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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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總部位於坎培拉郊區的麥覺理街40號 | |
| 成立時間 | 2001年 |
|---|---|
| 類型 | 智庫 |
| 總部 | 澳大利亞首都領地, 坎培拉, 巴頓 |
| 領域 | 戰略政策研究 |
| 隸屬 | 無黨派[1] |
Executive Director | Justin Bassi |
| 目標 | 智庫 |
| 網站 | www |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英語：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是一個澳大利亞國防和戰略政策智囊團，總部設在澳大利亞首都地區的坎培拉，由澳大利亞政府創立，部分資金由澳大利亞國防部、美國洛歇·馬丁、英國宇航系統等組織提供[2][3]。
沿革
2001年，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約翰·霍華德首倡成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旨在提供「與政策有關的研究分析，以便更好地服務於政府決策和戰略和國防問題的公眾認知」[4]。2002年3月13日，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正式在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的澳新會堂（Australian War Memorial）成立[5]，時任國防部長的羅伯特·希爾 (澳大利亞)出席成立儀式。
2001年至2004年，該研究所主任由休·懷特擔任，他曾在1995年至2000年擔任澳大利亞國防部負責戰略和情報的官員，此外還擔任過總理鮑勃·霍克和國防部長金·比茲利的顧問。2005年4月，彼得·阿比蓋爾接任主任，阿比蓋爾是澳大利亞陸軍的前高級軍官，擔任過陸軍副總司令（1998-2000年）和澳大利亞陸軍司令（2000-2002年）。
2012年2月，澳大利亞國防部長斯蒂芬·史密斯宣佈任命彼得·詹寧斯·PSM為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新的執行主任[6]。詹寧斯於2012年5月擔任執行董事，並曾在澳大利亞公共服務部門擔任國防和國家安全方面的高級職務[7]。
2020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發佈的《全球智庫報告2019》指數中，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國防和國家安全領域全球智庫排在第13位，在外交政策和國際事務領域全球智庫排在第33位。截至同年6月，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擁有64名員工。工作涵蓋了與澳大利亞的國防和安全利益以及政府整體政策對策有關的國家決策的各個方面，重點是政治，經濟和軍事安全[8]。
資金
2001年，澳大利亞政府根據《2001年公司法》建立戰略政策研究所。其運營資金主要來自於澳大利亞國防部，其他收入主要來自財團贊助、委託任務、會員收入、出版銷售額、廣告和活動註冊費[9]。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2000-01財年的資金來源中100%來自澳大利亞國防部，但逐年比重下降，至2018-19財年僅有43%；而其他政府實體構成了研究所的第二資金來源。研究所為大量私營公司提供具體分析和特別報告，以換取資金支持。此外，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也接受財團公司的贊助。根據2018-19財年報告，它從日本駐澳大利亞大使館、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及基層政府、國防公司譬如洛歇·馬丁、英國宇航系統、諾斯洛普·格魯門、泰雷茲集團和雷神技術公司等公司獲得資金支持[10][11]。而澳大利亞媒體透露在2020年之前一個財年，美國國務院成為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最大外國資助方，美國國務院在一個財年資助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近140萬澳元，較此前增長367%，且美方贊助資金用於研究與中國有關項目[12]。
出版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定期製作五種類型的出版物：策略、戰略洞察力、特別報告、年度系列、及其國際網絡政策中心的出版物。[13]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還出版了《戰略家》（英語：The Strategist）。 其目標是「為澳大利亞關鍵的國防和戰略政策選擇提供新思想，鼓勵、促進戰略界和澳大利亞公眾之間的討論和辯論」[14]。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主張澳洲採購諾斯洛普·格魯門（Northrop Grumman）B-21突襲者戰略轟炸機。[15]
