉爾伯托·格瓦拉·內貝拉（Gilberto Guevara Niebla）在委員會中充當了實際領袖。[11]當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在墨西哥城奧運會時，CNH的領導者們努力尋求將注意力轉移到對腐敗的政治和社會不滿的和平解決方案上來的的辦法。委員會要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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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五職業學校的襲擊標誌着政府第一次侵犯學生自治。學生們在政府襲擊墨西哥城的第五職業學校後開始擰成一根繩，共同發動運動。此後，由於得到首都外學生和社會其他階級的支持，直到那年的十月，學運不斷發展壯大。
1968年7月23日，警察宣佈：為了清剿盤踞在校園的街頭匪幫，他們強行進入了第五職業學校。[15]墨西哥政府派出防暴警察來控制局勢和鎮壓學生抗議的這種行逕自此開始。有消息稱：防暴警察在清理第五職業學校的過程中強姦了女學生和教師。[17]在一次對一些防暴警察非正式採訪的過程中，安東尼奧·卡里加（Antonio Careaga）透露：防暴警察們說：當局允諾每抓獲一個學生，就獎勵一位警察三十比索（約合11美元）。[11]
作為對政府和警方行動的回應，學生們開始結成小組（brigadas），以六人或更多人為一組在街道、市場，最主要在公交車上分發。[15]這些區域性組織，同時也是CNH的最小組成單位，實際決定了學生運動的範圍和焦點，城鄉問題便是焦點其中之一。[註 4][15]小組登上公交車，一些人向乘客宣講政府的腐敗和鎮壓行徑，另一些人則發放傳單並收取捐款。[15]他們收取的捐款越來越多，學生們對民主與正義的訴求開始得到乘客和司機同情。[15]然而，學生們日益高漲的好戰情緒逐漸使司機們對學生們的動機產生懷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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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7月30日，八月一日，國立自治大學校長巴羅斯·謝拉（Barros Sierra）帶領五萬學生和平示威，抗議政府暴力鎮壓學運以及公然侵犯大學自治。[18]
這場遊行的目的是為了向墨西哥公眾證明學生們並非煽動者。除此之外，學生們也希望讓公眾們有這樣一種印象：這場遊行的背後沒有共產黨的手在操縱。[18]遊行路線特意避開了中央廣場。目前，國立自治大學的網站給出了這樣一條路線：遊行從大學城開始，沿着Insurgentes大道到達Félix Cuevas，在那轉向科約阿坎大道（Coyoacán Avenue），從大學大道（University Avenue）返回出發點。遊行隊伍在途中並未受到大的騷擾。
9月9日，謝拉號召學生和教師複課，因為「我們制度上的要求···根本上已因共和國總統近日傳達的訊息滿足。」[11]緊接着，全國罷工委員會在埃爾·迪亞報（El Día）上為9月13日的寂靜遊行（Silent March）刊載付費通告。通告邀請「所有工人、農民、學生以及其他墨西哥人民」參加遊行。[11] 除此以外，在通告中，CNH強調該組織「與第二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還有墨西哥獨立紀念日無關」，也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干擾到這兩件事。[11] 同時，也重申了全國罷工委員會的六個要求。
然而奧爾達斯鐵了心要阻止示威活動。九月，他派遣墨西哥軍隊佔領了國立自治大學的校園。學生們遭到毆打和隨意逮捕。謝拉在一片抗議聲中於9月23日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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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國立自治大學的前車之鑑，當軍警試圖佔領國立理工學院（Instituto Politécnico Nacional）扎卡滕克（Zacatenco）校區和聖托馬斯（Santo Tomas）校區時，學生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軍警到來時，學生們用猛烈的抵抗來迎接他們。國立自治大學被兵不血刃地拿下。