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十月事件（波蘭語：Polski październik），簡稱十月事件，是1956年發生在波蘭的重要政治事件，其直接原因是赫魯曉夫掌權後全面否定斯大林所導致的蘇東集團政治局勢與意識形態動盪。一些社會學家也將十月事件定義為波蘭十月革命，因為儘管該事件在激進程度上不如稍後發生的1956年匈牙利革命，但它對蘇東集團以及蘇聯與其中東歐衛星國之間的關係或許造成了更加深遠的影響[2]。
| 波蘭十月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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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的一部分 | |||||||
 1956年10月24日，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在其人氣高點向人群發表講話，呼籲工人們結束抗議並返回工作崗位[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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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參與方 | |||||||
 蘇聯 |
 波蘭人民共和國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 政治支持 | |||||||
 納托林派 |
波蘭統一工人黨 | ||||||
1956年波蘭人民共和國發生政治洗牌，隨着3月份波共領導人博萊斯瓦夫·貝魯特的逝世，黨內斯大林派失去了最有力的靠山。此時距離赫魯曉夫接任蘇共第一書記並對斯大林發起全面批判已經過去了三年，而6月份爆發的波茲南事件則進一步動搖了黨內保守派的勢力。進入10月，哥穆爾卡領導的改革派開始掌權。經過短暫且緊張的談判後，蘇聯允許哥穆爾卡繼續擔任波共總書記並做出數項讓步，這給波蘭政府帶來了更大的自主權。
該事件在波蘭國內帶來了短暫的體制改革和自由風氣，然而隨着勃列日涅夫政變奪權，哥穆爾卡為求自保開始政治倒車，全面自由化的希望落空，專制與有限主權再次成為了常態。儘管如此，斯大林主義的時代已經告終。
背景
哥穆爾卡上台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1953年約瑟夫·斯大林的去世與隨着而來的去斯大林化和赫魯曉夫解凍引發了整個東方集團關於基本問題的大討論。
1955年夏，第五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在華沙舉行。該項目原本是向西歐及亞非拉的共產主義者宣傳東歐共產主義建設成就的一次大型聯誼活動，吸引了數十萬波蘭觀眾來到華沙觀看為期五天的戲劇和歌舞表演。然而，對波蘭人來說一個更大的看點是外國人，他們中許多來自西歐。然而與當地波蘭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儘管他們有着相似的文化，但顯然更加富裕和開放。許多波蘭人深受打擊，意識到十年來政府宣傳的反西方言論是錯誤的。波蘭人、德國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其他來自共產主義集團的人積極地相互交往。隨着越來越多異國遊客的到來，波蘭人也在城市各處的私人公寓中展開社交活動。大學生甚至與外國人舉行辯論會，而這些人中許多並非共產主義者[3]:446–448。
1956年2月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新任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發佈名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對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4]。在波蘭，除了批判個人崇拜，熱門辯論話題主要集中在波蘭是否有權走上更獨立的「適應性、民族性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在細枝末節上照搬蘇聯模式，例如許多統一工人黨成員開始批評斯大林在大清洗期間對波蘭共產黨員的處決[5]。此外，1953年波蘭高級情報官員約瑟夫·斯維亞托的叛逃與其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新聞發佈會讓華沙當局顏面盡失，同時使得公安部，也就是波蘭的秘密警察遭到削弱。因此，當1956年3月波共第一書記（被稱為「波蘭的斯大林」）博萊斯瓦夫·貝魯特在莫斯科意外去世的消息傳來後[6]，統一工人黨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競爭驟然加劇，波蘭社會的局勢也日益緊張，最終引發了波茲南事件[4][7][8]。
