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熊岳駐防是清代駐防於軍事重鎮熊岳城（位於今中華人民共和國遼寧省營口市鮁魚圈區熊岳鎮）的八旗官兵。
熊岳城是清代除省城以外設置駐防最早、級別最高，兵員最多的城池之一。曾駐有包括巴爾虎和錫伯部在內的滿洲、蒙古、漢軍八旗官兵。[1]
沿革
清初駐防八旗制度尚未成熟，1644年-1687年間，雖然熊岳城是關外的重要軍事據點，其主官僅稱為「城守官」（推測為品秩為正三品左右）。清順治元年，清軍入關，關外由內大臣何洛會為盛京總兵（昂邦章京），在熊岳、錦州、寧遠、鳳凰城、興京、義州、新城、牛莊、岫巖9地設城守官。根據《奉天通志》記載，熊岳城守官下轄滿洲佐領3名、漢軍佐領1名[2]:大事二十八，推測兵員600名，是這9處城守官中下轄兵力最多的。[1]:64,65,68
1687年-1727年間，熊岳城主官為熊岳防守尉。1662年（康熙元年），盛京昂邦章京改為鎮守遼東等處將軍（即後來的盛京將軍）。1687年，熊岳設防守尉（正四品）1名，其下有防禦（正五品）8名，1689年增設驍騎校（正六品）1名。防守尉初設時期有八旗兵丁1000名。[1]:65,66,68
清初的駐防八旗兵員由京旗撥派，故而駐防人員仍認為北京是真正的居住地。而在康熙年間八旗駐防制度成熟，在各地駐防的官兵雖然仍保留原有的旗分，實質上與八旗旗主已經脫離主從關係，以駐防地的佐領為主。駐防熊岳的八旗官兵也經歷了這種重編。[1]:66
康熙年間曾數次裁撤熊岳的漢軍八旗兵丁，總計586名。這些漢軍兵丁以正身旗人的身份認領冊地。有學者認為裁撤漢軍的理由是該時期有善於騎射的東北少數民族編入八旗，漢軍旗的作用降低；同時令漢軍解甲歸田，可以開發遼東閒置的土地。[1]:68,69
康熙年間曾4次向熊岳增員。第1次是1692年（康熙31年），編入八旗的巴爾虎蒙古被派駐各地，其中有55人派駐熊岳。第2次是1693年（康熙32年），熊岳城增設鐵匠9名。鐵匠為隨軍匠役，收入較低。當時盛京將軍以下各地正規兵員月餉2兩，匠役月餉為其四分之一，僅5錢。第3次增兵是1699年（康熙38年），編入八旗的錫伯部被派往盛京駐防，其中131名派駐熊岳。第4次為1722年（康熙61年），抽調福建漢軍180名充實盛京各處，有16名派駐熊岳。[1]:69
1727年-1843年間，熊岳城主官為熊岳副都統。1727年（雍正5年），朝廷考慮熊岳位於遼南中部，適於軍事調度，在熊岳設副都統，統轄遼南各處的駐防事務。副都統雖然品級低於將軍，但地位相對獨立，基本不受將軍干預。這一變化使得熊岳成為遼南地區實質上的首府，管理鴨綠江至遼東半島地區[3]:483。同一時期全國單獨設副都統（不含將軍駐地）的駐防地點共有19處，其中關外有10處（今遼寧境內僅有熊岳和錦州兩處），關內9處。[1]:66,67
據記載，熊岳副都統下轄兵員最多時為1114名，其中滿洲兵957名，蒙古兵（不含巴爾虎）91名，巴爾虎56名。乾隆、道光年間，兵員數穩定在950名左右。[1]:69,70
1843年-1911年，熊岳城主官重新降級為防守尉。1831年起，有英國的走私艦進入遼東灣，試圖登陸。為了加強海防，1843年（道光21年），熊岳副都統衙門遷往金州，就近統領旅順水師營。熊岳主官降為防守尉級別，下轄防禦2名、驍騎尉2名，兵員減至560名。[1]:67,70
清末時防守尉以下有佐領1名（巴爾虎）、防禦1名、驍騎尉1名、驍騎校6名（含巴爾虎1名）。在防守尉級別的軍事據點中，熊岳仍屬兵員充實之處，甚至略多於岫巖、興京、蓋州等城守尉級別的據點。[1]:71
駐防官兵收入
一般而言，八旗兵丁的經濟收入來源是糧餉，包括餉銀、歲米、馬乾（馬料）、名糧等。餉銀和歲米是固定收入。例如下級軍官領催、前鋒每年銀36兩、米48斛，炮手、馬甲（騎兵）每年銀24兩、米36斛，步軍、匠役每年銀12兩米24斛等。然而東北地區的駐防兵丁收入有所不同。明末清初由於遼東戰亂頻仍，人丁稀少，土地撂荒，盛京各地的八旗兵丁跑馬占荒獲取了大量土地。關外兵丁兼務農業，每年餉銀收入與關內駐防兵丁相同，但無歲米，以旗田收入充當。[4]
