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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湯曉丹生於福建省華安縣。幼年僑居印度尼西亞,喜歡繪畫,並且對電影產生興趣。10歲時,湯曉丹隨父母回到中國,後來在集美農村專科學校學習,閱讀了許多文藝作品。1928年,因參加學生運動而遭到學校開除。1929年,他獨自來到上海,結識了沈西苓、田漢、陽翰笙等左翼戲劇電影界知名人物。他常整天在電影院觀看各種電影。此外,他還從報紙上學到一些戲劇電影理論。[1]
1931年,經沈西苓介紹,湯曉丹進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擔任佈景師。[1]
1932年,在拍攝電影《白金龍》時,由於導演患病,湯曉丹遂頂替導演工作。該片公映後獲得歡迎,湯曉丹一舉成名。此後,湯曉丹執導拍攝了電影《飛絮》、《飄零》。[1]
1934年夏,湯曉丹應邀請到香港拍電影,先後拍攝了《糊塗外交》、《翻天覆地》等等。於1937年2月13日上映的《花開富貴》,是香港影壇首部在片名上融入吉祥話的賀歲電影。[2]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導演了抗日題材的電影《上海火線後》、《小廣東》、《民族的吼聲》等等。1942年香港淪陷,日方想找他拍攝《香港攻略》,他改名換姓後逃亡重慶。[3]抗日戰爭勝利後,湯曉丹回到上海,拍攝了《警魂歌》、《天堂春夢》、《甦鳳記》、《失去的愛情》等電影。[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湯曉丹任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以擅長拍攝戰爭題材電影而著稱。從1950年到1965年,湯曉丹導演了《鋼鐵世家》、《不夜城》、《臥龍湖》三部故事片,並且拍攝了《勝利重逢》、《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怒海輕騎》、《沙漠裏的戰鬥》、《紅日》、《水手長的故事》七部戰爭題材電影。其中,《南征北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拍攝的一部優秀的軍事題材影片。1954年湯曉丹導演的《渡江偵察記》是另一部優秀影片,1957年獲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獎一等獎,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好評。1963年拍攝完成的《紅日》公映之後,受到觀眾歡迎。[1]1962年,湯曉丹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4]
不久,電影《紅日》被批判為「反黨大毒草」,湯曉丹受到牽連。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湯曉丹受到嚴重迫害,「死去活來反覆數次」,後來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湯化達接受了重拍《渡江偵察記》的導演任務之後,工作進展因故受阻,經批准將湯曉丹從五七幹校調到攝製組。湯曉丹恢復工作,也為其子湯沐海通過政審成為上海音樂學院工農兵學員鋪平了道路,所以湯曉丹很感激湯化達。[4]
1975年後,湯曉丹拍攝了《祖國啊,母親!》、《傲蕾·一蘭》(上、下)、《南昌起義》等電影。1983年,拍攝完成傳記片《廖仲愷》。 《傲蕾·一蘭》獲文化部1979年優秀影片獎;《南昌起義》獲文化部1981年優秀影片獎;《廖仲愷》獲文化部1983年優秀影片二等獎,湯曉丹因此片而獲得1984年第4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1]湯曉丹還曾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終身成就獎,「國家有突出貢獻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等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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