波蘭統一工人黨秘書處決定將赫魯曉夫的講話向波蘭民眾公開，這在東歐集團中是絕無僅有的。貝魯特的繼任者抓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主義發起譴責這個機會，向大眾展示他們與斯大林主義一刀兩斷的決心和發起民主改良的意願。
抗議與騷亂
1956年3月底至4月初，在改革派控制的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鼓勵下，波蘭全國各地開始密集召開黨組織會議，參與者數以萬計，取得了超乎預期的成功。波蘭的政治氣氛逐漸鬆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論一些以往被視為禁區的話題，如波共政權的合法性，斯大林主義的罪行，日益獲得民眾支持瓦迪斯瓦夫·戈穆爾卡的被捕，以及蘇波關係中積存的問題，包括蘇軍北方集群在波蘭的長期駐紮、蘇德瓜分波蘭、卡廷大屠殺和蘇聯對華沙起義提供的有限支持等。民眾要求立即召開新一屆黨代會並希望民選瑟姆[注 1]能在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還提出要保障公民的個人自由。書記處對事件發展超出預期感到震驚，為了緩解過熱情緒，決定撤銷原本打算對公眾發表的講話[8]。
6月，波茲南發生騷亂，數萬名工人們走上街頭，抗議食品和消費品短缺、住房條件惡劣、實際收入下降、與蘇聯的貿易關係以及經濟管理不善等問題。波蘭政府最初將抗議者統統打上「外國特務、反革命分子和帝國主義特工」的標籤，出動軍警坦克實行暴力鎮壓，導致57[9]至78人[10][11]死亡，主要為抗議者，此外還有數百人受傷或被捕。不過黨內高層很快意識到此次騷亂已經喚醒了波蘭民族意識，決定修正之前的判斷。官方態度因此由強硬轉為緩和，同意漲薪50％，並作出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5][12][13]。
波茲南爆發的抗議活動並非孤例，而只是波蘭各地騷亂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當年秋天，社會抗議活動再次爆發。11月18日，騷亂者摧毀了比得哥什的民兵總部和無線電干擾設備，12月10日，什切青的抗議人群襲擊了當地公共建築，包括監獄、國家檢察官辦公室、民兵總部和蘇聯領事館。波蘭全國各地對秘密警察的聲討愈演愈烈，人民要求解散公眾安全局並追責工作人員，還要求揭露秘密警察在民間安插的眼線，可疑的人員經常遭到民眾襲擊。許多地區人群聚集在秘密警察總部外，高喊敵對口號並打碎窗戶。波蘭全國的數百個城鎮舉行了公開集會、示威和街頭遊行，這些活動通常由地方黨支部、地方當局和工會組織。然而，受到民眾情緒裹挾，官方常常失去對局面的控制。暴怒的人群採取激進行動，這導致了街頭騷亂以及與警察和其他執法機構的衝突。10月19日至21日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八中全會」會議期間及會後，街頭抗議運動達到頂峰並一直持續到年底。宗教情緒也在此時到達高潮，人們唱起了讚美詩，要求釋放之前因反對當局而被逮捕的斯特凡·維辛斯基並恢復其主教的職務。民族主義常常是人們被動員起來的主要動力，其在公共集會中也佔據主導地位，人們聚集在一起唱國歌和其他愛國歌曲，要求象徵着波蘭民族的白鷹標誌回歸國旗和軍服的設計，並抨擊波蘭對蘇聯及其軍隊的高度依賴。他們要求俄國人歸還在二戰中瓜分的波蘭領土，對卡廷大屠殺做出解釋，並取消學校里的俄語課程。10月的最後十天，波蘭人鄙視的紅軍紀念碑遭到破壞；紅星從房屋、工廠和學校的屋頂上被拉下來；紅旗被毀；將納粹德軍趕出波蘭的蘇軍指揮官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肖像也難逃污損。有人試圖強行闖入蘇聯公民家中——其中大部分位於下西里西亞，那裏是許多蘇軍的駐地。然而，與匈牙利和波茲南的抗議者不同，這些反對活動在政治訴求和實際行動上有相當的分寸，並沒有完全針對共產主義制度。而波共當局也未有像6月那樣受到公開和明確的挑戰，六月起義中盛行的反共口號，例如「我們想要自由選舉」、「打倒共產黨獨裁」或「打倒共產黨」在新一輪抗議中並不流行。此外，黨委沒有受到直接攻擊[8]。
領導層的變動