然而，在國立理工學院爆發的戰鬥從9月23日的下午5時持續到9月24日的早晨。[11] 胡斯托·伊格爾·德·萊昂·洛約拉（Justo Igor de León Loyola）醫生在他的書《聖托馬斯之夜》（La noche de Santo Tomás）這樣描述那一夜：「那天我見識到了血腥而不平等的戰鬥：雙方都全副武裝···然而雙方在武器上有多大的差距！.22口徑手槍對抗軍用M1來復槍，火箭筒對陣莫洛托夫雞尾酒。」[19] 儘管如此，學生們仍頑強地支撐了超過12個小時。法國報紙 L'Express指出共有15人在戰鬥中死亡，交火雙方射出了千餘發子彈。而政府公佈了一個較小的數字：3人死亡，15人受傷。[20] 在戰鬥中捕獲的學生後來受訪時，提到他們集中在大堂入口並遭到隨意射擊。他們活了下來，有些朋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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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2日星期三，約萬名大學生和中學生聚集在三種文化廣場抗議政府行動，並聆聽演講。[15] 有許多與全國罷工委員會無關的男男女女作為觀眾也跟着委員會成員進了廣場。其中包括但不限於附近公寓樓的居民、觀察員（通常是記者）和孩子。學生們聚集在奇瓦瓦樓，屹立於三種文化廣場的一座13層的公寓樓外。大家本以為這將會是一場和平的集會。他們的口號是：「No queremos olimpiadas, queremos revolución！」（我們不要奧運會，我們要革命！）當集會組織者發現周圍軍警在逐漸增加時，他們並沒有叫停集會。差不多就在那時，一架軍隊的直升機和一家警察的直升機飛過了廣場。大概在下午五時五十五分，有人在鄰近的外交部塔樓上開火。6：15左右，又有人向兩架直升機開火，5000軍隊、200輛裝甲車和卡車也在此時包圍了廣場。[21][15] 此後發生的一切在那次事件的多年後籠罩在迷霧之中。然而，隨着美國和墨西哥政府開始公佈相關資料，很多事情我們現在才得以了解。
在事件過去之後，誰開了第一槍這個問題成了未解之謎。墨西哥政府宣稱：從附近公寓樓射出的子彈是刺激軍隊開始發動攻擊的原因。而學生抗議者們則有另一套說法：頭頂上的直升機發出信號指示軍隊向人群開火。身兼記者的作家艾琳娜·伯利亞托瓦斯卡採訪了當晚的親歷者，並在她的書《發生在墨西哥的屠殺》（Massacre in Mexico）講述了那時的景象：「火舌划過天空，人們不假思索地舉頭仰望。一聲槍響接着傳入了人們的耳中。大家陷入一片恐慌，向四面八方逃去。」[11] 全國罷工委員會的成員試圖穩定秩序，但很快廣場還是陷入一團混亂。
很快，奧林匹克營（the Olympia Battalion），一個政府為奧運安保籌建的秘密部隊得到命令，要求他們逮捕CNH的領導人並推進到廣場。這隻秘密部隊由軍人、警官以及聯邦安全委員會的特工組成。[21]他們身着白手套，或者把白手帕系在左手上來把他們和平民區分開，並防止軍隊誤擊。[11] 歐內斯特·莫拉萊斯·索托上尉[註 5]（Ernesto Morales Soto）這樣說：「一看到預先約定的信號—空中的一道閃光，我們便封鎖了上述的兩個入口，阻止一切人員進入或者離開。」[11]此後對廣場的進攻造成了數百人遇難以及多得多的傷員。遭到射擊的軍隊用子彈來回應，他們向周圍建築以及人群開火。受到射擊的人中不僅有抗議者，還有無辜的觀察員、路人和圍觀者。畢竟，示威者和無辜者看起來並沒有明顯的差別，其中包括好事的年輕人、記者（其中有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和孩子。人群遭到子彈的射擊，肢體很快壘成了堆。奧林匹克營推開人們，並命令他們趴在靠近電梯牆的平地上。人們說他們就是一開始向軍隊和人群開槍的人。[21].錄像也指出至少有兩組奧林匹亞營的人躲藏在附近的公寓樓內。一組在莫林羅·德·雷伊樓（Molino del Rey Building）上架起了一挺機槍，時任內政部長的路易斯·埃切維利亞的一位妻姐妹住在那。另一組躲在特拉特洛爾科的聖地亞哥教堂里（the church of Santiago de Tlatelolco）, 狙擊手就部署在屋頂上，還有附近的女修道院裏和外交部塔樓上。在外交部的塔樓上有很多牽涉到這次事件的人在那。他們包括但不限於那些首先開火的人、在19層架起一挺機槍的人和在17層佈置一台攝像機的人。很有意思的是，錄像證據顯示：10個戴着白手套的人離開教堂，撞上了一隊軍人，軍人們用武器指着這群人。這些人中的一個出示了一個像是身份證件的東西之後，就得到了放行。[21] 殺戮持續了整夜，軍警沿着通向廣場的方向逐個屋子地搜查，切斷奇瓦瓦樓及其周邊的電力和通信。事件的目擊者聲稱：遺體起初放到救護車上，後來軍方來了，把遺體從車上放下來堆在一起，不顧遺體中可能夾雜着生者的可能性，把它們統統裝進了軍用卡車裏。有些人說：屍體又裝進垃圾車裏，運向未知的目的地。軍隊把學生們聚攏在奇瓦瓦樓的電梯牆下，把他們脫光並肆意毆打。3000名到場者被帶到教堂旁的女修道院，直到第二天的天明之前，無人來過問他們。他們都是些和學生沒有共同之處的人，不過是周圍的居民，看熱鬧的人、過路人還有一些到場只為聽聽演講的聽眾。還有些目擊者宣稱身着便衣的奧林匹克營的成員在事件過後到附近的屋子搜索學生。