旗田是駐防八旗所擁有的田地，包括國有、按人分配的「紅冊地」和私自開墾的「旗餘地」。以規定紅冊地旗田份額而言，城守尉有地60晌（1晌合6畝）（約24公頃），筆帖式25晌（10公頃），防禦35晌（14公頃），驍騎校30晌（12公頃），甲兵10晌（4公頃）。其糧食收入比關內兵丁約多一倍。旗田隨旗人人口增長面積也逐漸增加：1693年（康熙32年）熊岳駐防八旗有旗田21,971晌，至1727年（雍正5年）增加至56,721晌，1780年（乾隆45年）為57,482晌。[4]
旗田在早期並無稅賦，但由於私墾旗田較多，康熙朝起對盛京旗田徵稅。私墾旗田（旗餘地）需要上報，並按照土地面積和等級交稅。紅冊地原則上屬國有，不准私自交易，但可以在本旗內轉讓；旗餘地則逐漸被默認，可以買賣。旗田大多租給民人，收取地租。[4]
駐防熊岳的八旗分佈
熊岳駐防八旗居住地在今遼寧省營口市鮁魚圈區和蓋州市境內[註 1]，東起陳屯，西到渤海海岸，南起九壟地、歸州，北到紅旗鎮、鮁魚圈。清代八旗駐防，各旗方位有慣例，即八旗方位：一般兩黃旗在北、兩白旗在東、兩紅旗在西、兩藍旗在南。這一原則據說與五行相剋、五色與五行配屬有關。然而熊岳的駐防八旗的村落分佈並不符合這一規則。[1]:74,75
以熊岳城為中心，南方為正黃旗（今九壟地街道正黃旗村）、鑲黃旗（原熊岳鎮政府附近）、巴爾虎（九壟地街道東達營、西達營）；東方為正白旗（今熊岳鎮溫泉村）；北方為鑲白旗（營口市鮁魚圈區紅海辦事處）、正藍旗（鮁魚圈區紅旗鎮西藍旗村）；西方為正紅旗（九壟地街道正紅旗村）；西南為鑲藍旗（歸州街道廂藍旗村）、鑲紅旗（歸州街道廂紅旗村）。[1]:75東部山區（千山余脈）沒有旗人居住[4]。
至今很多村莊地名仍然反映八旗的旗分，但需要注意稱「紅旗」的地名未必來自清代的兩紅旗，原兩白旗所在地名現在也常不帶「白」字。這是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地名順應政治風潮而被修改。例如正白旗所在地原名（正）白旗村，被改名為溫泉村；鑲白旗所在地被改為紅海村（紅海辦事處）[5]；正藍旗的所在地也被改為紅旗鎮[5]。[1]:75
駐防熊岳的巴爾虎蒙古
康熙年間，巴爾虎蒙古5000餘人從外蒙古內遷，其中1200人被編入清朝的軍事力量。最初巴爾虎未被編入八旗，朝廷專設正三品巴爾虎佐領10員進行管理。巴爾虎人保持蒙古生活習慣，在遼陽、牛莊一帶放牧，住蒙古氈房，他們游牧的一些地方因此得名「營子」、「達子營」等，熊岳附近至今有這類名稱的村莊，營口市的舊稱「沒溝營」也來源於此。[1]:71
這些巴爾虎人後來被編入上三旗（鑲黃、正黃、正白），在三旗各置佐領一名，分撥各處駐防。10個巴爾虎牛錄里有3個牛錄駐防於盛京，而其它7個牛錄分別駐防於盛京將軍下轄的開原、遼陽、熊岳、復州、金州、岫巖、鳳凰城[6]:49。熊岳城與鳳凰城的巴爾虎的旗分為正黃旗。清廷為了保證作為後來者的巴爾虎人不被歧視，在巴爾虎駐防地都設置巴爾虎旗衙門，獨立於八旗衙門，故而民間俗稱為「第九旗」。[1]:71,72
巴爾虎牛錄後來也編入了來自其他蒙古部的人員。例如，1731年（雍正9年），有來自西蒙古的烏梁海1牛錄62戶176名，編入盛京將軍轄下包括熊岳城在內的各巴爾虎牛錄。[6]:50
生活在熊岳乃至整個遼寧地區的巴爾虎人因在旗時間長久，生活習慣已與滿洲旗人同化，很多人在報民族身份時報為滿族。[1]:72
駐防熊岳的錫伯
錫伯人在清代前期為科爾沁王公所屬。1692年（康熙31年），清廷為加強軍事力量，從科爾沁貴族處贖得錫伯等部，計萬餘丁，編為84個牛錄，歸入上三旗。最初這些人駐防於伯都訥、烏拉等地，1699年（康熙38年），錫伯大部分調入盛京，少部分調往北京，在盛京的錫伯人被分派往下轄各處駐防，其中熊岳城131名。[1]:72,73
1764年（乾隆29年），朝廷抽調錫伯兵丁充實新疆防衛。抽調的約1000名錫伯兵丁中有51人來自熊岳，連同家屬共計200餘人。[1]:73
註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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