1956年10月，黨的第一書記、波蘭總理愛德華·奧哈布在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上提名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接替他的黨內職務。戈穆爾卡曾於1943至1948年間擔任波共第一書記，屬於溫和派，因此其被以貝魯特為首的斯大林主義強硬派批為「右翼民族修正主義」遭到罷黜並在1951年入獄[4]。哥穆爾卡的復出是波共兩派都可以接受的結果：主張制度自由化的改革派和意識到需要妥協的強硬派[1]。哥穆爾卡堅持要求掌握能夠推行改革的實權，他提出將曾動員軍隊鎮壓波茲南工人的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從波共政治局和國防部里除名[注 2]，奧哈布表示同意。波蘭領導層依靠着軍隊和內務安全部隊的支持，將哥穆爾卡與他的幾個親信送入了政治局，並任命他為新任第一書記。由於沒有斯大林主義的醜聞纏身，哥穆爾卡獲得了波蘭民眾的接受，但卻在莫斯科方面遭受了相當的懷疑[4]。
蘇聯領導層警惕地審視正在波蘭發生的事件，儘管其本身也在去斯大林化，但波蘭公眾期望的進一步民主改革對蘇共來說是不可接受的。莫斯科相信東歐集團任何一個國家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都可能導致共產主義制度的毀滅與蘇聯在整個地區影響力的崩潰。除了在政治上對改革的擔憂，蘇聯還關注其經濟影響，之前為了儘快實現經濟一體化，蘇聯對東歐集團的大部分地區進行了巨額注資，例如向波蘭工業提供資金並作為波蘭的主要貿易夥伴。蘇聯指導和購買波蘭製造的產品，隨後向其出口後者已不再生產的物件。這種一體化意味着一個國家的任何改革，無論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都會對另一個國家產生巨大影響。正是由於這種捆綁，波蘭在經濟上不可能獨立，該國長期以來被迫依賴蘇聯，完全脫離這套體系對其來說是災難性的。因此，波蘇兩國在博弈的不同方面都握有至關重要的能量。前者可以在地緣政治上與風起雲湧的匈牙利民主運動相呼應，威脅蘇聯的東歐霸權，而後者能徹底摧毀波蘭的經濟。因此，波蘭政府的任何改革都必須照顧到蘇聯的要求，但同時蘇聯也不得不承認波蘭是一個關鍵的夥伴[15]。
蘇共中央委員會委派了一個高級代表團前往波蘭，試圖阻止政治局裏的親蘇成員（主要指羅科索夫斯基）被開除[16]。這個代表團由赫魯曉夫親自帶領，成員包括阿納斯塔斯·米高揚、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爾·卡岡諾維奇和伊萬·科涅夫。談判過程非常緊張，波蘭與蘇聯軍隊都處於警戒狀態，且雙方都在進行完全不加掩飾的威懾性軍事演習[2][17]，甚至在蘇聯代表團正式抵達之前，駐紮在波蘭的武裝部隊（包括兩個裝甲師）就已離開基地向華沙進發，最終停在距離波蘭首都不到一百公里的位置[18][19][20]。
波蘭領導層表示共產主義的面貌必須更加民族主義化，蘇聯不能再對波蘭人民直接加以控制。
赫魯曉夫的講話成了波蘭改革最重要的理據，在斯大林時期，莫斯科能將對蘇友好的俄羅斯和波蘭人直接安插在華沙的重要崗位上，而由於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主義的嚴厲批判，其無法效仿前任再對波蘭進行明目張胆的干涉。波蘭領導層意識到到民眾的普遍意願，因此阻止蘇聯對波蘭的直接控制，但同時也需保證提出的要求不致使本國脫離東方集團體系。哥穆爾卡要求增加自主權並允許進行一些體制改革，但也向蘇聯保證，改革是內部事務，波蘭無意放棄共產主義或與蘇聯的任何條約[2][7]。另一方面，赫魯曉夫上台後與毛澤東的分歧日益加深，後者對蘇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主義的報告感到不滿，同時在波蘭事務上不斷給蘇聯施壓，批評其調動軍隊的行為是「大國沙文主義」[21]，要求立即滿足波方提出的合理要求[1][22]。除此之外，蘇聯還需應對匈牙利日漸高漲的局勢[17][22]。
最終在磋商後赫魯曉夫確信哥穆爾卡不會改變共產主義的基本制度，他撤回了對波蘭的入侵威脅並同意做出妥協，波共第一書記將繼續由哥穆爾卡擔任[1][4]。根據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的描述，在親自與這位新任第一書記對峙後，他命令蘇聯軍隊就地停止前進，而哥穆爾卡當時處於激動狀態，「要求」蘇軍返回基地，不然「可怕且不可逆的事情就會發生」。不過赫魯曉夫聲稱他從未反對過哥穆爾卡掌管波共，並在後者出獄後就期望其能升任最高職位[23]。
領導層的立場使得10月份之社會抗議在政治層面上相對溫和，同樣起關鍵作用的是民族主義情緒，其於6月份達到高潮，而卻在10月受到了抑制。哥穆爾卡及其支持者反抗入侵的強硬態度與蘇聯迫在眉睫的軍事威脅改變了統一工人黨的社會形象。過去他們被視為外國利益集團俯首帖耳的僕從與傀儡，是波蘭民族的叛徒，而隨着局勢的發展這個執政黨成為了反蘇民族國家的一部分。哥穆爾卡主要不是作為一名共產主義領袖，而是爭取祖國獨立的英雄受到了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熱烈支持，他成為了一種國家主權的象徵。在數千場集會上，人群熱情地高呼哥穆爾卡的名字和各種反蘇口號：「羅科索夫斯基滾回蘇聯」、「打倒俄羅斯人」、「哥穆爾卡萬歲」和「我們想要自由的波蘭」[24]。