對這次事件的官方解釋是「示威者中間的武裝煽動者在可以俯視全場的建築里先於保安部隊開槍。安保力量突然發現置身於狙擊槍的槍口之下為了自衛而開火還手。次日清晨，報紙報道20到28人死於事件，數百人負傷，逮捕人數達到成千上百。[11] 大多數墨西哥媒體這樣報道：學生們用盤踞在公寓樓的狙擊手開火的方式激起了軍隊的猛烈報復。埃爾·迪亞報1968年10月3日的頭條（即屠殺次日的頭條）如下：「特拉特洛爾科集會上的罪惡挑釁激起了可怕的流血事件」（Criminal Provocation at the Tlatelolco Meeting Causes Terrible Bloodshed）。政府控制的媒體忠實地報道了墨西哥政府版的這次事件，但另一種觀點最終浮現了出來，並佔據上風。
2001年，一項調查研究披露出的文檔顯示：那些狙擊手實際上是總統衛隊的成員，他們收到指示向軍隊開火以挑起衝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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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埃內斯托·塞迪略總統在特拉特洛爾科事件三十周年紀念日那天批准了一項國會對10月2日事件的調查。然而，革命制度黨政府依舊堅持它的不合作態度，不願公佈和那次事件相關的官方檔案。在2002年時事縱觀（All Things Considered）節目對美國國家保密檔案館墨西哥文檔項目的主管凱特·道爾的採訪中，她這樣描述革命制度黨政府的調查：我的意思是：這麼些年來，已經有很多對事件的調查。事實上，前總統米格爾·德拉馬德里在昨日即將出版的採訪中，說他已經就檔案和示威照片諮詢過軍隊和內政部長，卻遭到了極大的政治壓力以阻止調查。當他進一步施壓時，軍隊和內政部宣稱由於檔案保管不善，他們找不到。[23]
對那個慘痛之夜（La Noche Triste）持續不斷的質疑聲花了墨西哥政府超過三十年來做出回答。最終，在2001年比森特·福克斯·克薩達總統，70年來首位非革命制度黨總統嘗試解決最亟待回答的問題：誰製造了屠殺？福克斯總統下令解密有關1968年的那次事件的檔案。[24] 文件顯示艾琳娜·伯利亞托瓦斯卡對10月2日夜晚的描述是準確的，亦如凱特·道爾所揭露的那樣。
成千無數的學生聚集在廣場上還有，正如你所說的那樣，官方的說法是學生開了火。好吧，現在已經有十分明確的證據顯示有一支部隊稱作奧林匹克營（Brigada Olympica）或者說Olympic Brigade，由總統衛隊中的特種部隊組成，從廣場四周的建築開火。屠殺就是這樣挑起的。[23]
福克斯在2002年任命伊格那西奧·卡里略·普列托（Ignacio Carrillo Prieto）檢舉下令屠殺的負責人。[25] 06年，前總統、事件發生時的內政部長路易斯·埃切維利亞以種族滅絕罪[註 6]的罪名遭到逮捕。2009年五月，在一場漫長而複雜的上訴之後，對埃切維利亞的屠殺指控撤銷。墨西哥報紙《新聞報》（The News）這樣報道：「由三位巡迴法庭法官組成的法庭裁決沒有足夠證據表明路易斯·埃切維利亞與1968年10月2日對千百名學生的暴力鎮壓有關。」[26] 儘管法庭已做出了這樣的宣判，起訴人卡里略·普列托說他將繼續他的調查並尋求在聯合國國際法庭上或美洲人權委員會上控告埃切維利亞的機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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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根據陽光法案的要求，坐落於華盛頓大學的美國國家保密檔案館通過出版一系列中央情報局、五角大樓、美國國務院、聯邦調查局和白宮的一系列記錄將美國政府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公之於眾。[27]
文件的細節如下：
- 為了幫助墨西哥政府解決奧運安保問題，五角大樓在危機之前和危機持續時，一直在援助給墨西哥政府軍用無線電、武器、彈藥和鎮暴教程。