自2007年開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推出免費的便攜式文檔格式（PDF）下載以來，讀者群迅速在全球範圍內擴展，在2019年全球出版物的下載量已超過50萬。除了傳統的PDF下載外，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也發佈一系列稱為「在線功能報告」的中型分析文章。它們的格式設置為可以使用桌上型電腦、電話、流動裝置和平板電腦在線閱讀。在線功能報告在2019年的在線讀者瀏覽數達602,722次[16]。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媒體領域中也佔有重要地位，主要優點是該研究所能夠以自己的語言快速發佈，而不是通過媒體過濾器發佈分析師和評論員對當前「熱門話題」的觀點。截至2019年6月30日，研究所的戰略觀點報告的每日訂閱人數超過3500，每周訂閱人數超過5,000。在2018-19年度，它的訪客人數首次超過100萬。該戰略觀點報告網頁在一年共記錄了2,348,898次訪問，而2017-18年度為1,359,050，增長了57.8％。全球其他媒體在許多場合都引用過該研究所的文章[16]。
評價
2018年10月，澳大利亞數字轉換局批評了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此前後者發表了一份關於數字身份的報告，該報告「不準確、並包含許多事實錯誤」 ，而且「對數字身份系統如何運作存在誤解」[17]。該份報告的作者對此回應，表示：「他提出的憂慮雖遭有關當局公開批評，但私底下得到他們認可。」[18]。
2020年2月，澳大利亞聯邦參議員金·卡爾批評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接受美國國務院的資助，從事跟蹤中國與澳大利亞大學的研究合作、並誇大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威脅。前外交部長鮑勃·卡爾指責該研究所持有「片面的、親美的世界觀」[11]。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對此聲明：「ASPI對中國並無採取特定立場，但有非常清楚切實的方法來做研究。」[19]，ASPI的網絡政策部門主任Fergus Hanson回應道：「ASPI並非寡頭事業，沒力氣妨礙他人去翻找出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文件和聲明，了解該黨對中國和其餘世界的既定計劃，以從中發掘出新的洞見和曙光。只是幾乎沒其他澳洲人願意花時間作這些事罷了。」[20]。
2020年6月10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記者就該研究所報告詢問中方。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批評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稱它「長期接受來自美國政府和軍火商的經費支持，熱衷於炮製和炒作各種反華議題，意識形態色彩非常濃厚，實際上是反華勢力的『急先鋒』，學術信譽受到嚴重質疑」[21]。ASPI的執行主管Peter Jennings回應，這些言論是一次轉移焦點的嘗試，好讓人們不把注意力放在該智庫對於中國政府的研究上。[22]在當年11月27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再度批評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只是其金主美國國務院的代言人，並諷刺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賣力表演只是在自取其辱」[12]。
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接受「7號電視台」採訪時提到了中國大使館列舉「澳洲的14條罪狀」（其中包括澳洲政府資助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進行研究），他表示澳大利亞拒絕屈服於中國的壓力。澳大利亞的行動符合自身利益。它不會改變其政策，包括擁有自由的媒體，民選議員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以及就人權問題的關注。[23] 澳洲貿易投資部長伯明翰回應匿名中國官員提出的「敵人」論時表示，澳洲政府將會保持「冷靜而堅定的姿態」，希望展開「成熟和理性的對話，而非對罵」。[24]
2021年3月23日，暨南大學傳播與邊疆治理研究院發佈全文1.8萬字的《「強迫勞動」還是「追求美好生活」?——新疆工人內地務工情況調查》研究報告。報告作者之一，暨南大學研究員尼羅拜爾·艾爾提博士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一些國家以所謂「強迫勞動」為由制裁僱傭新疆少數民族工人的企業，實際上是打着人權的旗號損害新疆各族人民正常勞動的權利。她希望通過這份客觀中立的報告，向外界呈現新疆少數民族工人在內地務工的真實情況，並幫助家鄉人發聲。研究報告全部基於一手的調研資料，受訪者對他們在內地企業正常的就業行為被污衊為「強迫勞動」感到非常憤怒和擔憂。[25][26][27]
參考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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