戈穆爾卡的反蘇傾向在整場事件的宣傳中有所誇大，但他在1948年反斯大林主義的路線以及隨後多年之監禁背書了其在大眾認知里的新形象。波蘭共產主義者也因此意外發現自己被推到了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前方。人民對哥穆爾卡的廣泛支持加強了波蘭共產主義制度的合法化，將群眾的民族主義與反蘇情緒納入了現行的權力結構中。匈牙利的社會抗議摧毀政治體系，但在波蘭它反過來加強後者[8]。
後果
1956年10月19日至22日期間波蘭發生的事件通過自由歐洲電台的新聞與評論為匈牙利人民所知曉。在布達佩斯爆發了支持哥穆爾卡的學生示威，要求匈牙利也進行類似的改革，成為引發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導火索之一[25]。而次月匈牙利的騷亂也的確分散蘇聯高層注意力，確保了波蘭十月事件的成功[7]。
哥穆爾卡在公開演講中批判了斯大林主義帶來的苦難，並承諾進行社會民主化改革，波蘭社會各界對此反應熱烈。至11月中旬，哥穆爾卡在與蘇聯的談判中取得實質性成果，包括取消波蘭現有債務、獲得新的優惠貿易條件、放棄蘇聯強加於波蘭的低效農業集體化政策，以及許可放寬對羅馬天主教會的限制[7]。12月隨着駐軍地位協議簽訂，蘇軍北方集群（駐波蘇軍）的地位最終確定[26]。
十月事件後，羅科索夫斯基和許多其他蘇聯「顧問」離開了波蘭，這表明莫斯科方面願意給予波共當局更多的獨立性。波蘭政府隨後平反了許多斯大林時代的受害者，並釋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就包括紅衣主教斯特凡·維辛斯基[27]。1957年波蘭的立法選舉增加了參政黨[注 3]與獨立候選人的數量，特別是後者的當選席位幾乎翻了一倍，過程相較1952年也自由得多，儘管按照西方標準仍不被認為是公正的民主選舉[28]。
然而，由於哥穆爾卡不能，其實也不想擺脫共產主義制度或蘇聯的統治，他最多只能引領波蘭擁有更大程度上的獨立和一套「波蘭民族共產主義」[2][7]。因為蘇聯人願意承認這種收斂的野心與局部的改革，有限的波蘭革命才得以取得成功，而出於同樣的原因，性質相同但更加激進的匈牙利革命遭到了鎮壓[2]。諾曼·戴維斯將該事件的影響總結為波蘭從傀儡國轉成附庸國[2]；雷蒙德·皮爾遜（Raymond Pearson）同樣指出波蘭在自主權方面從蘇聯的殖民地變為了自治領[7]。
哥穆爾卡承諾走一條更符合民族傳統和國情的「波蘭社會主義道路」，許多波蘭人因此將1956年的戲劇性對抗解讀為專制制度終結的前兆[4]。然而，剛上台時因社會改革，被樂觀地稱為「哥穆爾卡解凍」，而廣受歡迎[29]的新任波蘭領導人依然逐漸軟化了其對蘇聯壓力的反對態度，20世紀50年代末波蘭發生重大政治變革的希望在60年代被日益幻滅所取代。最終哥穆爾卡未能實現他藉此機會挽救波蘭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事業的目標[2]。
社會風氣變得較為自由開放（如波蘭電影學派的一系列成就與《灰燼與鑽石》等爭議電影的推出），公民社會開始發展，但這種半心半意的民主化對波蘭人民而言仍如隔靴搔癢[2]。至1968年的政治危機發生時，哥穆爾卡解凍早已結束，政府軍與抗議者之間的暴力衝突進一步加劇了波蘭社會的緊張局勢。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之普遍不滿最終導致哥穆爾卡在1970年的十二月事件中被免職——諷刺的是當時的情形與1956年助其上台的抗議活動別無二致[2][4]。
在定義方面，一些社會科學家，如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弗蘭克·吉布尼，將波蘭發生的變化稱為一場革命，儘管該事件不如匈牙利的革命那麼引人注目，但可能對東方集團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2]。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提莫西·阿什稱波蘭十月革命是團結工會崛起前波蘭戰後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30]，而伊萬·T·貝倫德聲稱，雖然波蘭十月革命對東歐集團的後續影響可能存在爭議，但它確為波蘭人民共和國的最終垮台埋下了伏筆[2]。
參見
註釋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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