- 自7月至10月，中央情報局駐墨西哥城情報站幾乎以每日一封的頻率向美國政府報告事態的發展。就在事件爆發的六天前，埃切維利亞和聯邦安全委員會首長費爾南多·古鐵雷斯·巴里奧斯（Fernando Gutiérrez Barrios）還告訴中央情報局：「事態會很快得到徹底控制」。
- 迪亞斯·奧爾達斯準備讓學生領袖蘇格拉底·坎波斯·勒穆斯指控革命制度黨內的持不同政見者比如前任黨主席卡洛斯·馬德拉索（Carlos Madrazo）一手策劃了學生運動。
1993年，為了紀念事件發生25周年，一塊刻着幾個遇難者名字的石碑被樹立在廣場上。最高法院也擁有一幅紀念那次事件的壁畫。
在2006年6月，84歲高齡，疾病纏身的埃切維利亞遭控與屠殺有關。在候審期間，不得離開自己的房子。在這年7月上旬，由於法官發現訴訟時效已超出，對埃切維利亞的逮捕取消。[註 7]到了10月29日，他再一次被捕，由於這一次指控的是種族滅絕罪，便用不着擔心訴訟時限問題。
2008年12月，墨西哥參議院把從2009年起的10月2日改為全國哀悼日。
由豪爾赫·馮斯（Jorge Fons）導演的《紅色黎明》（Rojo amanecer，1989）是一部反映此次事件的西班牙語電影。電影着重描述特拉特洛爾科附近一所公寓樓內住着的一戶中產階級家庭的那一天。影片取材於目擊者和受害者的事後回憶。在這部電影中擔任主演的是赫克托·波尼拉（Héctor Bonilla）、瑪利亞·羅傑（María Rojo）、比切爾（Bichir）兄弟以及愛德華多·帕羅莫（Eduardo Palomo）。
亞歷杭德羅·楊德洛維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將這場事件改編為劇本《聖山》（The Holy Mountain）。劇中，鳥兒們從瀕死的學生傷口裏飛出。[註 8]
Taco Teatro是以墨爾本大學為大本營的劇團對《紅色黎明》的第一次舞台化改編。於2008年5月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行會劇院（Guild Theatre）上演。
紀錄片製作人理查德·丁多（Richard Dindo）製作了一部名為《既不忘記，也不原諒》（Ni olvido, ni perdón）的影片。[28]它涵蓋了當代對目擊證人和參與者的採訪。
一部新片《特拉特洛爾科：墨西哥的68年》剛剛上映。[29]這一回，它把目光集中於一位本打算採訪奧運會的記者身陷10月2日事件的故事。
羅伯托·波拉諾在1999年出版了他的西班牙語小說《護身符》（Amulet）[30]。從一位婦女奧西里奧（Auxilio）的視角來敘述這場悲劇。在警察伏擊的時候，她正好在大學的盥洗室內。
《記憶的清除》（Borrar de la Memoria）這部電影講的是一位記者調查一位死於1968年7月的女孩的故事，電影順帶提及了那次屠殺。該片由大學電影研究中心（Centro Universitario de Estudios Cinematograficos）一位學生羅伯托·倫特利亞（Roberto Rentería）拍攝。他同時也在撰寫一部關於上述女孩的文稿，她以La empaquetada（打包的）之名而廣為人知。這是因為當她被發現時，她的身軀在肢解後裝入一個盒子裏。
2008年10月2日，兩場紀念遊行在墨西哥城舉行。一路從師範學院出發到索卡洛廣場。另一路的起始點是國立理工學院，結束點是事件發生地三種文化廣場。根據遊行的一個組織者68年委員會（Comité del 68）表示，共計4萬人參加了遊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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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路遊行隊伍的先鋒 -
走向索卡洛廣場遊行隊伍的一部分 -
橫幅寫着：「No estuve ahí pero no olvido」 (我不在那，但我不會忘懷) -
遊行者們用粉筆畫出人的輪廓
在此次事件之後，政府所有的合法性遭到廣泛質疑，社會各階層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加深。為了重建政府的合法性，同時將國家從日益深刻的危機中解救出來，下一任總統路易斯·埃切維利亞決定施行「分享發展」戰略，強化社會福利，加快經濟向外向型經濟轉型，促進政治的開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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