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指「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減輕校外培訓負擔」。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根據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指示，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並提出雙減[1][2]。由於習近平推行的雙減政策嚴重打擊中國私人教育行業，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中國政府在2024年逐步放寬對私人輔導機構的監管，以此增加就業機會減低失業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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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政策提出，對於義務教育，要壓減作業總量、時長，減輕過重作業負擔，提升學校課後服務水平，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對於校外培訓，則規定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線上學科類機構改為審批制，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5]。中國各地方政府根據中央的要求，還提出了更詳細的政策[6]。
歷史
1955年，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之後1964年、1978年、1988年、1994年、2000年、2004年、2010年均有減負令出台。[7]
根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的研究，『00後』周末課外補習的時間是『90後』的3倍，2005年時，填答問卷的少年兒童周末補課時間是0.7小時，到了2015年則增長為2.1小時[8]。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司長撰文表示，如果任由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快速發展，「將會在國家教育體系之外形成另一個教育體系，存在教育主權旁落風險」，構成國家安全問題[9]。
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10]。
2018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要求校外培訓機構向當地教育部門備案，也對培訓內容、師資、上課時間等做出了要求[11]。
2018年9月，教育部辦公廳下發《關於切實做好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12]。
2018年11月，教育部辦公廳、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辦公廳、應急管理部辦公廳聯合擬定了一份《關於健全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機制的通知》，對線上培訓機構提出監管要求[13]。
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文件《教育部等九部門關於印發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的通知》。文件要求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的管理，其中包括不得進行超標培訓，不得聘用在職中小學教師，不得與學校教學時間相衝突，且結束時間不得晚於20:30；文件還要求學校整治辦學行為，其中包括進行平行分班，不得超綱教學，不得對學生考試成績進行排名，嚴格管理作業數量與時間，施行彈性離校等措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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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1]。習近平在北京向教育部官員發出簡短指示，希望對民營教培行業進行改革[15]。教育部隨後起草了計劃，其中包括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課外輔導實施新的限制，但習近平批覆表示限制力度太弱[15]。教育部據此擴大了限制範圍，把高中階段的課外輔導也納入其中，並要求所有的民營教培公司轉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15]。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規定：
- 各地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線上學科類機構改為審批制，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對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分類制定標準、嚴格審批；
- 校外培訓機構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
- 培訓機構融資及收費應主要用於培訓業務，堅決禁止不正當競爭，嚴禁聘請在境外的外籍人員開展培訓活動；
- 線上培訓要注重保護學生視力，每課時不超過30分鐘，課程間隔不少於10分鐘，培訓結束時間不晚於21點；
- 不得提供和傳播「拍照搜題」等軟件[16][17]。
2021年7月28日，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於開展中小學有償補課和教師違規收受禮品禮金問題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18]。之後廣東將校外培訓機構納入掃黑除惡專項考核，湖北則是掃黃打非辦參與整頓校外培訓機構[19]。
2021年8月1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北京市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措施》新聞發佈會[20]。8月24日，上海發佈《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實施意見》[21]，表示要從嚴審批校外培訓機構，嚴禁校外培訓機構上市融資，學科類校外培訓收費納入政府指導價，學校會引入一些非學科類培訓機構進校參與課後服務[22][23][24]。
受到雙減政策影響，自2021年8月以來，猿輔導、作業幫、好未來等培訓機構關閉部分地方中心，數萬人失業[25]。在往日以「「瘋狂的黃莊」」著稱的北京市海淀區海淀黃莊站周邊，學科類培訓機構也逐漸式微[26][27]。上海AA英語、藝文教育、綠光少兒教育（成立於2001年，停業前在上海有23家分校[28]）等校外培訓機構相繼宣佈停業[29][30]。8月27日，中國英語培訓機構愛貝斯總裁攜款失蹤，涉欠工資學費2億人民幣[31]。8月31日，巨人教育宣佈自己經營困難，秋季將無法繼續向學員提供教學服務[32]。
2021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召開新聞發佈會，提及教師「彈性上下班」、減輕學生作業負擔、降低學生考試壓力、「雙減」任務以及學校不得以任何名義設置重點班、不得違規組織考試，考試結果不排名、不公佈學生成績以及以適當方式告知家長學生成績、不得按考試結果調整分班、排座位、貼標籤、小學一二年級不進行紙筆考試、不能隨意增減課時、改變難度、調整進度，不得利用課後服務時間講新課、不允許學校給家長佈置或變相佈置作業、不允許學校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不允許要求學生自批自改作業[33]。
2021年9月6日，國家發改委、教育部、市場監管總局聯合發佈關於加強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校外培訓收費監管的通知。三部門要求義務教育階段線上和線下學科類校外培訓收費屬於非營利性機構收費，納入政府指導價管理，由政府制定基準收費標準和浮動幅度，並納入地方定價目錄。各地制定的浮動幅度，上浮不得超過10%，下浮可不限。培訓機構在政府制定的基準收費標準和浮動幅度內，確定具體收費標準[34]。
2021年9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印發了《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材料管理辦法（試行）》[35]。
2021年9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表示，所有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要在2021年底前變更為非營利性機構[36]。9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佈《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堅決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問題的通知》[37]。
2021年9月11日，北京公佈首批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白名單[38]。
2021年9月14日，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印發《校外培訓機構從業人員管理辦法（試行）》[39]，劃定培訓機構從業人員的11類行為「紅線」以及建立從業人員「黑名單」制度[40]。
2021年9月18日，中國教育部表示，要將學科類培訓機構從備案制度改為審批制度，並且要在2021年底前完成對已備案的線上學科類培訓機構的審批工作。對於通過審批的線上機構，教育行政部門將發放辦學許可證。在獲得辦學許可證及相關證照前，線上機構應暫停新的招生及收費行為。獲得許可證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線上培訓機構一律登記為非營利性法人[41]。
截至2021年9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有10.8萬義務教育學校已填報課後服務信息，其中96.3%的學校提供了課後服務；有7743.1萬名學生參加了課後服務，學生參加率85%[42]。
2021年10月23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家庭教育促進法。該法律於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加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學習、休息、娛樂和體育鍛煉的時間，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學習負擔，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絡[43]。
202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公佈北京、上海、瀋陽、廣州等地雙減效果。北京線下學科類無證機構壓減98%，原有各類培訓機構壓減60%；上海市義務教育學科類培訓機構壓減21.73%，從業人員減少3.5萬人；廣州落實學生每天校園體育活動1.5小時以上，每天安排至少30分鐘的大課間體育鍛煉；成都義務教育學校課後服務覆蓋率100%。[44]
雙減政策出台一周年後，許多教培轉入地下。[45]
2024年9月26日，中國教育部副部長王嘉毅表示，實施雙減以來，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數量大幅度下降，全國20多萬所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普遍開展了課後服務，自願參加課後服務的學生比例由「雙減」前的50%左右提升到90%以上。[46]
後續
2021年11月初，有知情人士告訴華爾街日報，中國當局將向教培公司發放牌照，獲得牌照的公司可以恢復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提供課外輔導服務，但這些公司必須以非營利方式提供課外輔導，不過可以在其他業務從事盈利活動。受此消息提振，新東方、好未來、高途股價上漲30%-40%。[47][48]
2021年11月15日，中華人民教育部印發《義務教育階段校外培訓項目分類鑑別指南》，要求各地加強學科類校外培訓項目鑑別工作[49]。
2021年11月30日，教育部舉行頒證儀式，正式為教育部68人頒發行政執法證，意味着教育部執法權擴大[50]。
2021年12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召開新聞發佈會，介紹雙減效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表示，雙減實施後學生的作業總量和時長得到控制。[51]線下校外培訓機構壓減83.8%，線上校外培訓機構壓減84.1%。留下的培訓機構一部分轉為非營利性機構，實行政府指導價[52]。
2022年1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印發通知，部署各地教育部門做好寒假期間雙減工作，表示要嚴防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開班。[53]截至1月初，中國大陸校外培訓機構收費平均下降40%。[54]
2022年7月20日至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開展以「強化培訓監管 守護快樂假期」為主題的校外培訓「監管護苗」2022年暑期專項行動。其中就包括嚴查學科類培訓。[55]
2022年10月，《國務院關於有效減輕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促進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面健康發展情況的報告》發佈，國務院表示不再審批新的學科類培訓機構[56]。
2022年12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等12部門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學科類隱形變異培訓防範治理工作的意見。意見指出招聘網站、家教網等禁止發佈校外培訓招聘需求信息，禁止發佈面向中小學生的校外培訓廣告。[57]
2022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等十三部門印發《關於規範面向中小學生的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意見》。[58]
2023年7月21日，中國教育部和中消協表示，暑期開展的學科類培訓均屬違規。[59]
2023年7月26日，全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與服務綜合平台上線。全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與服務綜合平台納入首批10多萬家白名單的校外培訓機構（含線上、線下和學科、非學科）。[60]
2023年9月，中國教育部頒佈《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自2023年10月15日起施行 。《辦法》規定了校外培訓的具體行政處罰，對無證開辦的培訓機構規定了警告直至10萬元以下罰款的法律責任。[61]
爭議
在雙減初期，大部分補習班停止補課，而學生家長因擔心孩子成績，尋求一些學校老師私下進行有償補課，家教模式導致教學費用變得更高。[62]也有外媒推測，除補習外，正統教育也受到了當局的干涉，修改重編教材，尤以英史的文科教育為重災區，可能是為了防止人民接觸先進的思想[63][64]。
對經濟信心的打擊也十分巨大，公告當天，補教巨頭當日股市總計就消失了人民幣1092億[65]，政策已造成超過300萬人失業[66]，從事傳播、培訓與媒體等相關行業的民營企業家都受創，一些人身家蒸發達90%[67]，另有一些教培機構也出現特殊的現象，改以中國為基地，對西方學生進行幫助，由於教材質量頗高頗受居住在歐美的家庭好評，以澳大利亞為例，一些教培機構已經瞄準澳洲學生教授，合作加強當地教育的競爭力[68]，一些富裕的城市父母索性送孩子出國唸書，從而加大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差距[69]。
雙減後期，因監管不到位與動力不足以及緩解就業壓力，地下補習班有所抬頭。政府又開始走回頭路，雖然表面未承認，實際上是默許補習班復甦。[70]歷史研究者則分析，習近平所推動的雙減政策，起自公私立的權力之爭、人們對於仕途壟斷、與長期公平教育缺失的不滿引發，然而雖然大家有改革的動機，整體卻是不可避免充滿矛盾[71]，產業分析師則指出，總的經濟損失則從原先兩、三萬億人民幣的市場，跌至3,100億人民幣。推測之所以會失利，是低估了市場的複雜，加上應試主義與制度影響已久，同時造成新型態的教育不公所導致[72]。而自2022年起，政府已經決定恢復一些補習班，改為特許制度，藝術與體育等也陸續重建中[73]，非學科類的補習活動現已經重回舞台等。象徵着政策的一些突出變化[74][75]。
另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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